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還有約20%適齡兒童沒有上幼兒園，他們多集中在貧困山區。山村幼兒園嘗試解決學前教育“最後一公里”的問題，將幼兒園帶入這些鄉村。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2009年和青海樂都區合作開展了山村幼兒園試點。十年來，“一村一園：山村幼兒園計劃”已在11個省（市）、30個縣相繼推廣，累計受益農村兒童約20萬。
留守、貧困、孤獨等，這些都是山村孩子們成長面臨的“毒性壓力”，會影響其成長髮育（秦斌 攝）
搶救式干預
5歲的小詩雯努力地在石板上走著。
所謂“走”，是用雙手提著兩個特製的“平衡木”，腳踩其上，步伐隨著手提動作而動。特製“平衡木”是一罐用過的紫色奶粉罐，頂部用不到1米一根繩子繫著，首尾連接。小詩雯要彎下腰，雙手提繩，雙腳一步步往前挪著小步。
這是一場幼兒園鍛鍊兒童平衡能力的遊戲。
小詩雯要往前挪動約10米，然後快速通過一段由磚頭墊著的獨木橋，再跳過6個汽車輪胎。但小詩雯在第一環節就卡住了，她手提著奶罐“平衡木”時，每步只能挪動10～20釐米，比其他小朋友緩慢許多。她似乎想盡力做好這個動作，在平地上小步往返練習，不去參加其他環節。
突然，她摔倒了。鐵質的奶粉罐在地上碰撞出清脆的聲音，衣服沾上了塵灰。在不遠處的觀望的老師肖燕趕緊過來扶她起來，拍了拍她身上灰塵。
“沒事吧，詩雯？”
“沒事。”
“要不你先休息一下？”
“不休息了。”小詩雯說罷，又開始了自己的平衡練習，鐵罐發出撞擊石板的聲音，在冬日的大山溝壑裡迴響。
小詩雯是青海省海東市樂都區劉家寺村的一個5歲女孩。
平衡練習後，我走進她家，才明白她的那一份堅持與倔強何來。小詩雯一家是村裡的建檔立卡貧困戶、低保戶。家裡三廂房，兩廂是近些年危房改造翻修而來，老房佈滿了木質架子。
放學後的下午，小詩雯唯一的玩伴，是家中一隻不到半歲的小橘貓。媽媽從家裡消失了——她蜷坐在村口一張桌子上，靠牆曬著太陽，看著女兒回家也不為所動。坐在一旁的幾個男性，刻意與她留出距離。
“她媽腦子不太清楚。”50歲的大伯說，詩雯母親有精神病，父親常外出跑運輸，爺爺早逝、奶奶殘疾，詩雯的放學接送、伙食多靠他負責。
大伯至今單身，不會說普通話，而詩雯母親幾乎沒有照顧能力，這導致詩雯性格內向。
5年來，她和大一歲的姐姐相互照顧。冬天，姐姐幫她穿上幾層的厚衣服，她則要自己洗襪子。“沒辦法，窮人的孩子要早當家。”
在山村幼兒園裡，孩子們能找到彼此的玩伴（秦斌 攝）
現年72歲的盧邁是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副理事長，從事基金會工作20多年來，他見過無數個類似的孩子。
貧困、留守、父輩疾病、長期被忽視……成人世界的疤痕，在這些年幼的孩子們身上，已有了外露的痕跡。
無論在哪兒，每當盧邁上門造訪這些山區幼兒的家裡，都會見到各類認生的孩子。
有的躲在爺爺奶奶身後，怯生生地看著他；有的鑽進床底和內屋，怎麼叫也不出來；還有的孩子，會被直接嚇哭，彷彿見到了外界“怪物”。
低質量的看護與環境，用學術詞語來說，是孩子成長的一種“毒性壓力”（toxic stress）。如果看護環境長期得不到改善，“毒性壓力”將損害大腦中負責情緒控制和社交能力的神經元連接。
來自腦科學、經濟學等多學科的實證研究表明，人類大腦的語言、社交、情感功能發育高峰均在4歲以前完成，3～5歲是成長教育的關鍵窗口期。
農村孩子一旦錯過窗口期，貧困極有可能代際傳遞下去，讓這些孩子20年後成為新的貧困人口。
大山不像城裡，難有幼教機構。樂都依附在河湟谷地狹長地帶，南北兩岸皆是祁連山區，屬於中國11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之一。
