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起義在古代中國和古代歐洲都曾不止一次地發生過。然而農民起義的參與者並不一定全是農民，比如領導階層很大程度上是知識分子階層甚至是官僚階層。其動機往往是藉著農民的力量為個人利益服務，這就導致原本替天行道的農民起義到最後都淪為爭奪地盤的軍閥混戰。這一點在中國古代的農民戰爭中體現十分明顯，主要領導人既有從底層上來的農民，代表是翟讓、竇建德、杜伏威，也有隋朝的舊貴族，代表是李淵、王世充。在各路起義軍的共同敵人——隋王朝滅亡後，他們立馬反目為敵，最後是貴族階層出身的李淵拿到了全部果實。但有一點不可否認，那就是主要參加者都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貧苦農民，因為被天災人禍折磨到無法生存的地步，最後不得不鋌而走險、以命相搏！這也是歷代中國農民戰爭最突出的一個特徵！
陳勝、吳廣起義
相比同一時期的歐洲，古代中國的農民起義還有如下幾個不同的特點：
第一，次數特別多。大大小小不計其數的農民戰爭貫穿於整個中國王朝之間。
第二，參加人數眾多、持續時間長、波及範圍廣。每一場大規模農民戰爭的人數都在幾萬、幾十萬、上百萬不等，持續時間數年至數十年，波及範圍達數省乃至大半個國家。
第三，影響深遠，比如改朝換代、群雄割據。
不少王朝的建立特別是大一統王朝的建立都是搭著藉著農民戰爭的便車而開創的。很多原本是草根階層出身的人都位列九五之尊，比如漢高祖劉邦、明太祖朱元璋；其他割據一方當土皇帝，或剛披上龍袍還沒捂熱的，更是不計其數。
第四，巨大的破壞力。每一次大規模的農民戰爭都會導致中國人口大量銳減，特別是新的大一統王朝建立後，人口往往只剩下前朝的幾分之一。很多農民軍領袖本身就是生性殘暴之徒，比如張獻忠和洪秀全。與此相關，戰後的中國社會生產力也會出現大幅倒退。
那麼同一時期的歐洲又是什麼樣的呢？時下的中歐、西歐地區可以說是中世紀歐洲最發達的地區，差不多相當於歷史上中國的黃河和長江中下游地帶（越是行政區劃密集的地區越富庶）。在這片沃土上孕育出了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瑞士、荷蘭、比利時這些發達國家，歐洲中世紀的主要時段（差不多自公元9世紀至1600年之間），發生在中西歐地區規模較大的農民戰爭大致是12次左右，其中發生在今天英國、法國、德國範圍的各有3次，發生在今天比利時、西班牙和意大利範圍內的各有1次。
按照前面羅列的中國農民戰爭的4個特點來比照這12次歐洲農民戰爭，後者無論是數量規模、波及範圍、影響力都遠遠遜於前者。據不完全統計，歐洲農民戰爭中人數過萬的大概是8次（最多的不過兩萬人）；持續時間超過兩年的大概也就三次；波及範圍基本上都沒有超出上述諸國，有些波及範圍大概就相當於今天中國的一個省會城市；因為人數少、波及範圍小，出現過改朝換代的事情，也沒有減少多少人口，從而對歐洲的進程產生不了多麼大的影響。如果比照一下中國的農民戰爭，歐洲這些農民戰爭甚至不能稱之為“戰爭”，“農民暴動”似乎更為貼切。
歐洲農民起義
在整個中世紀時代，中西歐地區與中國的中心地帶都是典型的農業社會，土地面積和人口數量也沒有多大的差異。既然如此，為什麼大規模農民戰爭似乎是中國的特色呢？
三個原因：
第一、在於中歐氣候的差異。
黃河和長江的中下游流域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地帶，屬於典型的大陸季風氣候，同時還會受到厄爾尼諾現象的影響，旱澇災害頻繁。並且波及面小則數省、大則一半以上的國家都會受影響。大片地區、大量人口因為衣食無著，會往周邊或許還能找到一口吃的地方跑，這樣在某地聚集的災民就可能越來越多，進而就可能促成大規模暴動的發生。如果此時朝廷的救助能效下降，農民暴動的規模便會迅速擴大。
清末大旱時的災民
回顧中國歷史上的旱澇災害對人民的傷害程度，旱災比洪災更為頻繁，破壞力更大：
首先，旱災的波及範圍通常比洪水更廣。其次，洪水通常是來得猛，但去得也快，大旱災的持續時間則更長，甚至可能長達數年，從而造成田地絕收。再者，旱災還可能引發蝗災，而漫天蓋地的飛蝗不僅毀滅了農作物，連樹皮草根這些災荒之年老百姓賴以充飢的東西也一併吃光。
因此，中國曆朝歷代的大規模農民戰爭之前都伴隨著巨大的天災，尤其以旱災為重。
歐洲因為所處地區的氣候環境與中國不同，所以災害要少得多而且破壞力弱的多，尤其大旱災基本罕見，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農民戰爭的能量。
