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少企业大佬纷纷开启“退位”模式。前有“做个快乐老头”柳传志、悔创阿里杰克马，后有不知妻美刘强东，如今连教育培训界“网红”俞敏洪也萌生退意，宣称“对企业没有兴趣”。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从2019年开始的这股退休潮，至今还在密集进行。人们不经要问，商业大佬纷纷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到底是偶然因素在驱使，还是必然因素在发挥作用？
大佬终将离去
36年前，柳传志刚刚创立联想。如今，联想集团、神州数码、联想控股均已上市，联想集团年营收超千亿元。作为中国企业家的教父，柳传志于2019年12月31日正式卸任联想控股董事长及执行董事，宁旻接任董事长，李蓬出任首席执行官。“我觉得迄今为止我的人生满意度可以打98分”，柳传志这样评价自己。如此潇洒的卸任，可谓功成名就。
来自火星的马云，在先后创办阿里巴巴、蚂蚁金服、阿里云、菜鸟网络等超大型企业之后，也在2019年退休了。根据2020年胡润全球富豪榜最新榜单排名，马云的身家已涨至388亿美元，成为中国最富有之人。2019年教师节这天，他辞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之位，张勇接任。“大家知道我是闲不住的人，除了继续担任阿里巴巴合伙人和为合伙人组织机制做努力和贡献外，我想回归教育，做我热爱的事情会让我无比兴奋和幸福。”马云在辞职公开信中说。
不过，王卫的离开似乎低调了一些。在2020胡润全球富豪榜上，顺丰王卫以1330亿元位列中国第十，也相当显赫。根据企查查数据显示，2019年12月10日，顺丰控股集团商贸有限公司发生了工商变更，王卫卸任董事长一职，由吴茜接任。对于王卫的卸任，顺丰的回应大多如出一辙，都是“有助于提高其日常经营的效率”等理由。
在新生代企业家里面，美团联合创始人、S-team成员、高级副总裁王慧文也于2020年1月20日正式离开美团。谈及这一变动，王慧文表示，一直以来我都不能很好的处理工作与家庭、健康的关系；也处理不好业务经营所需要的专注精进与个人散乱不稳定的兴趣之间的关系；不热爱管理却又不得不做管理的痛苦也与日俱增；我也一直担心人生被惯性主导，怠于熟悉的环境而错过了不同的精彩。
当然，在众多大佬的离开中，当数刘强东最为传奇，也最出人意料。正如有媒体评价：“明尼苏达一声炮响，江湖从此再无东哥。”
在明尼苏达事件被曝光的第一时间，京东股价开盘就大跌逾7%，收盘下跌5.97%，当日市值蒸发27亿美元，市值蒸发最高时甚至达到600亿美元。代价之大，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留下了光怪陆离的一笔。
经此一事，昨夜堪称京东利器的刘强东，今日已成京东软肋。于是，大概从2019年11月份开始，京东便开启了“去刘强东化”模式。
在推掉近50来家京东系公司高管职务后，刘强东近日直接卸任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职务。很多明眼人都知道，在京东的商业版图中，九成以上的收入都由该公司承担。虽然现在的刘强东依然手握16.2%的京东集团股权、78.7%的投票权，但人们还是不免感叹：东哥正在远去，中国互联网的兴衰荣辱恐将与他再无瓜葛。
离开的背后逻辑
当前，“退位”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家群体不可回避的话题。对于企业大佬离开的原因，坊间一直众说纷纭不一而足，甚至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阴谋论断，但不外乎大致有以下几类：
其一，企业家个人能力或精力有限。如果企业家担任过多职务，必然牵扯到更多精力。历史上的诸葛亮，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结果积劳成疾。在他死后，蜀国是最先灭亡的国家。因此，优秀的企业领导人应该注重用人任事，而不是以一当十办尽所有事。孔明累死自己也不注重培养人才，最终酿成多输的败局。
尤其在当前技术突飞猛进、市场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之下，企业家更应该在深思熟虑之后大胆分权授权，与团队核心成员一起应对复杂的局面，才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走得更远，走得更稳健。
其二，完成企业权力过渡，确保基业长青。对于超大型企业而言，如果企业顺利完成权力交接，将无疑会减少企业生存发展的风险。其实，阿里巴巴的权力交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从卫哲、陆兆禧，再到张勇，尝试过三次才算最终成功。正如马云在退休时所言，“今天不是马云的退休，而是一个制度传承的开始； 今天不是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一个制度的成功。”
根据阿里巴巴对外发布的相关财报文件显示，在2019年之前，阿里巴巴完成了对VIE架构的调整完善，由阿里巴巴合伙人和高管集体进行控制，目的就是为了规避“关键人风险”，以确保企业更加稳健地运行。
其三，规避责任，减少风险。近年来，随着中国征信系统的不断完善，很多企业主有可能由于一些细小过失被拉进失信者名单。因此，企业家多兼任一个职务，就多一份风险，既可能给企业家自身声誉带来损失，也可能给其关联公司带来潜在风险，得不偿失。
其四，企业家个人形象受损时，企业主动或被动进行切割。在“性侵门”事件爆发之后，资本市场和投资人开始不断审视刘强东对京东的价值。在起此彼伏的社会舆论压力面前，刘强东不得不进行放权，就属于典型的被动切割。不过在刘强东淡出的2019年，在公司CEO徐雷的带领下，京东交出了史上最好的业绩，让投资者重新看到了京东崛起的希望。
其五，企业运行遭遇危机，通过退休或者离任提振市场信心。近年来，从“排放门”到企业高层施泰德被捕，奥迪品牌接连遭遇至暗时刻。有着多年营销和市场经验的老将伯蓝·绍特临危受命，为奥迪“稳定军心”及未来发展起到了良好作用。
正如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兼奥迪汽车股份公司监事会主席赫伯特·迪斯博士指出，在关键时刻伯蓝·绍特接过了奥迪的领导工作，成功地管理了公司业务，同时开启了重要的企业变革，提振了市场信心。
总而言之，在企业的现实生存环境中，不论企业创始人以何种形式离开，都可能会对企业造成各种潜在的风险。而如何减弱企业创始人的退出给企业带来的冲击，是每一个企业必须直面并力求稳妥处理的重大课题。（作者：鹤云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