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14日，23歲的保定人張祥和被日軍押解到塘沽後，乘“第七壽丸”貨物運輸船到達日本大阪。297名勞工被全部關押在擁擠潮溼的船艙內，由於環境惡劣，到達大阪港時，已經有16人罹難死於船上。在大阪呆了一天後，又被強迫登上另一艘船，前往東川，這段行船途中，又有17人罹難。到達東川之後，改乘火車，有一人跳車逃生，但隨即被日本軍警槍殺。
火車停在旭川，下車後被推搡上大卡車，為了不讓沿途的日本百姓看到這些被強徵的勞工，因此卡車選擇黑夜行走，最終卡車停在了東川水庫工地的收容所。這裡就是勞工們的目的地，他們要在這裡被奴役被強迫勞動，隨時隨地都有被殺掉的可能，翻譯告訴他們，不要多說話，一定要聽話，日本工頭讓幹什麼就幹什麼，不想死的話就不要反駁。
這座收容所圍牆高大，牆上釘著鐵絲網，每間宿舍只有一個鐵門和一個小窗，小窗上面鐵欄杆，跟監獄一樣。負責看守勞工的日本軍警站在四個角的崗樓中監視院內的情況，為防止他們跟勞工接觸和熟悉，每一週就輪換一次。
此時已經是深秋季節，但勞工們依舊穿著破爛的單衣，由於一路上的虐待，加之營養失調，幾乎所有人出現全身浮腫的症狀，眼睛癟下，手指彎曲，其狀很慘。看到這些勞工的“怪樣子”，連日本工頭都懷疑“這樣的人能提高工作效率嗎？”
第二天，這些接近“半死”的勞工就被工頭和軍警帶到水庫，進行強體力勞動，勞工們用手推車和土筐，在日本人的監視下修建水庫工程。從早上六點出工，一直幹到天黑看不見東西為止。
日本監工拎著木棍或鐵絲製成的鞭子，監視著每個人的勞動，稍有不慎，就會遭到毒打。捱打期間不能出聲和反抗，要不然就會招來更為嚴酷的毒打。
北海道的天氣格外的冷，勞工們缺少禦寒的衣物，日本人也不配給，只能用水泥袋或稻草裹在身上禦寒，樣子看上去很滑稽。日本人藉此取樂，嘲諷勞工是未開化的野蠻人。由於沒有手套，也沒有鞋子，被凍傷手腳的人不計其數。在搬運石頭的過程中，由於下雪，加之手被凍僵不能應用自如，常常被石頭砸傷腿腳。有一種叫做“蛇籠”的裝石頭工具，把勞工的手夾得青紫，甚至會被夾斷手指。如此繁重的勞動，卻不能換來一頓飽腹。
除了吃不飽飯和嚴酷的勞役之外，勞工們還要飽受著非人的虐待和私刑，有些日本看守很壞，他們在酒後會拿這些勞工開心，經常在深夜把人趕到院中，無緣無故打一頓，或是讓勞工們圍著院子跑，誰跑得慢誰就會捱打。一些看守的年紀只有十幾歲，為了訓練他的膽量，年長的看守會命令他們去毆打那些跟他們父親年紀差不多的勞工。有人不敢下手，則遭到上司的懲罰。
一次，工友李春跟隨一個姓水口的日本當地人到醫務室維修房頂，在房頂上他聽到悽慘的叫聲，從縫隙中一看，頓時驚呆了，一個頭上包著紗布的勞工呈“大”字形被捆在四根木樁上，四五個年輕的日本看守拿著木棍劈頭蓋臉的毒打他，直到將那個勞工打到不再喊叫為止。
李春嚇得不輕，那個姓水口的日本當地人也吃驚不小，他讓李春不要再看，以免被日本看守發現，並將自己的飯糰給了李春，一臉慚愧狀，顯然他並不知道那些日本青年會是如此之狠毒。
後來又有兩批勞工被運到，所有人只顧埋頭幹活，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解脫。直到有一天，有個被俘後充當勞工的軍官聽到了廣播，他懂得一些日語，興奮地告訴大家，日本宣佈投降了，大家自由了。
從這一天開始，誰也不肯再給日本人幹活，日本看守也不敢再打人，他們每個人都垂頭喪氣，不再是以往兇狠的樣子。勞工們洗得乾乾淨淨，理髮刮臉，全部換上了新衣服，結伴走出收容所到處遊玩。
許多日本少女被一些高大英俊的中國男子吸引，邀請他們到家中做客，希望他們留下來。那個懂日語的軍官，寫得一手好字，一個名叫桂子的姑娘深深地愛上了他，兩人山勢海盟，發誓永遠在一起。然而夢想最終破滅，日本人只允許這些身份為勞工的人回去，卻不允許他們帶走日本女子。那個軍官在回國的船上發了高燒，一直喊著桂子的名字，滴水不進，到岸之時已經奄奄一息。這樣的故事有很多，都是很悽慘的。
根據日本方面提供的資料，在東川水庫收容所死亡的勞工為53人，加上在運輸途中死亡的人數，共計88人。這僅僅是東川水庫一個收容所的死亡數字，而在日本這樣的收容所有成百上千，可想而知有多少無辜的人死在異國他鄉。這些勞工最小的只有16歲（趙成斌），最大的53歲（鄭雙閣），他們並沒有得到日本方面的任何賠償，有人提出為死難者建立一座“慰靈碑”也遭到日本方面的拒絕，日本人一口一個反思，一個道歉，卻不付諸於實際行動，這不得不令人感到憤慨。
參考文獻《北海道的勞工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