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4月24日，在湖南省長沙省立醫院病房裡，病床上躺著一位老病人，臨終前自言自語：
"我不是特務，我不是特務……"說完，兩滴老淚從他飢瘦的臉上淌過，他的傳奇一生就此慘然結束。
中共紅色特工：潘漢年（1906年-1977年）
老者死後，他的妻子在他的墳前立了一塊無名碑，將他的名字和他一同埋葬。5年後的1982年，他被黨中央恢復名譽。
這位老者就是潘漢年（1906年-1977年），1925年加入共產黨，是一位戰鬥在隱蔽戰線的中共紅色特工。
1937年12月25日的上海，在一個碼頭上，兩位中年男人登上一艘英國郵輪船，前往香港，他們分別是潘漢年和夏衍。
此去香港，潘漢年肩負著黨的巨大重任——去香港發展地下黨工作。為我黨提供抗日情報、抗日物資等方面的支援。
1941年底，此時香港已被日軍攻陷，潘漢年回到上海。抗日勝利後，他再次前往香港，繼續從事統戰工作、蒐集情報。
年輕的潘漢年
早在抗日戰爭爆發時，全國大部分地區瀰漫在煙霧之中，唯有香港還是一片安寧。這裡情報靈通，人才濟濟，是連接海內外的重要路線。潘漢年充分利用香港的這些優勢，積極領導了香港當地的統戰情報工作。
潘漢年在錯綜複雜的地下鬥爭中，充分顯示了他在情報工作方面的卓越能力。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對他有著深刻的印象：
他總是出入於不同場合，每次場合的身份都不一樣，身著西服，有時坐在一家高級咖啡館裡，與國民黨要員們一起舉杯，談笑風生，與香港名人、權貴紳士們舉行聚會。他也可以穿著樸素，可以打扮成普通市民、人力車伕、搬運工，或者是鬧哄哄的小販。
許滌新(1906年-1988年)
1946年11月初，中央派來做宣傳和統戰工作的許滌新到達香港。
一天，他和卓芬在跑馬地的走廊上散步。許滌新下意識把帽簷放低了一點。突然，他覺得有人在跟蹤他。回頭一看，原來是偽裝成黃包車伕的潘漢年，邊擦汗邊拉車，不仔細看，還真認不出。
許滌新緊張地說：“如果你不戴帽子，敵特們馬上就會認出你來！”
“香港和上海不同，”潘漢年漫不經心的回答道，“這裡的人不戴帽子。如果你戴帽子，更會引起國民黨敵特們的注意。”
卓芬、許滌新不禁佩服潘漢年的應急能力。潘漢年就是這樣的，總是出現在國民黨敵特、香港和英國精英們的眼皮底下。
就連國民黨特務、巡捕房警察都沒有想到，他們正在拼力尋找的中共地下領導人就在他們身邊活動，甚至和他聊過天喝過酒！
在延安時期的潘漢年（左三）
正是在各種應酬、交往中，機警善辯的潘漢年掌握了許多重大情報和線索，經他派出的同志從各個渠道，甚至打入國民黨內部，摸清、核實之後，把收集來的準確情報向黨中央報告。
中共地下黨的工作非常重要，稍有不慎，就可能對黨組織造成嚴重破壞。潘漢年認真考察了地下黨員的政治背景，根據他們所從事工作的性質和特殊情況，分別分配了不同的任務。
那時，香港的一些地下黨員過著富裕的家庭生活，有些是花花公子，很多人都受不了。但潘漢年很好地利用了他們的地位和地位在地下工作。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港滬交通和電臺聯繫斷絕，潘漢年利用他們港人的合法身份，向在港同志傳達了全部撤到上海和內地的指示，也是他們籌借一大筆錢幫助在港同志撤退。
潘漢年董慧夫婦合影
潘漢年的妻子董慧既是香港道亨銀行老闆的女兒，又是秘密黨員，利用這一身份，她從事著特殊的情報收集、傳送工作。
按照潘漢年的指示，在港滬之間，她通過可靠同事的其他社會關係，或者親自以公司職員的身份，向江蘇省委和上海地下黨組織傳遞機密材料。
1939年到1941年間，雖然香港、上海之間沒有設立專職脫產的地下交通員，但信息、情報傳遞迅速暢通，從未出現差錯。
