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泛突厥主義”？
簡而言之，就是一種主張將土耳其、俄羅斯、伊朗、阿富汗、中國及中亞諸國等境內“所有操突厥語的民族”聯合為一體，建立“大突厥斯坦”的跨國民族主義思潮。
“泛突厥主義”思潮，最早出現於匈牙利，“興盛”於沙俄治下的韃靼人地區。
泛突厥主義下理解下的突厥語民族分佈
西方關於“突厥”的研究，最早集中在語言學領域。1893年，丹麥語言學家湯姆森最早破譯了亞洲中、北部草原上殘存的古代突厥文碑銘，並確認其為早已失傳的古代突厥文。
闕特勤碑，正面及左右側刻突厥文，背面為玄宗皇帝親書的漢文
隨著語言學研究的深入，有關突厥的歷史與文化的研究也逐步展開，最終形成了一門新學科——“突厥學”。西方學者的“突厥學”研究，主要參考的是波斯（伊朗）和阿拉伯文獻。
隨著時間的推移，“突厥”的“範圍”被無限擴大——西至韃靼尼爾海峽，東至河西走廊的龐大突厥語族，甚至連匈奴、蒙古等北亞遊牧民族，也被涵蓋於內。
草原壁畫上的突厥重騎兵
工業革命之後，西方近代民族國家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民族國家”和“民族自決”理論，主張“每一個民族都有權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
概括的說，“泛突厥主義”的誕生，既受惠於近代西方“突厥學”實踐、“民族國家”和“民族自決理論”以及“泛”思潮，同時也是民族壓迫的產物。
一
16世紀，韃靼人成為了俄國境內使用突厥語各族的泛稱。他們主要分佈在伏爾加河流域的喀山、阿斯特拉罕和克里米亞地區 ，其居住地也被稱為韃靼斯坦，長期飽受沙俄統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
伊凡雷帝征服（韃靼）喀山汗國
為了反抗沙俄的統治，韃靼知識分子們充分借鑑了歐洲“突厥學”研究成果和“民族自決”理論中的可利用成分，提出了“泛突厥主義”。
早期“泛突厥主義”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加斯普林斯基、玉素甫·阿克楚拉、阿里·胡賽因扎德、阿合買提·維利迪·託甘等人。其中，以加斯普林斯基的名氣最大。
他提出了“在語言、思想、行動上聯合起來”的口號，還創辦了《我的突厥》、《譯文報》等報刊，積極推銷他自己創造的“介於奧斯曼語和韃靼語”之間的“共同語”，企圖將所有操突厥語的民族聯合起來。
位於克里米亞的加斯普林斯基之墓
不過，在十月革命前後，“泛突厥主義”在俄國失去立足之地，宣傳骨幹相繼逃往土耳其，繼續從事泛突厥主義宣傳活動。
客觀地說，俄國境內的“泛突厥主義”，主要是民族壓迫的產物。
二
進入十九世紀，“西亞病夫”土耳其面臨著被歐洲列強肢解的危險。在國家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土耳其的知識分子們，嗅到了“泛突厥主義”的潛在價值。
近代的土耳其軍隊
以孜牙·喬加勒甫、吉布·阿西姆、米賽丁·薩米、敏·尤爾達迪勒為代表的泛突厥主義分子陸續粉墨登場。
其中，喬加勒甫最為出名，被稱為土耳其泛突厥主義的祖師。喬加勒甫一開始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包含所有突厥人的“圖蘭”。
不過，他在其成名之作《突厥主義原理》中，放棄了建立“圖蘭”的思想。認為“首先要做的是團結所有烏古思突厥人，包括阿塞拜疆、伊朗、花剌子模等與土耳其突厥人語言最相近的突厥人，與土耳其聯合起來形成烏古思斯坦”。
希臘的獨立，吹響了土耳其“被肢解”的號角
泰金·阿爾普，為山河日下的土耳其制定了一套對外征服方案：
- 先奪取從伊斯坦布爾到貝加爾湖和從喀山到蒙古的“小圖蘭”；
- 征服從斯堪的納維亞山脈到日本水域、從北冰洋到西藏高原的“大圖蘭”。
實際上，一戰前的土耳其，“縮水”非常嚴重