歐洲地區的氣候條件之所以優於中國，有如下幾個原因：
首先，歐洲地處大西洋沿岸，大部分地區呈現溫帶海洋性氣候。由南而北的大西洋暖流給這一地區帶來大量的暖溼空氣。使得這一地區的降水分佈於夏季的比例也更低，使得這一地區的旱澇災害尤其旱災的烈度相比中國要遜色的多。
其次，因為氣候宜人，因此中世紀時期歐洲經濟和人口數量在不斷增長。
再次，從14世紀開始，歐洲氣溫這才有所變化，逐漸進入了一個氣候趨冷、時間較長的“小冰期”。農作物隨著低溫和降水偏多導致歉收、饑荒現象開始出現，農民暴動也就如影而至。不過因為沒有旱災的出現，也就沒有大規模的糧價波動，充其量就是政府稅收的增加給農民帶來一定的負擔亦或是侵犯農民利益。比如黑死病的流行導致勞動力下降，王室和貴族限制農民出逃。
第二個原因：中國和歐洲當時呈現兩種差異巨大的政治結構。
中國自秦王朝開始，歷朝歷代大體上實行的是中央集權，並且在多數時間是大一統狀態，中央權力直接到達縣一級，說白了就是由皇帝直接管理人民。這樣一來，龐大的貴族階層、官僚體系、暴力機器便隨之誕生，並且還得由農民養活。中世紀的歐洲則是處於多國並存的分裂狀態，加上宗教和政治並存，在任何一個國家的內部，君主的權威只能到達貴族一級，然後由各級貴族去管理人民。這多少和春秋戰國時期周天子、諸侯、老百姓的關係類似，天子只管諸侯不管百姓。這樣一來，歐洲國家內的官僚體系和暴力機器就相對弱小，農民的負擔也就相對較輕。
這種差異巨大的政治結構同時造就了中歐農民戰爭在烈度上的差異。
第一，中國的政治集團龐大，中國農民受剝削的程度也就更高，造反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中國和歐洲的很多農民主要受地主的剝削，但中國農民受官僚階級和地主階級的雙重剝削，尤其是前者。其程度要比只受地主階層剝削的歐洲的階級弟兄們更重。這是因為中國朝廷的地方官由於通常是異地任職並且任期有限。任期一到就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免不了就會對轄區內的老百姓大起貪念，“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而中國或歐洲那些他們大體和農民都是老鄉的地主或莊園主們對農民更可能會相對謹慎，一下子把農民榨乾了，等於是竭澤而漁，往後的日子怎麼過？再說，農民被逼到了絕境起來造反，最先被波及的就是地主或莊園主。於是，對官僚集團施加的負擔的不滿會讓地主、士紳也捲入甚至領導農民暴動。中國是皇權至上，朝廷受到的制約較少，以更龐大的官僚-軍事機器做後盾，對農民的剝削程度也就更容易突破底線。
第二，因為政治結構的不同，中國的農民暴動一旦發生，就會在更廣闊地域內迅速蔓延，從而更為聲勢浩大。這是因為中央集權和大一統下的中國使得中央的政策更容易在全國範圍內得到大面積實施，良政還好，如果是惡政、暴政，大片甚至全國地域內的農民都得遭殃。從這個意義上說，廣大地域內的農民可以說是同呼吸、共命運的共同體，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相反，一方造反八方響應。
第三，因為政治結構的不同，中國農民暴動的思維觀念更超前。
在中國，朝廷作為封建統治者的最高代表，同時也是農民的主要剝削者之一，大量稅役是朝廷向農民徵派，或者是不法的官員打著朝廷的旗號徵派的。這樣，原本是官吏和老百姓之間的矛盾，就會因為苛捐雜稅讓老百姓把憎恨轉化到對朝廷或皇帝身上。這樣，中國的起義者不僅反地主、反官僚，而且也反皇帝；甚至不反地主，只反官僚和皇帝。
而中世紀的歐洲在大多數時間中，因為宗教和政治並存，王權相對較弱，宗教和地方豪強勢力相對龐大，對多數農民的剝削主要來自管轄他們的領主或莊園主。這樣，歐洲的農民起義的首要反抗對象多以領主或宗教勢力而不是國家或君主。但是到了中世紀後期，隨著王權的上升，國家財富逐漸向王室傾斜，農民暴動也就隨之而來。前面說的十二次農民戰爭也正是集中在這一時期，只有一次是明確提出要反國王。即便是聲勢最浩大的德國農民戰爭，目的主要是爭取有權選舉、提高民眾福利、促進司法公正和廢除農奴制。
這樣的要求如同公司員工要求提高工資待遇而到老闆辦公室找老闆理論。貌似不用造反也可以談。就農民暴動的訴求來講，中國的農民戰爭如同企業員工不僅僅只是要求提高工資待遇，而且還要求分得股份、甚至要更換掉董事會由他們指定任選代替；歐洲的農民戰爭則如同員工呼籲老闆給漲點工資。