潘漢年從"東北抗聯"董麟閣處弄來了兩部50瓦的收發報機，在港設立秘密電臺，及時傳遞緊急情報和信息，甚至一度充當了中央與江蘇省委的聯絡中轉站。這個小小的秘密電臺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又挑起了內戰。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內戰，反對倒退，反對獨裁。
在此形勢下，潘漢年在1946年8月再次來到香港，主持統戰和隱蔽戰線工作。潘漢年深深感到，光靠黨組織直接與各民主黨派接觸是不夠的，必須通過報紙、刊物的有力宣傳，才能使各界人士都瞭解我黨的統戰政策。
夏衍（1900年－1995年）
為此，在廣泛接觸各界愛國、民主人士的同時，他與夏衍、張建良等一起，重新在香港出版發行《華商報》，由於有夏衍等名家主筆、編審，《華商報》以內容豐富、形式活潑贏得了眾多讀者，成為香港最暢銷的報紙之一，成為宣傳黨的統戰政策、宣傳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的一個陣地。
此外，他還化名肖愷，在章漢夫辦的《群眾》雜誌上發表文章，積極闡述我黨的和平主張。
如今仍暢銷香港的《文匯報》，它的創辦也凝聚著潘漢年的心血。1947年5月，在上海創辦的《文匯報》被國民黨封閉，主編馬季良逃往香港，負責人徐鑄成受到了"不許離開上海"的警告。
徐鑄成(1907-1991)
陳布雷先後派人請徐鑄成去國民黨辦的《正言報》或《申報》主持"筆政"，他均予以拒絕，只希望能到香港去重辦《文匯報》，伸張正義，暢所欲言。
漫長的等待一直持續到第二年3月，馬季良告訴他："李濟深等人已正式成立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決定辦一個機關報，房子、機器都已租定了，李濟深先生一定要你去主持。"
徐鑄成有些猶豫：“我從沒辦過機關報，又不是國民黨員，行不行呢？”
馬季良知道他的心思後坦率地說："按照潘漢年的意思，你去能夠把好該報的舵。民革中央有陳劭先、陳此生、梅龔彬幾位，你都熟識，和他們緊密合作，可以把報辦好。"
潘漢年的話打動了徐鑄成的心，月底，他避開特務的監視，秘密飛赴香港，在一家咖啡館裡見到了潘漢年。
此後，他與潘漢年、夏衍和李濟深等反覆商量報社的組織形式。6月，準備工作基本就緒。8月初，港英當局簽發了《文匯報》的登記證。
沈鈞儒（1875-1963）
《文匯報》創立前夕，香港的民主黨派領袖，包括沈鈞儒、蔡廷鍇等人，都寫了祝賀題詞。馬敘倫還寫了"文匯報"三個大字，希望徐鑄成換個刊頭，希望"一新面目"。幾天後，《文匯報》正式在香港出版。
潘漢年經常關心《文匯報》的情況，鑄成經常通過馬季良把情況轉達給潘漢年。有一次，《文匯報》急需一筆週轉資金。潘漢年請馬季良陪同徐鑄成看望李一平。
李一平（1904-1991）
李一平時任雲南省議會副議長，和龍雲一起被迫辭職，住在香港。據李一平先生介紹，龍雲在香港的經理人曾投資了20000元給《文匯報》，隨後又增加了更多的股份來維持《文匯報》的生存。
1948年年底，潘漢年讓梅龔彬連夜去澳門，向梅文鼎籌款1萬元，再次幫助徐鑄成度過了《文匯報》資金難關。此外，潘漢年還從上海市黨組織籌款5萬元，資助《文匯報》。
《文匯報》
在《文匯報》的創辦過程中，潘漢年經常與徐鑄成一起分析時局，對徐進行多方面指導。由於《文匯報》在香港有徐鑄成、陳劭先、陳此生、梅龔彬、郭沫若、茅盾等大批名家執筆，該報發行量猛增，到1948年年底，日發行量突破2.5萬份，成為香港最暢銷的報紙之一。
徐鑄成曾真誠地說： "潘漢年才是《文匯報》在香港的真正創辦人。"
雖然是謹遜之言，但潘漢年所起作用可見一斑。
解放戰爭期間，潘漢年絕大部分時間呆在香港，很少去上海。為迎接新中國的誕生，他積極組織和策動國民黨各方面的起義。