劉家寺村就坐落在南部山上。12月的冬日，山區被成片的泥黃色覆蓋著，沒有一絲亮色，只有乾枯的植被與裸露的黃土，將低矮平房包圍，彰顯著人力在這土地上的渺小。
上世紀90年代，曾有當地人集體“賣血”被媒體曝光，而如今，貧困表現在娶媳婦難。
小詩雯的媽媽，是父親第四個帶回家的女人。
大伯說，詩雯爸爸今年47歲，10年前從浙江帶了一個媳婦回來，對方後來跑了；過了幾年，他又找了一個西藏女友，來這住後不久，女友“待不慣”，又走了；詩雯爸爸沒有辦法，選擇近親結婚，娶了舅舅的女兒，卻在生育時因難產妻兒雙亡。
最後，他找到了詩雯媽媽，後者曾遠嫁甘肅，“可能是在那邊受了什麼刺激”，逃回家後就神志不清。
希望工程發起人、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曾呼籲，這些鄉村孩童急需一場“搶救式干預”。在盧邁看來，貧困山區是中國學前教育目前的最大短板。
據其估算，中國0歲到6歲孩子中，約有48%分佈在農村，尤其是在貧困地區的村莊，這些孩子共約有1680萬～2000萬。當前，中國幼兒園的毛入學率已超80%。
“但剩下最關鍵的那20%左右的孩子被遺落下來了。”盧邁說。偏偏是這部分孩子，面臨著最大的“毒性壓力”。
山村幼兒園設施簡陋，通常利用閒置的村小教室、黨員活動室等開展活動，設施多是就近取材（秦斌 攝）
盧邁說話輕言細語。他早過退休之年，可依然極為忙碌，日程排得滿當。
這是一個個人命運與歷史進程緊緊綁在一起的老人：他是歸僑子女、老三屆、北大荒知青，80年代進入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師從“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自此與農村政策打交道。1997年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成立後，盧邁開始與農村孩子結緣。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盧邁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旗下的非營利機構，每年最重要的活動之一，是籌辦中國發展高層論壇，論壇要邀請中外知名嘉賓，盧邁要上臺與諾貝爾獎獲得者、全球政商領袖對話。
另一邊，他又頻繁出現在各地偏遠鄉村。“甘肅慶陽校車事件”“貴州畢節4兄妹自殺事件”後，他都帶著同事去了現場，瞭解事因。
親歷這些適齡兒童的悲劇後，盧邁異常痛心：要是這些鄉村有就近的幼兒園，悲劇是否就可以避免了？
盧邁和同事決定送幼兒園進村。
2009年，基金會啟動了“山村幼兒園”計劃（又稱“一村一園”計劃），在一些貧困山區建幼兒園，只要一個村子裡有10個適齡兒童，就去開一個幼兒園。
第一個試點就在青海樂都，當時的樂都還是一個縣，縣城僅有兩所幼兒園，全縣學前幼兒園毛入學率為46%，超過一半的孩子被遺落下來。
基線測試顯示，在語言認知上，農村孩子大約只有城區孩子40%～60%的水平，記憶能力只有約20%，“因為沒人教過他們記東西”；
在跑、跳等大幅度動作上，城裡孩子也比農村孩子表現更優異，放得開。
農村孩子唯一能比肩城裡孩子的，是用筷子夾東西等精細動作。很多農村孩子還不會講普通話——當地只有收費的學前班會教，學前班用的小學課桌，很多孩子坐上去，腳都夠不到地。
幼兒園成了一個急需品。但辦一個幼兒園何其容易。
當時有人問：怎麼辦起來？能不能找到錢、招到人？辦起來後，教育質量能否保證？一個老師在村裡能堅持多久？
盧邁說，這些都是問題，起步困難很大。
