在世界服饰发展史中，其政治内涵历来深邃。在这一点上，中国尤甚。
《礼记·坊记》：“子曰：‘贵贱有等，衣服有别。’”
《尚书·毕命》：“四夷左衽，罔不咸赖。”《论语·宪问第十四》：“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这说明，在旧时代的中国，服饰有两个最主要的功能：一曰明等级，二曰辨种族。
这种传统到清代依然如故。清军入关后，即严令汉族军民“剃发易服”，以此作为臣服的标志。
顺治二年六月“丙辰（1645年6月28日-引者），谕南中文武军民剃发，不从者治以军法。是月，始谕直省限旬日剃发如律令。”（《清史稿·世祖本纪一》）
至清晚，受到西洋文化的影响，国人的服饰风尚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剪辫与放足
晚清服饰风尚的变化，其发端是男人的剪辫和女人的放足。
最早剪去辫子的，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和寓居外洋的华人。1895年，孙中山和陈少白等人即在日本剪掉了发辫。1898年，新加坡华人集体发动了剪辫运动。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于1898年9月5日后上《请断发易服改元折》。康在奏折中称：辫发被洋人“斥为豚尾，出入不便，去之无损，留之反劳”，他恳请“皇上身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在此，康有为将断发易服上升到了富国强民的高度。
由于变法失败，这一主张不了了之。
至20世纪初，特别是1903年至1910年的7年间，剪辫运动开始在留日学生和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中风起。那些留学生归国时已经剪去发辫，朝廷也无可如何。
后来，剪辫风潮逐渐渗进新军军营。1905年时，很多新军已经将发辫剪去一半盘于头顶，以便佩戴军帽。
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第41标2营士兵李左清自行剪掉辫子，还得到了协统黎元洪的夸赞和羡慕：“我国朝野上下，近因受外界之刺激，于剪发一事几乎风靡一时。余本欲先行剃去，以为军界同人倡，因明诏未颁，故尔中止。今尔毅然剪去，免豚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匪惟社会所欢迎，亦即余所崇拜也！”
剪辫，是男人易服的前提；而放足，则是女人服饰变化的基础。
还是康有为，他在1898年7月间上《请禁妇女裹足折》。他在奏折中写道：女子缠足不啻“刖刑”，“于保民非荣，于仁政大伤”。他恳请皇帝“怜此弱女，拯此无辜，亟宜禁此非刑，改兹恶俗！”
1902年2月1日，朝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明发上谕，重申了禁止女子缠足：“朕钦奉皇太后懿旨，……嗣后搢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断不准官吏胥役，藉词禁令扰累民间。”（《清德宗实录》卷492）
1902年后，女性放足在大中城市已蔚然成风。特别是各类新式女子学堂都严禁学生缠足。1907年3月8日，朝廷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该章程专门规定：“女子缠足最为残害肢体，有乖体育之道，各学堂一律禁除。”
但是，女性缠足在广大农村地区贻害极深，很多女孩直至民国10年以后仍在缠足。笔者的姥姥出生于1925年的北方农村，她就是“小脚”。她也是我见过的最后的缠足女。
男装：洋服与长衫
清末，渗入传统中国的西式男装主要有两种：西服和日式学生装。
西服现在已经是国际上男士的标准“正装”。这种造型定型于19世纪中期，20世纪初逐渐成为国际通行的男式服饰。
西服的标准造型是：翻驳领，单排或双排扣，有腰省，也就是所谓“掐腰儿”；一般左胸处有贴袋或手巾袋；有些西服造型在背后还留有“开气儿”，有的是“单开”，有的是“双开”。
穿着西服，必须穿着配套的西裤和皮鞋，旧时还流行佩戴平顶宽檐礼帽。
上边说的西服属于“常礼服”，而“大礼服”也很受上层人士的喜爱。所谓“大礼服”是指在正式社交场合，如会议或宴会、舞会时穿着的西式礼服。与常礼服相比，大礼服的上装更长，与膝齐平；同时，颈项间扎领结；穿着时，要配合过踝的黑色皮靴。
在清末民初时，与西服配套的饰品还包括文明棍、怀表、金丝边眼镜、皮包和金戒指等等。当然，这些“标配”饰品如今都已经不再符合现代流行文化了，但在当时都是风靡一时的时髦元素。
那时，留学生，新式学堂的学生，新派知识分子，军界和警界都是“洋服”最早的消费者。
与汉族传统“宽袍大袖”和满式服饰相比，西服量体裁衣，能体现穿着者挺拔匀称的身材体型，而且便于行动，又不失庄重和严肃，在那个时代还兼具展现新潮思想和政治倾向的功能。因此，大受知识分子、新派人物和革命党人的欢迎。尤其是革命党人，剪发辫、穿洋服并不完全是追求时髦，更为表明自己的反清立场，宣示着与清朝廷的彻底决裂。