1948年春天，在香港一家高級咖啡館裡，潘漢年與打扮入時的於伶見面了。兩人優雅地品著咖啡，像一對情侶似地輕聲交談著。
於伶（1907年-1997年）
於伶悄悄告訴他說："兩航的負責人要求與你面談。"
潘漢年微笑著點頭說："你和他們約個時間，到時你陪我去見他們。"
於伶跟他約好見面的時間、地點後飄然而去。原來，國民黨中國民航和中央民航在港員工，在香港地下黨的策動下，認識到只有順應潮流，架機起義，投入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洪流中去，才是明智之舉。
但是他們心存顧慮，因而想找我黨在港負責人面談。經於伶等人安排，潘漢年與兩航駐港負責人在一家飯店會面了，潘漢年給他們分析形勢，闡述我黨政策，最後，誠懇地對他們說： "黨和人民歡迎你們！"
幾雙真誠的手緊緊握在了一起。為了確保起義勝利，潘漢年與他們一起協商起義方案。不久，國民黨兩航駐港員工帶機20架勝利起義，這一壯舉在國內外掀起軒然大波。
1948年12月16日深夜，南京市郊機場，一架美製B-24重型轟炸機呼嘯著衝出跑道，飛上天空。國民黨空軍第八大隊的俞勃、周作舟、郝桂橋、陳九英、張祖禮等飛行軍官架機起義了！
俞勃、周作舟和郝桂橋都是潘漢年領導的地下黨組織爭取培養的中共秘密黨員，他們接到了"組織起義，轟炸大校機場和偽總統府"的命令後，積極準備起義。
1938年3月29日，前排右起為茅盾、夏衍、廖承志；後排右起：潘漢年、汪馥泉、鬱風、葉文津、司徒慧敏
通過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他們請潘漢年領導的上海秘密電臺負責人劉人壽轉發了《敵空軍起義降落地點和聯絡信號電》，與黨中央聯繫好了飛機降落的地點和信號。
此刻，他們駕著飛機，越過長江，飛向解放區的安東機場。由於燃料不夠，他們轉飛到了石家莊機場上空。地面上，幾堆熊熊大火照亮了跑道，飛機安全降落在解放區的機場上。
兩天後，俞勃駕機飛赴瀋陽，參加了建設人民空軍的行列。同年1948年年底，國民黨資源委員會和上海海關的主要負責人先後到香港找到潘漢年，表達了準備舉行起義、迎接解放的心願。
潘漢年熱情地歡迎他們，並給予大力幫助，親自作了周密部署，使他們的起義獲得了圓滿成功，也使我黨得以完整地接收了這兩個系統的美援和檔案。
此外，不少國民黨中的正直人士都來香港找潘漢年，向他表示對蔣介石獨裁統治的不滿，表達希望棄暗投明的想法，傾吐內心重重顧慮。
潘漢年都熱情地予以接待，同時向他們宣傳黨的政策，鼓勵他們投向光明，有力分化了國民黨的反動政權，加快了全國解放的進程。
解放初期的潘漢年
解放前夕，由於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大批著名民主人士雲集香港；為了籌備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一些民主黨派領導人、工商業家、文化界人士，都要從西南、西北、華中、上海等地轉道香港，再由香港地下黨組織送往青島、大沽、大連，然後轉赴河北平山。
一時間，彈丸之地的香港群英薈萃，引起了港英當局和國民黨特務的高度注意。
接送民主黨派人員的任務繁重，僅僅租船就需要下大力氣，既要保證船員、船長的可靠性，又要考慮海上交通的動盪。船又不能太大，否則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又不能太小，否則無法承受風浪。
民主黨派領袖聚集在香港，其中大部分是國內外知名人物，具有一定的聲譽和影響力，應妥善安排其出行和安全。
夏衍
潘漢年為了更好地在香港領導地下黨工作，可謂是絞盡腦汁，想出了很多辦法。當時，方方、尹林平已回到東江基地，章漢夫已調到天津工作，實際負責的領導只有潘漢年、許滌新、饒彰風、喬冠華和夏衍幾個人。潘漢年在這項工作中充分發揮了組織、指揮、協調的能力。自從移居香港以來，他一直關注著香港的地下黨員。