山村幼兒園採用了一種最節省成本的方式，借用被閒置的村小教室、黨員活動室等，與地方政府合作，政府出面招聘幼教志願者，通常要求各類師範類的大專與中專的畢業生。
“農村有一批接受過教育的知識青年，在城市打工做著簡單勞動力，他們也並不適應，願意做點教育專業相關的工作。”盧邁說。
盧邁在山村幼兒園內
劉家寺村的幼兒園，是樂都第一批山村幼兒園，有10年曆史，整個樂都現今有96所山村幼兒園。12月冬日的這一天，小詩雯就在這裡練習平衡木。
“你在家裡有什麼玩具嗎？”當我這樣問小詩雯時，她立馬跑到一間廂房，用雙手拖出一個有她身高一半高的舊紙箱，裡面裝著約半箱有汙垢的塑料積木。
大伯說，這些都是幼兒園送給她的舊玩具，她平日回家後，就喜歡拿著這些積木拼湊。在被黃土包裹的村子，山村幼兒園為小詩雯生活增添了一抹難得的亮色。
山村的亮色
走進這些山村幼兒園，最初很容易有種誤入之感。
校舍是小學的，一些幼兒園隱匿在小學教室背後深處，一些則與小學共用。
劉家寺村的小學是一棟一層平房，有5～6間房，一間是小學教室，只收一年級學生，剩下的全歸幼兒園，內部走廊貼滿了孩子們的畫與手工作品。
這樣的幼兒園，硬件成本一年只有幾千元。設施是簡陋的，外牆是黃土的，廁所是沒有隔離的蹲坑，糞便在下面壘了1～2米高。
除了奶罐做的“平衡木”外，還有被膠帶纏好的7個八寶粥罐子做成的“墊腳石”，把小學課桌鋸斷一截腿而來的小桌子。走廊盡頭，是兩處供孩子們玩耍的小沙盤，裡面還有水跡。
“我們這裡沒有純沙，都是土沙。”一位老師說，這些沙子多是家長從山上弄來的。
這一天是週三，幼兒園親子活動日。14個孩子中，超過一半是雙留守兒童，家裡只有老人。中午剛過，爺爺奶奶們就帶著孩子前來，拿著掃帚和抹布。孩子們練習平衡木時，爺爺們進行大掃除，奶奶們搬個凳子，在一旁挨個清洗擦拭玩具。
這些玩具，與小詩雯家的一模一樣。一個孩子淘氣，在獨木橋上使勁兒跳，把橋踩斷了。一個家長就跑過去研究怎麼修復，他把木頭翻過來，找3個釘子釘上，下面壘上磚頭加固。獨木橋又能用了。
“家長現在都非常配合，很珍惜。”34歲的老師肖燕在此已工作了10年，多數時間是她一個人負責。
她說，最初家長都很不配合，“今天農忙了就把孩子送來，明天閒下來就不送了”，有些帶走孩子時都不會請假。
很多時候，她見某個孩子沒來，打電話過去問，家長就說不想來。那時候孩子們身體營養也很差，農忙時節，有些家長要早上7點就要出門，早飯就隨便拿點水和饃饃給孩子吃，中午繼續，導致孩子每到下午就打不起精神。
老師的日子也不好過。第一批啟動81個試點，但只招到46個老師。老師們要騎著自行車，上午和下午奔波在不同村子“走教”，晚上就回到鄉里的中心學校住宿，週末回家。
盧邁說，雲南尋甸的起步階段更加艱難，很多幼兒園沒有校舍，一度在樹蔭底下上課。樂都與尋甸，一北一南，是這個項目最早啟動的試點。
基金會的兒童發展中心副主任曹豔記得，最初他們進村時會給家長開諮詢會，家長們擔心的最多的問題是：以後會收費嗎？要是收費了怎麼辦？但盧邁承諾永久免費。
在樂都，當地農民都給他算了一筆賬，若是要去縣城，租房帶孩子上幼兒園，一年的花費約1.2萬元，其中包括2000元學費、4000元房租、6000元生活費。
“這都是私人的投資。”盧邁說，按照樂都當地人口算，山村幼兒園用大概2000萬元的投入，節省了這些家長約3億元的支出。
“公共產品投資有很大的規模收益，溢出效益長遠。如果這麼算，這錢絕對是應該投的，是國家和社會的責任。”
既然是公共產品，政府的角色在哪裡體現呢？
山村幼兒園採用社會力量與政府合作辦學的模式，基金會負責前期踩點調研、師資培訓、早期主要的資金支持，地方政府則負責教師的招聘與幼兒園的管理，一般三年之後會接管幼兒園的運營。
