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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导致逾900人死亡，致死人数超过了17年前“非典”疫情的总数。中国政府已花费至少100亿美元用于控制冠状病毒的爆发，并在全球寻求医疗用品，与此同时，第一批国际专家也已前往该疾病的爆发中心武汉。随着该病毒传播至欧洲以及美国大陆，国际社会对于超级传播者以及无症状传播担忧日盛。全球都在问，“这会不会转变为一场全球性的疫病？”
在人类历史上，死于传染病大流行的人数超过其他任何一种死因的人数。毫无疑问，瘟疫被认为是圣经《启示录》中末日四骑士（另外三个是战争、饥荒和死亡）中最为恶劣的一个。
从某个角度来看，世界历史可以说正是由全球性的疫病所形塑的，而现代医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让传染病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不再成为对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威胁。
传染病史是医学史的开端
传染病史与生物的出现及进化史同在，占据了从史前到现代人类疾病的大半江山。传染病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巴比伦王国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就已经被记述为四灾厄之一，同一时期的埃及也将法老的威势与瘟疫流行时的瘟神进行比较。在中国，从公元前13世纪以甲骨文刻成的考古资料中也发现了占卜瘟疫的文言。传染病是通过民族及文化的接触与交流，欧洲世界的扩大及世界一体化等过程而流行开来的。
发现传染病具有传染性的，是出身于萨曼王朝的伊斯兰世界医学家代表伊本·西那。他在“医典（The Canon of Medicine）”（1020年）中记述了隔离可阻止传染病的扩大，以及受到特定天然物质污染的体液可获得传染性。
生活在14世纪纳斯利德王朝的伊本·海提布在研究伊比利亚半岛安达卢斯地区的黑死病（鼠疫）时，发现与衣物、食器、耳环的接触可左右发病。在此基础上，伊本·卡蒂马建立了一种假设，认为“传染病是由于微生物入侵人类体内而导致”。这一假设通过16世纪意大利修士、科学家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所著的《梅毒》（1530年）及《关于传染病》（1546年）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被广泛接受。弗拉卡斯托罗主张传染病是通过接触传染，他也是梅毒及斑疹伤寒的命名者。
1838年，表示细菌意义的拉丁语 "bacterium" 出现；像如今这样判明病原体则是在19世纪以后，德国科学家罗伯特·科赫在1875年首次使用光学显微镜观察到了拥有感染性的病原体细菌炭疽杆菌，并提出“柯霍氏法则”作为判定传染病病原体的指针，成为了传染病研究的先驱。
而因为病毒（virus）在光学显微镜下也无法看到，其发现晚于细菌。1892年，俄罗斯植物学家伊凡诺夫斯基所发现的烟草花叶病毒是第一种被发现的病毒。在1929年初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抗生素盘尼西林之前，细菌所导致的传染病都没有根治的办法；而病毒所导致的传染病，其治疗过程至今仍有大部分必须依靠患者自身的免疫力。
1935年，德国细菌学家格哈德·多马克开发出了广谱抗菌性药物磺胺类药物。磺胺类药物并非由生物所产生，因此不被视为抗生素。抗生素与磺胺类药物的开发为传染病的治疗开辟了新的开地。
随着抗生素的普及，预防接种的义务化，公共卫生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将传染病只视为过去的威胁，但超级细菌的不断出现及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新兴传染病等新情况的出现，也正在颠覆这种一时的乐观态度。
传染病在漫长的时间里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它的威胁在人类社会中至今仍挥之不去。面对灾难，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人们虽然采取了形形色色的方法，但通过考察人类的瘟疫观、生死观、信仰、哲学、科学在此背景下的发展进步，便能对人类历史、经济、社会的现状有更深刻的理解。
促成罗马帝国与元帝国崩溃的“黑死病”
熟悉欧洲史的人大概会发现这样一个巧合：中世纪那段历史刚好开始于，也刚好结束于欧洲历史上仅有的两次鼠疫大流行。不管是被称作“查士丁尼鼠疫”的第一次鼠疫大流行还是被称作“黑死病”的第二次鼠疫大流行，都“消灭”了很大比例的欧洲人口，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秩序、人口结构、政治格局和人文环境。
鼠疫又称黑死病，一般先在鼠间或其它啮齿类野生动物间流行，借助鼠蚤叮咬人而造成人间鼠疫，未经治疗的鼠疫病死率高达50%～7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先驱薄伽丘在1348-1353年写成的《十日谈》是瘟疫题材的巨著，引言里就谈到了佛罗伦萨严重的疫情。他描写了病人怎样突然跌倒在大街上死去，或者冷冷清清在自己的家中咽气，直到死者的尸体发出了腐烂的臭味，邻居们才知道隔壁发生的事情。旅行者们见到的是荒芜的田园无人耕耘，洞开的酒窖无人问津，无主的奶牛在大街上闲逛，当地的居民却无影无踪。
