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莉娅娜·法拉奇
她被誉为“20世纪采访女王”“世界第一女记者”，曾两次获得圣·文森特新闻奖，一次获得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她的采访被誉为“采访艺术的辉煌样板”。与她的事业同样精彩的，还有她的爱情传奇。
作者：九月
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吻
1929年，奥莉娅娜·法拉奇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木匠家庭，父亲是忠实的反法西斯战士。刚满6岁，法拉奇就被父亲逼着学习投掷手榴弹。1943年，佛罗伦萨遭遇轰炸，父亲好不容易找到躲在煤箱里放声大哭的她，她原以为会得到父亲的安抚，没想到，父亲反手就是一巴掌：“你有什么资格哭？就算是女人也不许哭！”
14岁的她，像战士一样爬了出来。她说：“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吻。”
她16岁辍学，21岁成为战地记者，22岁已经是个明星式的记者。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时，她被要求披上黑色披巾才能进去采访，她觉得很不平等。
谈到妇女不能像男人一样上学、工作，甚至不能去海滩、不能穿浴衣时，她问：“那你怎么能穿着浴袍游泳？”
霍梅尼说：“这不关你的事，我们的风俗就这样，如果你不喜欢伊斯兰服装你可以不穿，因为只有正经的年青妇女才配穿。”
她立刻把身上的披巾扯下，摔到霍梅尼的脚前。“太好了，既然你这么说，我马上把这愚蠢的中世纪破布脱下来！”
霍梅尼愣了一下，转身拂袖而去。法拉奇反而坐回沙发上抽起了烟，并远远高声喊道：“我就在这儿等你回来。”霍梅尼最后乖乖回来，继续接受采访。
后来，霍梅尼的儿子告诉法拉奇：“你的行为把我父亲逗得狂笑不止，我以为他气得快疯了，结果他是跑出去大笑的。”
对于法拉奇来说，这也正是她的智慧所在：不畏强权，亦懂得智慧化解。
跟拳王阿里起争执，阿里冲着她打嗝，她直接把录音机摔到他身上，扬长而去；说话滴水不漏的基辛格都被她的采访逼得无法招架。以色列前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在采访后对她说：“你真难对付！但我喜欢这种不平静的采访，又凶又狠又勇敢！”
她说：“权力，它能使某些人意识到自己有权利去指挥别人或惩罚不服从者。我不理解权力，但我却理解那些反对、谴责和拒绝接受权力的人，特别是那些反抗暴政的人。”有人如此评价她：“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法拉奇的每一次采访都提供了一次令人神往的示范：表面上是犀利的提问，本质是在权威面前的平等姿态和独立人格。”
我终于碰到了这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像在同一条铁轨上对面行驶的两列火车相撞一样
1973年8月，得知希腊抵抗运动领袖、企图谋杀暴君的亚利山大·帕纳古里斯刚被释放，原计划采访德国总理的法拉奇临时改变行程，直奔希腊。
尽管没见过他任何一张照片，但在挤满人的房间里，他们的目光一下子便相遇了。
“你终于来了！”阿莱科斯（朋友们对帕纳古里斯的称呼）迎上来，说的是意大利语，法拉奇的母语。这个声音让她顿时失去了平静。拉着她的手，穿过人群，阿莱科斯带她走进卧室，把床上的一大束玫瑰塞进她手里，说：“给你！”这是他特意为她准备的，被囚禁的五年，她的书就是他的伴侣。在那个专为他打造的不足两平方米的混凝土牢房里，他自学了意大利语，为的就是有一天与她见面时能够直接交谈。
法拉奇有些目瞪口呆。阿莱科斯身上的某种东西，“既吸引人，又让人却步；既令人销魂，又使人毛骨悚然。”这让她感到不安、焦虑和莫名其妙的担忧。
为了掩饰，法拉奇躲避着他的目光，用冷冰冰的、职业性的口吻开始提问。可最终，那双吊在天花板下面的被绳索扭曲了的手、那被老虎凳压碎了的脚、肋间的伤口以及左脸上那个像花一样绽开的伤疤让她投降了。任凭他握住她的手，她听到他说：“我喜欢爱情，心心相印的爱情。”
“我终于碰到了这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像在同一条铁轨上对面行驶的两列火车相撞一样。”曾认为“爱一个人就意味着在自己的手腕上戴上手铐”的法拉奇，面对诗人兼孤胆英雄的阿莱科斯时，她感觉：
他们已经见过一百次。1973年8月23日，命中注定他们会在那天相见。那时，法拉奇44岁，阿莱科斯34岁。
被遗忘的爱情，复又萌生，把我重新带进生活