樂都雖是貧困地區，卻是一個教育大區，明清時期就以出秀才聞名，當地政府很重視教育。2009年，時任海東地區地委書記與盧邁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學時相遇，談及農村學前教育的殘酷現狀，兩人一拍即合，遂將試點選在樂都。
貴州銅仁市松桃苗族自治縣一處苗寨內，山村幼兒園的孩子正在盪鞦韆（秦斌 攝）
現今樂都有178個幼教志願者老師，都是樂都政府出面招聘，包括肖燕。10年前，肖燕還是一個民辦幼兒園老師，學前教育專業畢業。她看到縣（區）教育局招人，就果斷去報名，當時報名已截止，工作人員看她專業對口，給了補報機會。
“教育局招人，會覺得靠譜一點，雖然沒有編制。”肖燕說，當時她覺得城裡民辦幼兒園存在一些亂象，即幼兒園“小學化”，主教孩子算數和認字，“都是為了家長高興”，而幼兒園的功能被弱化了。
在早年的其他試點，一些地方政府也秉承著類似觀念。
曹豔說，那時候項目剛在全國鋪開，他們在調研時發現，有些地方政府會悄悄把招聘給山村幼兒園的青年教師安排去到當地小學，留給幼兒園孩子的是代課老師或一些素質不高的小學老師。
“就是那種他們不好辭退的，就安排給我們。”曹豔覺得很無奈，“我們不太贊同小學老師來做幼教，二者要求完全不一樣。”
在山村幼兒園，孩子們以玩樂遊戲為主，建立與同伴的聯結和對外界的初步認知、鍛鍊表達和人際互動的能力。
教室配有電子琴、電視和電腦。肖燕說，電腦是最近一年才配的，以前電視也沒信號。“比如說要給孩子們講動物吧，光看圖片他們沒感覺的，一定要動態的。”幼兒園教材是當地政府參考公辦幼兒園教材，結合本地風土人情編制。
“上沒上幼兒園，孩子們差別很大的。”盧邁說，幼兒園辦起來後他去走訪，多數孩子們一遇見外人就會問好，熱情洋溢，普通話標準。
肖燕說，很多孩子剛進幼兒園的時候會哭鬧，有跟著她屁股後面半年不願離開的，還有看見生人就會嚇得哭的。“因為在家裡爺奶會說，老師是很兇的，還會講‘吃人婆’的故事。”
小詩雯的改變很大。肖燕說，小詩雯剛來時，“悶悶的，不說話”，狀況持續一學期。後來活動參與得多了，她慢慢開朗起來，如今陌生人問她什麼，她都能回答。大伯說，她回家能自己畫畫了，有時候還想看看姐姐的小學課本，這讓他和詩雯父親很欣慰，“當時給她取這名字，就是想讓她好好讀書，能有點出息”。
在樂都，基金會追蹤了10年來受益的8500多名孩子進入義務教育階段後的學業表現。
研究發現，近70%的山村幼兒園孩子在進入義務教育階段後成績分數在平均分以上，這一比例僅次於縣城公辦幼兒園的74%，而其他幼兒園（鄉鎮幼兒園、民辦幼兒園）為47%，而沒有接受學前教育的不到20%。多個試點地區的數據顯示，讀過“山村幼兒園”的孩子，語言、認知和社會性顯著高於未入園兒童。
肖燕說，山村幼兒園受限於小規模，但有時反而效果更好，放得開。她的孩子在縣城上的幼兒園，一個班50～60個孩子，玩玩具要排隊，山裡的孩子拖著一根木棍就能跑，城裡的孩子則更侷促一些。她曾把孩子帶來幾次，看見這裡的遊戲，孩子怯生生地不敢上，“平衡木就不敢玩”。
據基金會邀請中科院心理所、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等機構所做的最新評估顯示，樂都1378名上過山村幼兒園的八年級孩子們，除了在瑞文智力測試成績中稍落後於縣城公立幼兒園的孩子外，在抗逆力（resilience）、親社會行為上表現都更好。
要做到這一切，所需投入卻並不多。樂都教育局副局長張永鶴告訴我，現在若要新建一個幼兒園，投入至少百萬元起，而在村裡改造一個幼兒園，經費很低，花費不過幾萬元。樂都96所山村幼兒園，大多采用的是一個老師配十餘個孩子的搭配，小規模，成本節省。一個幼兒園的管理維繫，一年約需3萬元，最大的成本（80%）在教師的工資。