潘漢年協商、幫助他們解決家務事，無論多小，直到他們被妥善護送上船。潘漢年又巧妙地租了一艘外國船到東北，帶上大豆、人參、藥材和本地產品，把它們賣到香港和澳門市場，然後買了解放區急需的西藥、紙張等物資，運回東北。他又藉此機會讓民主人士坐船北上去參加政協會議。
但是不久，港英當局和國民黨特務開始警覺，就加強戒備，多方阻撓。於是潘漢年又另設一條隱蔽路線，讓胡愈之和沈茲九等人扮作華僑商人，搭上英國船，開到南朝鮮仁川登陸，然後轉道大連和山東的小口岸，再進入解放區。許多人就是這樣輾轉北上進入解放區的。
李濟深（1885年-1959年）
接送工作中最困難的一件事情，就是護送李濟深北上。困難的原因在於，李濟深要北上的消息被一家報社洩密了，局勢變得尤為緊張。
當時國民黨政府仍然有"劃江而治"的夢想，國民黨桂系也希望把李濟深留在香港。因此，很多國民黨敵特經常以各種名義"拜訪"李濟深，其實就是監視他，讓李濟深坐立不安。
在潘漢年的建議下，李濟深採用閉門謝客的方式麻痺他們，等待時機。潘漢年則仔細安排李濟深北上事宜：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長、大副、二副對中共的態度如何？這條船上有哪些人同行？有幾個人認識李濟深？帶多少行李？如何應付檢查？
潘漢年對這些問題確定了最保險的方案後，又與饒彰風、夏衍等商定陪同李濟深、途中住宿、搬行李、保衛、放風及向他報告消息的人選。
1949年9月30日李濟深
1948年12月24日晚，李濟深在幹德道的寓所，與李民欣、馮祝萬、馬萬棋等一起吃晚飯。因為他們明天就要出發北上了，大家都非常高興，李濟深特意拿出一瓶留存幾十年的白蘭地酒與大家共飲。
第二天清晨，幾個人紳士打扮，從容地登上了一艘開往青島的英國客輪。此刻，潘漢年、饒彰風和夏衍正在旅館裡守著一臺電話機聽消息。
電話鈴驟然響起，潘漢年立即抓起電話，那頭傳來興奮的聲音："船開了，貨放在大副房間裡，英姑娘沒有來送行。"
聽到這個迷一般的電話後，潘漢年連聲說："好，好好！"
1954年9月合影。前排左起：董必武、周恩來、李濟深、劉少奇、毛澤東、宋慶齡、張瀾、林伯渠
幾個人鬆了一口氣，潘漢年冒死護送李濟深北上的計劃成功了。三天後，報紙就出版了李濟深北上的新聞。有人跟潘漢年開玩笑說："這樣做會減壽命的。"
潘漢年笑著說："現在睡不著覺的不是我們。難受的是南京、上海的國民黨們。"
在潘漢年的組織協調和秘密的安排下，護送民主黨派積極分子的工作異常出色，直到1949年3月，沈鉤儒、黃炎培、馬寅初、馬敘倫、李濟深、鄧初民、田漢、周建人、許廣平、郭沫若、沈雁冰等超過350人的一大批民主文化名人都安全從香港轉移到北平。
還有茅以升等一批專家學者也被安全送到解放區。新政協會議順利召開，為此，潘漢年還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表揚。
潘漢年英雄事蹟展覽
潘漢年於1949年4月底奉命離開香港，上海解放後，他與陳毅，曾山一起接管上海，先後擔任中共中實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和上海市副市長兼市人民政府中共黨組書記，主持續戰和市府日常工作。
潘漢年雕塑
哪有什麼歲月靜好，只是有人替我們負重前行而已。潘漢年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為新中國成立前期香港地下黨的發展立下了不朽之功。
謹以此文紀念為新中國建立立下不朽之功的江蘇人：中共紅色特工潘漢年。
本篇完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