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李德在中國蘇區的一切，還得從牛欄夫婦說起。
牛欄夫婦具有特殊地位，掌握著許多重要信息，被捕後，共產國際立即指派上海著名特工佐爾格救援。在佐爾格和潘漢年的審議之後，不可能直接救出監獄。最緊迫的任務是儘量讓這對夫妻活著。因此，潘漢年提出用宋慶齡為主導的民主製造鬥牛悖論，同時用沉重的錢賄賂法官。共產國際同意支付2萬美元。那時，這是一筆鉅款。因為數額太大，所以不敢公開匯款，只派人去上海。考慮到中國東北被佔領了，德國和日本有著良好的關係。國際決定派德國共產黨員完成這一使命，最後選出李德。
在李德完成匯款任務後，他沒有回到蘇聯，而是由老熟人博古留下。當時，博古已取代王明成為共產黨臨時中央政府的主要負責人。他曾經研究和運輸過勞動力，但他沒有服兵役，軍事指揮更加不合邏輯。此時，看到從軍事學院畢業的李德自然想留下他自己使用。在顧順章的叛亂之後，臨時中央政府不能站在上海，被迫搬到中央蘇區。博古想要離開，自然不會離開李德，但李德現在是在蘇聯總參謀部領導下，而不是共產國際。因此，他提出了一個條件，並要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相應的指示，進入蘇區是有道理的。在離開上海的前夕，李德終於收到共產國際的答覆：奧托布勞恩作為一名沒有指示的顧問，受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約束。從這個答覆，我們可以看到兩個：首先，作為一名顧問，李德“沒有權力指導”，只有提出建議的權利。第二，作為顧問，李德不是委託給共產國際，只是委託給中共中央委員會。這意味著顧問李德不是由共產國際委任，而是被選中共臨時中央選擇的。
李德很清楚這一點，所以他在軍事會議上多次表示，他只是軍事會議的顧問，沒有權力給予指示。但博古打斷了他的話，博古說：“同志！我們在這裡召開特別會議，熱烈歡迎期待已久的中共中央軍事顧問奧托·布勞恩同志。博古不僅給了奧托布勞恩“中共中央軍事顧問”。中國共產黨還稱讚他是”優秀的布爾什維克軍事戰略家“和”富有鬥爭經驗的國際主義戰士“，並親自給了他一箇中文名字：李德。
共產國際基本上已經清理了與李德的關係，但博古強行將兩者聯繫在一起。在第五次反圍剿活動爆發後不久，蔣介石吸取了前四次失敗的教訓，不再直接進入，採取逐步的堡壘政策，紅軍在國民黨的新戰術面前打了一些敗仗。在這個時候，博古認為李德參加了1919年巴伐利亞革命的街壘，街壘與堡壘很接近，期待李德有破解之道，然後把紅軍的指揮權交給了李德。
雖然街壘和堡壘只有一個字差異，但兩者之間的區別很大，但李德不願意承認他不能這樣做，所以他制定了一個堡壘對抗要塞的戰術，短暫的攻擊。讓紅軍和敵人死拼。結果，紅軍遭受了重大損失。廣昌戰鬥中犧牲了5000多人。彭德懷對李德說，“崽賣爺田不心疼”。最終，紅軍在反圍剿運動中失敗，被迫開始了艱苦奮鬥的長征。伍修權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談及這段歷史時說過這樣一句話“李德的力量不是他自己的，但是中共中央的領導把權利交給了他，失敗的主要責任應該是中國同志自己。也就是說，李德終於從一個只有諮詢力量的顧問變成了一個有決策權的“太上皇”。博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