清末民初的安徽庐江人刘声木在其《苌楚斋续笔》卷9中有言：“宣统辛亥以前，服西装者甚少，即有之，亦以中下等人为多，中人以上者不屑为之。九十月乱炽之时，举国若狂，竞以服洋装为时髦。避乱在沪之遗臣遗民，经济每多困难，平时出门，仅坐黄包车而已。时人集一联云：‘革命钜子绿毡帽，亡国大夫黄包车。’甚工切。迨至十余年，约在乙丑、丙寅之间，以用三克为时髦，谓之‘三克主义’：一目戴‘克罗克’，外国一种眼镜玻璃片名，译音如此；手拿‘司的克’，西人抒手棒；口衔‘茄力克’，乃西洋一种烟卷名，亦译音大致如此也。”
清末，还有一种西式洋服风靡一时，那就是日本学生装。这种洋服传入的主要渠道是留日学生。
日本“明治维新”后，逐渐将西式服装的设计与剪裁引入学生装和军服制作。其中的学生装设计，完全照搬了西服贴身合体的风格，但采用立领，胸前也有一个口袋，其设计初衷是插钢笔。这种造型，完全是从欧式西服造型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款式。
这种日式学生装及其变种服饰，至今都是国内“型男”青睐的款式。
而后来成为“国服”的中山装，实际就脱胎于这种日式学生装。
标准中山装采用翻领，对襟，前襟有5颗纽扣，前身有4个贴兜，袖口有3颗纽扣，衣背不开气。这些设计具有明确的政治和文化含义：衣服前面的4个贴兜代表礼、仪、廉、耻；门襟五颗纽扣代表立法、司法、行政、考试、检察五权，即所谓“三权分立，五权宪法”；袖口的3颗纽扣，代表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及共和理念（平等、自由、博爱）；背后不开气，代表国家的统一；衣领为翻领，代表治国严谨。
在清末民初，还有一种“长衫”也成为男性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的正式礼服。
这种服饰是根据明代士大夫常穿的道袍常服改造而成：把道袍的宽大改为更加合体贴身，大交领改成小圆领，但仍采用右衽而非对襟。
在民国时期，很多名人都以“长衫”为正式礼服。像蒋介石、鲁迅就常以长衫打扮示人。电视剧《四世同堂》中的祁家老大瑞轩也是整日穿着中式长衫。
女性永远走在时尚的最前沿
清末民初女性服饰的西化首先出现在上海。
在这些女式新服饰中，改良旗袍可谓最具典型意义者。所谓旗袍，就是清代在旗女子穿着的袍服，是满族的传统女性服饰。
所谓改良旗袍则是在传统旗袍的基础上，受到欧美女性服饰的影响，“旗袍裁制者将旗袍与西式服装结合起来，或是局部西化，或是在旗袍外配搭西式外套，大衣，绒衫等。旗袍局部的西化表现在领、袖处采用西式服装的装饰，采用洋装中的翻领、V形领、荷叶领。袖型则有荷叶袖、开衩袖等。”
改良旗袍还有个特点，就是改变了传统旗袍外形轮廓宽大的特点，其裁剪更加贴身，以彰显女性婀娜的身体曲线。同时，穿着改良旗袍者，必脚穿西式的高跟皮鞋。
这种中西结合，最终造就了一种独具东方韵味的女性服装，成为中国女性的“国服”。
同时，纯西洋女装和西式发型也渐渐被上海等大城市的女性所接受。
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4里就写道：“上海妇女装束，每隔半年或一年即一变，样式千奇百怪，如入山阴道中，目不暇给。乙丑（1925年-引者）上半年，妇女流行之髻，有种种不同。据《时报》第贰百伍拾玖号《图画周刊》所载，有十二种名目，曰水波式、垂苏式、处女式、平分式、镰刀式、斜分式、定波式、刘海式、绞练式、圆弧式、垂翼式。并谓各式随所生之面配合，益增美丽云云。真可谓无奇不有矣。”
晚清时期女性的“袄裙”服饰，也很流行。这种服饰的特点是上衣下裳。新女性渐渐接受新思想，进学堂后，又受到日式女装的影响，“袄裙”慢慢演变成了一种新范式，即在清末民初新知识女性中非常流行的“文明新装”。
“文明新装”的特点是：上身是一件立领右衽的贴身长袖短褂，其长度仅到腰际，下身是宽大长裙，长度达到脚踝，脚上穿一双布鞋。
这种新女性形象在民国题材的影视剧中比比皆是，甚至成了那时女学生的标准打扮。不过也确实，这种服饰多为当时在新式学堂中学习的女性所穿着。
让服饰回归其审美本质
服饰，本不该有那么多政治内涵。清末民初服饰风尚的变化，标志着传统“服制”的终结。服饰开始摆脱等级制度符号的身份，逐渐回归其审美本质。
这也就使中国近现代服饰、时尚文化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清末民初的服饰演化，逐渐淡化了帝制时代的政治束缚与繁文缛节，给了百姓更多选择，以彰显其自身的喜好和个性。同时，也在传统与西洋服饰的融合中慢慢摸索着平衡点。
总而言之，那时的服饰特点仍然是含蓄和低调的。其实，这也正是中国传统之美的核心内涵。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当下也非常时髦的“汉服运动”。
不过，我个人以为，这是个“伪命题”，而且很××……
康涛
2020年9月21日于北京研磨时光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