1908年，青年土耳其黨上臺，“泛突厥主義”開始受到了土耳其政府的青睞。境內各種泛突厥主義組織如雨後春筍般鑽了出來，如“土耳其協會”、“突厥祖國協會”、“土耳其之家”等。有了官方的背書，泛突厥主義思潮開始在土耳其及其鄰近地區得到廣泛傳播。
一戰期間，土耳其加入德國陣營，企圖藉助德國摧毀俄國，從而“解救”俄國統治下的“突厥人”。悲催的是，他們站錯了隊，淪為戰敗國。要不是凱末爾橫空出世、力挽狂瀾，土耳其甚至有亡國滅種的危險。
黃色區域為《色佛爾條約》規定的土耳其疆域，只有今天土耳其的三分之一
凱末爾上臺後，奉行“凱末爾主義”，泛突厥主義也被官方冷遇，不得不從政治領域轉向文化領域，伺機東山再起。
進入20世紀30年代，法西斯主義的橫行，土耳其新一代的泛突厥主義分子們再一次走向了前臺。代表人物有胡賽因·尼哈勒·阿齊茲、納查德·桑查爾、雷哈·烏古思·蒂爾罕、奧爾汗·賽義菲· 鄂爾渾等。
他們大都有反蘇、反共和極端種族主義傾向，如蒂爾罕創辦的《蒼狼》雜誌，極力宣揚“突厥種族高於一切”、“突厥種族優於其他種族”。
蘇德戰爭爆發後，他們企圖藉助德國力量摧毀蘇聯，從而建立一個囊括中亞的“新突厥帝國”。不過，他們又一次站錯了隊，建立“新突厥帝國”的“夢想”化為烏有。
二戰接近尾聲，“中立”的土耳其宣佈“對德宣戰”
二戰後，土耳其進入多黨制時代，政治環境也相對寬鬆，泛突厥主義分子獲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間。
與二戰時期一樣，他們的活動主要表現為反蘇、反共和反華。出於冷戰的需要，美國對其進行或明或暗的支持和縱容。不過，鑑於土耳其國內政局的動盪，在泛突厥主義分子的活動空間比較有限，基本無法涉足政治領域。
蘇聯解體後，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等五個被認為屬於“突厥語國家”宣佈獨立。
伴隨著紅旗的降落，蘇聯成為了歷史
中亞五國在獨立初期對泛突厥主義的熱衷，使泛突厥主義有“死灰復燃”之勢。作為近代“泛突厥思想”大本營的土耳其，積極發展同“中亞五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的交流，雙邊關係愈發密切。
“中亞五國”概況
1992年，土耳其總統圖爾古特·厄扎爾，在同中亞5國首腦會晤時公開表示： “我們有共同的根，我們是同一棵大樹上的枝杈，如果我們能對這個歷史性機會做出評價並避免錯誤，我們就能把21世紀變成突厥人的世紀。”
圖爾古特·厄扎爾(1927—1993)，曾任土耳其總理（1983～1989）和第八任總統（1989～1993）
烏茲別克斯坦總統卡里莫夫也公開表示：“我認為今天最重要的問題是建立經濟、精神乃至政治上統一起來的中亞”，“我們的人民將支持建立一個統一的突厥斯坦的呼聲，我對此深信不疑”。
卡里莫夫（1938—2016），1991年當選為烏茲別克斯坦總統，並於2000年、2007年、2015年連任。
不過，中亞五國的領導人很快就認識到了泛突厥主義對國家主權的威脅。
卡里莫夫在其著作《臨近21世紀的烏茲別克斯坦》中寫道：
歷史上我們屬於突厥語大家庭，但我們的人民堅決拋棄“大圖蘭”這一沙文主義思想。對於我們來說，“圖蘭”是地區突厥語各族人民文化共同體的象徵，而不是超政治共同體的象徵。
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也在其《站在21世紀的門檻上》一書中指出：
土耳其總統和中亞各國的交往中，不掩飾地嚮往著建立從貝加爾到地中海和多瑙河的強大突厥國家聯合體“理想”，但是這不能被新獨立的哈薩克斯坦所接受。
納扎爾巴耶夫
於是，“泛突厥主義”很快在中亞五國失去了市場。
“有趣的是”，直到今天，在土耳其，從政府官員到學者、普通民眾，泛突厥主義仍然有一定的市場，在文化領域具有較強的影響力。
土耳其政府發行的16帝國紀念郵票
畢竟，這種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其充當“突厥世界”老大哥的虛榮心。
三
清末至民國初年，泛突厥主義思潮開始向中國新疆滲透。初期主要表現為對文化、教育領域的滲透，其傳播主要有兩條途徑：