离开雅典的第二天，法拉奇收到阿莱科斯的电报：“我等着你。”第三天、第四天，电报又来了。一周后，是一封信。信里说，他住进了医院，并附了一首短诗：“被遗忘的爱情/复又萌生/把我重新带进生活。”
法拉奇立刻取消了去纽约的机票，几个小时后就来到阿莱科斯身边。“我要乘坐这艘美丽的海轮/在大海中游弋/等啊，盼啊……”听着他朗诵为她写的诗，她陶醉又幸福。
沉醉在幸福中的她，愿意随他到任何一个地方，满足他提出的所有要求。当他用魔一样的声音冷静地问：“我需要一个能成为我的同志、朋友、战友和兄弟的伴侣，你肯帮助我吗？”她听到自己毫无抵抗力地回答：“当然。”
他制订一个个计划，在与假想的敌人斗智斗勇时，有着超乎寻常的激情与兴奋，甚至和她散步时，身上还带着炸药；他不顾警车追踪，把她置于危险之中并以此为乐；策划逃离希腊时，不考虑她的能力所及，蛮横地要求她几天内准备好一艘游艇。她理智的劝告只换来他大嚷：“你不爱我！”
不顾危险，她决定把他带往意大利。他们闪电般的相爱惊动了整个西方世界，法拉奇在机场受到盘查，住所也受到监视。在罗马，阿莱科斯恢复了短暂的平静，在法拉奇的建议下，他给罗马的一家报社撰写专栏，介绍希腊抵抗运动，并把在狱中写的诗歌汇集成册《我在希腊的监狱中为你们写作》。
然而，流亡的身份让他心烦意乱，便衣在门外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一个晚上，当手电筒发出的那束挑衅的光又射进屋里时，被激怒的阿莱科斯冲向房门，法拉奇不顾一切去阻拦时，他一脚踢向了她的肚子。
孩子流产了，法拉奇痛苦万分。她将深沉的母爱诉诸笔端，写了《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在书中，她说：“如果你生为一个男人，我希望你成为那种我经常梦想的男子汉：对弱者赋予同情，对傲慢者给予轻蔑；对那些爱你的人抱以宽宏大量的气度，与那些想支配你的做殊死的斗争。”
两只刺猬是无法真正拥抱的，尽管他们互换了戒指。正常的工作节奏被打乱，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而爆发的争吵也让法拉奇感到压抑，可每次听到不告而别的他在电话里用滑稽的意大利语大喊“是我，是我”时，就像堂·吉诃德忠实的仆人桑丘·潘沙一样，她一次又一次接纳了他。
将这个已故男人的灵魂植入我的身体中，让我重新聆听他的声音
随着希腊政变，军政府倒台，阿莱科斯决定回国参加议员竞选。法拉奇帮他筹钱，陪他走在刀刃上，好几次差点被对手逼得车毁人亡；他痴迷于寻找希腊军事警察档案，她放弃采访，陪他在雅典，和他共同承受骷髅头和房门上“十”字叉的恐怖威胁。她减轻了他的孤独，而她仍独自在他的沙漠中踯躅，越来越身心俱乏。
在布满陷阱的政治中，阿莱科斯嗅到死神的气息，他怀念佛罗伦萨那间他们隐居过的丛林小屋。他突然而至，她照旧毫不费力被他说服，放弃所有工作去陪伴他。在栗树伸进窗台的屋子里，他专心致志伏案著作，她为他洗衣做饭。
他的脑海，始终酝酿着新的斗争。在你来我往的较量中，一场离奇的车祸如约而至。那一天，是他们分开的第24天，三年来最久的一次。他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在机场：“你是一个好伴侣，我有过的唯一伴侣。”17个小时后，她在太平间见到他，像三年前一样，与他冰凉的手指互换了戒指。
阿莱科斯去世后，法拉奇辞掉《欧洲人》的工作，把自己关起来，继续他未完成的书稿。“为了讲述，我也需要忍受折磨，就像将这个已故男人的灵魂植入我的身体中，让我重新聆听他的声音。”为了体验他的痛苦，她去了当初关押他的牢房，“小得就像一座坟墓”；她回忆他们相处的每一个细节，重新理解他，审视他；她拔掉电话线，除了少数几个密友，不跟任何人交流，每天靠60根香烟支撑，一直写到精疲力尽。
整整三年，40万字的《男子汉》问世，扉页上，是深情的三个字：献给你。在序中，她称他为“唯一可以倾诉衷肠的人”。
晚年时的法拉奇，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2006年9月14日，法拉奇与世长辞。
“灯亮了，我听到有声音。有人在奔跑，在绝望地高呼，但是在其他地方，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出生，成千上万的女人将成为母亲，生命不需要你，也不需要我，你已经死了，或许我也行将死去。但这没有关系，因为生命不死。”她在《给未出生孩子的信》中如此写道。
她说：“作为一个女人，你得更激烈地战斗。”
她的一生也是这样，不妥协地坚持战斗。
编辑：沈英子 周静
审核：韩丽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