关于黑死病的故事，还有许多传说。有人说瘟疫是1346年，西征的蒙古军队包围黑海港口城市克法，把患鼠疫死亡的死者尸体用投石机射入城内，城里鼠疫由此开始流行。城里的居民热那亚人逃离此城，鼠疫也跟随他们传播到西西里，随后又传播到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内，第一波的鼠疫就导致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死亡。在随后的300多年间，鼠疫在欧洲仍反复爆发，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才平息。当时由于病因不明，更加重了鼠疫的神秘、恐怖色彩。许多无辜者被指控传播鼠疫而被恐慌的民众处死。
虽然此时人们对鼠疫的病因还没有正确的认识，但对其症状的严重性和传染性却有了初步了解，知道通过呼吸道和接触可传染此病。基于这些认识，当时出现了许多预防和治疗方法，其中一些防护措施现在看来也是十分有效的，比如：医生穿的防护服是一种可以遮盖全身的长袍，手上带一幅大手套，鼻前系一块海绵，上面吸满了溶有丁香和肉桂粉的醋；病室应保持空气流通，白天门窗尽量敞开，夜间至少通风一次，常用玫瑰水和醋刷洗病室，将醋装罐中放置室内；对有传染嫌疑的房屋要通风和熏蒸，室内家具要曝晒消毒，衣物、床单等要焚烧；公共场所、人多处要用香料熏蒸；病人要隔离，即使父子也不可探视；禁止举行殡葬仪式，死尸须在郊外远处埋葬。这些举措无疑对控制疫情蔓延有很大作用。
人们认识到了行政手段在控制和预防传染病中的重要作用。在瘟疫流行之初，米兰当局曾采取措施防范疫病侵袭，效果良好。丹多罗总督曾任命一委员会专门督导收尸、殡葬、戒备外来船只、隔离、呈报病情等事项。1374年威尼斯首先颁布法规，对所有来往客商中已感染或有感染嫌疑的一律不许进城，其它意大利城市也照例而行；1377年亚得里亚东海岸的拉古萨共和国颁布了对海员的管理规则，指定距离城市与海港相当远的地方为登陆所，所有被疑为受鼠疫传染的人，须在空气新鲜阳光充足的环境里停留30天后才准入境。与外来旅客有接触者也要隔离。后来隔离期又被延长至40天，称四旬斋(Quarantenaria),“海港检疫”(Quarantine)一词即来源于此。1383年马赛特设海港检疫站。这种措施现为全世界通用，我国于1873年7月首先在上海、厦门实施检疫，1930年3月成立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
直到19世纪后期细菌学创立后，鼠疫的病源和传播途径才逐渐明朗。1894年，法国细菌学家耶尔森在香港调查鼠疫时，发现其病原体是一种细菌，这种细菌后来就被命名为耶尔森氏杆菌。1898年，另一位法国人西蒙德确定了鼠疫的传播途径是跳蚤把病菌从老鼠传播给人。到20世纪中叶，抗菌素的发明使得鼠疫成了容易治愈的疾病，而公共卫生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也切断了鼠疫的传播途径。现在，鼠疫已非常罕见，但并不是完全消失，因为它仍然会在鼠类之中传播，一有机会还会传播给人。
在20世纪80年代，非洲、亚洲和南美洲每年都有发生鼠疫的报告。1996年印度爆发的鼠疫还成了世界的重大新闻。目前，每年大约有1000到2000人感染鼠疫。即使在美国，平均每年也会有10多人从野外鼠类感染鼠疫，1/7的患者死亡。鼠疫已非不治之症，也容易控制。
数次作为殖民者的武器的“天花”
古代世界大约60％的人口受到了天花的威胁，1/4的感染者会死亡，大多数幸存者会失明或留下疤痕。天花危害人类的历史可能比鼠疫还要久远，据传在3000多年前起源于印度或埃及。从古埃及法老拉米西斯五世等人的木乃伊上，可以发现天花留下的疤痕。
天花原来只在“旧世界”（亚洲、欧洲和非洲）流行，在17、18世纪，它是西方最严重的传染病，但是在历史上的影响却比不上鼠疫，这可能是因为其受害者以儿童为主（约1/10的儿童因天花夭折），活下来的成年人大多已有了免疫力。
但是当欧洲殖民者在15世纪末登上新大陆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欧洲殖民者给新大陆原住民带去了多种从未遇到过、因而不具有任何免疫力的传染病，其中最致命的一种就是天花。为什么科尔特斯率领300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靠的秘密武器就是天花：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不幸染上了天花。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另一个强大的帝国印加帝国（现秘鲁及周边国家）也因为天花流行而被皮萨罗带着180名西班牙殖民者轻而易举地征服。北美的殖民者则有意将天花传给印第安人，给他们送去天花患者用过的毯子。在天花的肆虐下，几个原先有数百万人口的主要印第安部落减少到只剩数千人或完全灭绝。在与殖民者接触之前，美洲原住民大约有两三千万人口，而到16世纪末，只剩下100万人。
在我国历史上天花有许多名称，如虏疮、豆疮、天行斑疮、天疱疮等。大约出现于汉代，晋代有流行的记载，唐宋时益多，元明以来尤为猖獗。