- 由沙俄的韃靼斯坦經中亞傳入；
- 由土耳其傳入。
清末迪化府（烏魯木齊）的清朝官員
俄國的部分韃靼商人，經常來往於俄國韃靼斯坦、中亞與新疆之間，加斯普林斯基創辦的泛突厥主義報刊《我的突厥》、《譯文報》以及“扎吉德”思想，隨之傳入新疆。
- 1913年，部分新疆商人到達土耳其，並與土耳其泛突厥主義分子穆罕默德·塔拉特進行接觸，商議從土耳其聘請教師至新疆辦學、傳教。
- 1914年，土耳其人阿赫邁德· 凱末爾抵達阿圖什，受到富翁玉山巴依等人的歡迎，並開始在阿圖什辦學，公開傳播泛突厥主義，後被地方當局查處。
此後，新疆多地出現外國人私自辦學宣傳泛突厥主義的情況。僅被地方當局查封的就有庫車、莎車、吐魯番、和田等地的多所學校。
1917年9月，新疆省長楊增新曾呈報中央政府，:“今日查有土耳其人，由漢口及內地各處發寄信函，暨土文印刷品，分寄新疆纏回（指維吾爾族）及阿洪（訇）頭目，暨各軍隊，屢經查獲，不一而足。”
楊增新（1864-1928），字鼎臣，漢族，雲南蒙自人，新疆軍閥
在這一時期，新疆每年都有上萬人去麥加朝聖，前往土耳其及其他西亞等地留學、經商者也為數不少。在與外國人接觸過程中，少數人受泛突厥主義的影響，成為了泛突厥主義分子。
- 有的攜帶宣傳品返回新疆，宣揚泛突厥主義；
- 有的返回新疆後，直接從事分裂活動。
這些新疆本土的泛突厥主義分子，為了實現所謂的“東突厥斯坦獨立”，不遺餘力地進行泛突厥主義宣傳、政治活動。
後來，一些泛突厥主義分子投靠蔣介石政府，設法竊取新疆地方政府高位，利用合法身份變本加厲地宣揚泛突厥主義，從事分裂祖國的活動。
麥斯武德（1888-1951），1947年至1948年任新疆省主席，1951年4月被人民政府處決
如麥斯武德，早年曾留學土耳其，接受泛突厥主義，1915年返回新疆後，打著辦教育、開醫院的幌子，傳播泛突厥主義，在伊犁開辦8所學校，公開宣言“我們的祖先是突厥，我們的祖國是土耳其”。
20世紀30年代後期，麥斯武德投靠蔣介石政府，一度成為新疆省政府主席，他利用職權大肆宣揚泛突厥主義，從事分裂祖國的活動。
耕地的新疆農民（攝於1943年）
總的來說，俄國韃靼+土耳其泛突厥主義分子對新疆的積極滲透，新疆本土泛突厥主義分子的鼓動，民國政府統治的無能以及日益尖銳的民族矛盾，讓泛突厥主義思潮迅速在新疆氾濫開來。
四
新中國成立後，泛突厥主義思想在新疆迅速失去立足之地。代表人物穆罕默德·伊敏等人先後輾轉至土耳其，將土耳其作為他們從事“東突厥斯坦解放事業”的大本營。
進入20世紀50年代，土耳其成為了了“疆獨”勢力從事分裂祖國活動的主要基地。他們創辦《突厥斯坦》月刊（後改名為《突厥斯坦之聲》），宣傳泛突厥主義，大肆攻擊蘇聯和中國的民族政策。
穆罕默德·伊敏（1898-1964）成擔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1964年病死於土耳其
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中蘇關係惡化。蘇聯利用廣播電臺向新疆發動宣傳攻勢，除了出版大量反華書籍，還公開宣揚、鼓吹泛突厥主義，妄圖將新疆從中國分割出去。
資料顯示，自1963年至1982年的20年間：
- 設在阿拉木圖、塔什干的電臺，每天以四至六個小時交替使用維吾爾、哈薩克語，集中對新疆展開宣傳攻勢；
- 廣播文章、講話、談話等各類文章共約2萬餘篇，3000萬字之巨；
- 露骨地鼓吹“維吾爾的祖國是東突厥斯坦”，應該給維吾爾人民“民族自決權”，公開煽動新疆“要像蘇聯那樣建立民族共和國”。
60年代發生的伊塔事件，背後便有蘇聯的煽動
蘇聯解體後，伴隨著中亞五國的獨立，泛突厥主義大有死灰復燃之勢。
其中，土耳其泛突厥主義分子的氣焰甚為囂張，揚言要建立一個從波黑到中國海的“圖蘭聯盟”。據統計，20 世紀90年代年初，僅喀什海關就查扣了大量來自“伊斯蘭世界聯盟”和土耳其的宗教宣傳品等郵件。
泛突厥主義自20世紀初傳入新疆之後，成為了長期影響新疆安全與穩定的不安定因素，至今陰魂不散。
五