2012年之前，資金主要由基金會向社會籌集。2012年，樂都教育局接手管理，公共財政進入，保障項目運營。10年來，樂都有超過2.5萬名孩子受益於山村幼兒園項目，學前幼兒園毛入學率已由10年前的不足50%，提高到如今的98.6%。
從樂都起，山村幼兒園也擴展至全國11個省30個縣，共有3800個幼兒園（班）在各個貧困地區生根發芽，累積惠及超過20萬名孩子。貴州松桃、新疆阿勒泰、雲南怒江等地區，都有山村幼兒園的身影。
2018年，“山村幼兒園”計劃獲得了世界教育創新峰會（WISE）的教育創新獎。該獎項有“教育界的諾貝爾獎”之稱，山村幼兒園成了有史以來第一個獲獎的中國項目。WISE表示，該計劃獲獎是因為“服務了最需要的人”，而其創新在於“在規模和能力上，充分利用並實現了政府議程”。
青海樂都，幼教志願者帶著孩子們玩老鷹捉小雞的遊戲
公平的起點
然而，在山村幼兒園之外，中國還有大量的農村沒有幼兒園。全國共59萬個行政村，有40萬個沒有幼兒園——這個數據來源於農業部的統計。
盧邁奉行“社會實驗”加“政策倡導”的方式做公益。早年，他在杜潤生手下做農村政策工作時，先後參與過流通體制改革、城市蔬菜價格改革、貧困地區和邊境開放等調研工作。親歷國家政策的制定過程，讓他意識到，要解決中國的問題，一個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幫助政府形成政策，“政策可以影響千萬人”。
“陽光校餐”計劃是基金會成功影響決策，從社會實驗上升為國家政策的一個成功案例。2008年起，盧邁團隊對貧困地區學生營養狀況進行研究，並著手推動營養改善，如提高補助、課間加餐等。
三年後，項目上升為國家政策。2011年年底，我國啟動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多年來累計投入上千億元。受益於該計劃的8～12歲學生，平均身高均有增長，其中11歲男、女生平均身高分別增長了5.7釐米、5.6釐米。
“沒想到，山村幼兒園等了10年。”盧邁說，最早啟動時，他以為項目能在3～5年內同樣上升為國家政策。他在多個場合呼籲，全國推廣的成本並不高，10萬貧困村辦園的成本不過30億元。他建議將財政性教育經費佔GDP比重，從目前的4.1%提高到5%，惠及更多貧困地區。
不過盧邁說，他能理解政府的考量，即擔心風險與可持續，“政府立了項，就是不能隨便撤掉的”。
在雲南怒江和江西吉安，都有政府領導給他承諾：只要幼兒園建好了，老師找到了，順利運營2～3年後，地方政府將以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的方式接收。
盧邁與山村孩子在一起
2009年項目啟動時，與樂都一同啟動的雲南尋甸縣就暫時失敗了。“模式也是一樣的，但那個試點就非常不順。”曹豔說，這與政府配合程度、當地群眾基礎有關係，當時大政策就是依靠民辦幼兒園來解決問題。
即使是成功的試點，也存在一定師資流失的問題。一個幼兒園，80%的成本會花在老師身上，但在樂都的老師，哪怕工作10年，如今平均每月工資也只有2400餘元，超一半依靠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一些老師考上事業編制就走了。”樂都教育局副局張永鶴說，以前還有3個男老師，現在只剩一個堅持著。
在山村幼兒園，老師們都被叫作“幼教志願者”，或許也是其處境的一個反映。張永鶴說，樂都所有幼兒園有8000多個孩子，但在編老師只有24人，“幾十年沒變過，這個全國都一樣的”。他說，不希望編制增加，但最好待遇上能同工同酬。
為留住這些老師，教育局在2012年接手後，給志願者們上了三險。目前，城區幼兒園的老師，平均工資要比山村幼兒園老師高300～400元/月。張永鶴說，希望能將老師工資提高到3000元/月，但遙遙無期。