中国古代的人们发现，那些患过天花的幸存者不再患此症，由此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据传11世纪中国就有接种人痘获得成功的例子，17世纪逐渐普及。张璐的《医通》(1695年)说：“迩年有种痘之术，始自江右，达于燕齐，近则遍行南北。”清初医生于茂鲲称：“近来种花一道，无论乡村城市，各处盛行”。可见清初人痘术已在南方和中原地区被广泛采用。
满清入关前后, 其居住地颇有天花流行, 不少皇室成员感染天花致死, 顺治皇帝二十四岁即死于天花。康熙皇帝对预防痘症极为重视，顺治因痘早逝, 康熙本人亦曾备尝患痘之苦, 促使他下决心推广种痘术。他多次召痘医入宫布痘，亲自下令向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种痘。1682年康熙的《庭训格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49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
种痘法在全国城乡的普遍实施也促进了种痘技术的提高，1742年成书的《医宗金鉴》记有四种接种人痘的方法，清代朱奕的《种痘新法》则描述了人痘苗的选育方法：“其苗传种愈久，药力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害也。”这完全符合现代制备疫苗的科学原理。
种痘法很快远传海外，1688年俄罗斯遣人来中国学痘医；1744年，杭州李仁山将种痘法传到日本，并在1840年牛痘法传入前一直采用。18世纪中期人痘接种术还传到美洲大陆。
人痘接种术传到英国更具有特殊意义，成为牛痘产生的基础。英国皇家学会的档案资料显示，1700年英国的医学家就对中国的人痘接种术有所了解，1721年天花肆虐英伦三岛，曾任驻土耳其公使的夫人玛丽·蒙塔古积极推广人痘接种术，使这一方法在英国流传开来，牛痘的发明者琴纳在小学时曾被接种过人痘。1770年他随著名外科医生约翰·亨特在圣乔治医院学习，2年后回乡行医，他的职责之一就是接种人痘，当地的挤奶工人相信得过牛天花就不会感染人天花，因此拒绝接种人痘。经过调查，琴纳确信患牛天花和接种人痘一样具有防止天花感染的作用，于是萌发了接种牛痘的想法，1796年他终于实现了这一想法，把一位患牛天花女工的痘浆接种到一个男孩身上，获得成功后又5次为他接种人痘，均未感染，证明了接种牛痘可以抵抗天花。
在英国，如同人痘接种术一样，牛痘接种开始也受到了许多守旧者的非难，然而它的有效性不容置疑，由于牛痘比人痘更安全、简便，逐渐取代了人痘接种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牛痘苗的制造、检定技术不断改进，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了免疫接种，最终消灭了天花，造福于全人类。
天花由病毒引起，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即使在现代，不幸患上天花通常也主要采用支持疗法。人类之所以能战胜这个历史上为非作歹的恶魔，靠得就是“种痘”这把“利剑” 。以“种痘”为滥觞的免疫接种方法现在已被用来对付许多传染病，成为人类与传染病作战的有力武器。
人类的掌控力幻觉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与疫病不断抗争的历史，而此次新冠，因其全新又增添了人类新的恐惧，因其破坏了我们的秩序感、信任感和稳定感。
正如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社会学教授Robert Dingwall所言，人类很不善于处理偶发概念，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有秩序和规律，想当然地认为稳定是理所当然的，以为明天和今天大同小异，但事实上，传染病一直都在那里。
经此一役，人类也能愈发清晰的看到现代生物医学显著的局限性，且常反思、且不忘记。
最后，分享法国小说家、哲学家阿尔贝·加缪1957年在接受诺贝尔奖时演说中的一段，“毫无疑问，每一代人都有改造世界的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则更为艰巨，我们不是要改造世界，而是要阻止世界的毁灭。我们继承的是个腐败的历史，这历史混合了堕落的革命、误入歧途的科技、死亡的幽灵、陈旧的意识形态；人自身的力量已足以把一切摧毁，却不知道如何说服他人；人的智慧已堕落为仇恨和压迫的工具。作为这个腐败历史的继承人，我们这一代必须从否定自我出发，在内心与外部世界重新建立起生命与死亡的尊严。在这个濒临分崩离析、万劫不复的死亡之境的世界中，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知道，当我们与时间疯狂的赛跑的时候，应该重新调和劳动与文化，并跟世界上所有的人携起手来，重新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共同遵守的誓约。这一代人能不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尚难确定，但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许多人起来为真理和自由而战，并随时准备为之献身。对于这种斗争，尤其是这种牺牲，无论何时何地，都值得我们为之致敬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