泛突厥主義對新疆安全與穩定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長期的，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1）泛突厥主義為“疆獨”勢力提供了理論、思想支撐
泛突厥主義主張的“大突厥斯坦”思想在傳入新疆後，迅速被新疆分裂分子接受並加以改造，打出“東突厥斯坦獨立”、“維吾爾斯坦解放”的旗號，宣稱“我們的祖國是東突厥斯坦”，大肆宣傳泛突厥主義並從事分裂活動。
所謂的“泛突厥主義遊行”
以新疆老牌泛突厥主義分子穆罕默德·伊敏為例，他偽造歷史，鼓吹分裂。
- 把“突厥斯坦的突厥民族”說成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民族；
- 把中國歷史上所有的少數民族地方政權，都視為“獨立國家”；
- 把建立過地方政權，與中央政府有過對抗的民族，都收入突厥的族譜，稱他們是“突厥人”。
以穆罕默德·伊敏等為首的分裂勢力，曾於1933年在喀什建立了分裂政權“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其“國歌”便充分說明了泛突厥主義的影響——“我們的旗幟是藍色星月旗，我們的住所是金色的宮殿，突厥斯坦是突厥人的故鄉，突厥人勇敢無比。”
土耳其政府“創造”的“匈奴國旗”
20世紀90年代，新疆大學生中就出現了“東土族解放”、“東土耳其子彈”、“蘭狼解放”、“東土伊斯蘭黨”、“東突星火聯盟”等分裂組織。據統計，“90年代以來，警方破獲各類地下組織、團伙一千多個，其中喀什地區就有四百多個”。
2）泛突厥主義使“疆獨”問題長期化、複雜化，成為威脅新疆安全與穩定的毒瘤
坦誠說，“疆獨”勢力從未放棄他們分裂國家的野心，“疆獨”問題也一直未能得到徹底解決。這種局面的出現，除了“疆獨”勢力頑固不化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境內外泛突厥主義宣傳、鼓動的結果。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突厥夢想”
從以穆罕默德·伊敏為首的老一代“疆獨”勢力，到蘇聯圈養的“東突黨”，再到如今以熱比婭為首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無不得到了境外泛突厥主義分子的支持。
儘管他們的分裂活動屢遭失敗，但似乎從未有過悔改的跡象。一些極端分子有目的地策劃、煽動、製造了暴力恐怖事件，長期威脅著新疆的安全與穩定。
3）泛突厥主義已成為國際反華勢力牽制、分裂中國的工具，致使“疆獨”這一內政問題“國際化”，增加了中國解決“疆獨”問題的難度
泛突厥主義對新疆的滲透及“疆獨”勢力的一系列破壞活動，自始至今都得到了國際反華勢力的縱容和支持。
和平與發展才是主流，各民族要像石榴籽那樣緊緊抱在一起！
- 20世紀初，泛突厥主義對新疆的滲透，就得到了青年土耳其黨領導的土耳其政府的縱容和支持。
- 1933年成立於喀什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其幕後黑手是一直對新疆虎視眈眈的英國。
- 1944年成立於伊犁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得到了與盛世才決裂的蘇聯在政治、軍事、經濟、人員等方面的支持。
- 20世紀60—80年代，泛突厥主義再次成為蘇聯分裂、制衡中國的工具。他們不僅利用設在阿拉木圖、塔什干的電臺，向新疆宣傳泛突厥主義，還編篡大量反華書籍，並製造了“伊塔”邊民外逃事件。
總結起來，“泛突厥主義”的復甦及國際反華勢力對泛突厥主義的利用和支持，使泛突厥主義再次成為國際反華勢力牽制、分裂中國的工具。“疆獨”問題變得複雜化、“國際化”，增加了我國解決“疆獨”問題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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