這也是一些學者的困擾。華東師範大學學前教育系教授周念麗曾對項目進行評估。她憂心的是，這只是一種扶助形態，資源仰賴外部輸血，只有靠政府或者社會力量加大力度，才能可持續，而項目本身缺乏自我造血功能。採訪中，我瞭解到，“樂都模式”雖然取得成績，但周邊其他地區在去年之前都沒有效仿打算。
目前的山村幼兒園，依賴著有愛心的農村回鄉志願者們的奉獻。肖燕對我坦承，自己曾動搖過，考過兩次事業編制，最近一次在三年前，筆試過了，但是面試被刷了下來。“那之後我就安心了，自己也適合這個。”每天7點多，她就要從家裡出門，搭同事的車或轉乘公交來到劉家寺村，下午放學再回到城區家中。她的小孩，也多靠在家的父母帶著。
與此同時，幼兒園本身的數量也在減少。一方面是自然的城市化進程，另一方面是扶貧工作力度加大。在政府幫扶下，大山深處的一些居民異地搬遷到城裡。2011年最多的時候，樂都有超過170所山村幼兒園，如今已降至96所。原有的老師或進程中被遺落的孩子，會被就近安置到其他項目點裡。
“山村幼兒園不是一個永久的解決方案，中國最好的解決方式還是城市化，讓大家在城市中都能享受到好的公共服務。”盧邁覺得，消失的山村幼兒園完成了自身的歷史使命，“畢竟城市裡人氣聚集起來時，教育水平各方面都會好一些。”
但他強調，要讓這些進城農民市民化，尤其是外出打工的人，在城市裡也能享受到公共服務，“不能讓這一代人在城市、農村兩邊都接不上”。
樂都屬於國家連片特殊困難地區。冬天大雪覆蓋黃土，遠看去一片蒼茫之感
項目越做越久，盧邁對於兒童早教的認知也在變化。2011年，一場樂都的考察活動中，世界銀行專家和巴西政府官員表示，兒童的干預時間越早越好。盧邁和團隊梳理了國內外學術圈的最新研究，發現3～6歲之間的干預還不夠，最佳干預時間在人誕生後的0～1000天內。
為此，2015年，基金會啟動了“慧育中國”項目，探索6～36個月農村幼兒的干預。項目借鑑國際上兒童早教模式，在當地招募育嬰輔導員，每週入戶一次，提供60分鐘左右的育嬰輔導。
基金會去年還做了另外一項研究，將中國和OECD等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的終端需求結構作比較。研究發現，過去中國的基建投資成本比其他國家高一倍，但是在包括教育等社會福利支出上，政府支出少了將近40%。“人力資本方面的支出，這是欠賬的，這塊要補上。”主持這項研究的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說，“不要讓20年以後又出現新的貧困人口”。
“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是一本萬利的，越早期越重要。”盧邁說。他至今記得甘肅華池縣一個叫皓皓的男孩，今年3歲多。去家訪時，皓皓正被家裡老人拿一個磚頭拴在炕上，兩平方米的炕就是他所有的活動範圍。
交流後盧邁得知，皓皓父母離異，父親和爺爺有家暴傾向，不負責，奶奶則有精神病，皓皓只有靠90歲的太奶奶帶著。基線測試顯示皓皓屬異常，成長有高風險。
這種情況下，育嬰輔導員開始入戶干預，教太奶奶如何與孩子互動遊戲，如何鍛鍊其表達。輔導員去得頻了，90歲太奶奶漸漸學會了。輔導員還會定期給皓皓在外打工的媽媽通電話，告知孩子的近況。最近一次中期檢測顯示，皓皓智力水平超過了他的年齡段。“他現在是超常兒童。”盧邁說。（文中詩雯為化名）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20年第5-6期，作者黃子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