於是，歐洲農民戰爭的有限訴求也就使得統治者很容易平息或鎮壓，甚至可以先假意接受以麻痺對方，再伺機下手消滅。
第三個原因是，民間知識分子的力量不同。
歷史上的中國和歐洲，都存在著主要生活於官僚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與兩者都保持一定距離的知識分子，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讀書人”。在中國，這類人的存在極為廣泛。什麼科場失意者、中小地主、商人、私塾先生、江湖郎中、算卦的，都可以列入知識分子範疇，無外乎是進步與否。
從這個意義上說，民間知識分子的數量在中國明顯要多於歐洲。這是因為中國的教育普及時間要比歐洲更早、普及面更廣。特別是科舉制度出現後，普及方式更加科學。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最為國家級教育家的孔子、孟子就長期從事民間教育，政府更是把這些人奉若上賓，將他們的教育思想和方式國家國家化。而同一時期的歐洲還處在尚未完全開化的階段。科舉制出現後，國家對讀書人的吸納程度更為苛刻（招生數量稀少、次數也是三五年一次），讀儒學書籍、參加科舉考試成為進入朝廷體制的唯一辦法。而在中世紀的歐洲，普通人要成為知識分子，先要學會作為歐洲學術、宗教和政治領域主要語言的拉丁文。歐洲不僅是宮廷和天主教會也算官方的一部分，因此，無論是當官還是當教士，都算是進入了體制內。
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都是生於民間，長於民間的清貧人家，對民間疾苦體驗和感觸頗深；他們作為讀書人，胸懷治國安邦、經世濟民的遠大理想和抱負，“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是多數讀書人的人生信條。但是官場黑暗、吏治腐敗因為清貧讀不起書帶來的科場失意不免令其自嘆懷才不遇，報國無門。這樣，他們不免憤世嫉俗，或不免有“天將降大任於己”的期待，這就為他們在特定條件下走上造反之路埋下伏筆。總之，他們如果不能成為體制內力量，就可能成為反體制力量。
唐末農民戰爭領導人黃巢、清末太平天國領導人洪秀全，都是因為科場失意走上了造反之路，並且在華夏大地上掀起滔天巨浪。
在中國曆代農民戰爭中，民間知識分子的力量可以說是巨大的，比如投身於秦末農民戰爭中輔助布衣天子劉邦後來成為“漢初三傑”的韓信、張良、陳平，領導東漢末年黃巾軍的張角、張梁、張寶三兄弟，參加隋末農民戰爭後來成為唐朝開國功臣的魏徵、李靖、徐世勣，唐末的“沖天太保大將軍”黃巢，元末農民戰爭中輔助朱元璋問鼎天下的劉伯溫、朱升、李善長，明末農民戰爭中李自成和張獻忠的心腹智囊李巖、牛金星、宋獻策。
這些人中既有起義領袖的左膀右臂，也有自己黨領袖拉旗子造反的。
毫無疑問，民間知識分子的大量參與對農民戰爭，對戰爭的影響那是巨大的。
首先，民間知識分子可以為農民軍提出遠大的政治目標，增強其合法性。
具體來說也就是可以提出具體的政治綱領、行動路線和鬥爭策略。比如無賴漢出身的劉邦和叫花子出身的朱元璋，一開始和同時期的綠林草寇沒什麼區別，當受到張良、陳平和劉伯溫、朱升這樣的民間知識分子的一番“教育”後，馬上熱血上湧，不再留戀於當前大口吃酒肉、大秤分金銀、娶幾房壓寨夫人的日子，而是開始憧憬坐金殿當皇帝、君臨天下、佳麗三千的夢想了。
二是在“組織性”方面。“正規軍”和農民軍的區別在於軍事、行政和外交方面的日常事務的組織水平不同。指揮作戰、招兵買馬、籌錢備糧、宣傳動員、對外談判這些工作，顯然是那些不學無術、五大三粗的流氓、土匪所能應付的。這個時候，知識分子的組織、管理、協調能力就可以充分發揮。
於是，中國的農民軍也就會在與“正規軍”的不斷鬥爭中接近甚至超過“正規軍”，在後者的眼中也就更可怕，彼此較量也就更可加血腥殘酷。
同時期的歐洲農民戰爭中的知識分子的力量則明顯要弱的多。如前所述的歐洲十二次農民戰爭中，主要領導人和參與者基本上都是農民或工匠，知識分子作為關鍵角色的戲份實屬鳳毛麟角。於是，這些戰爭就政治性和組織性而言就要差的多，不誇張的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暴徒式的打砸搶。
唯獨規模最大的德國農民戰爭多少是一個例外，正是因為知識分子起主導作用。其四位主要的領導人如下：
閔采爾：教士和神學家；
穆勒：退役的職業軍人；
希普勒：貴族；
蓋爾：貴族兼外交官。
因此，這場農民戰爭不僅是人數最多，組織得也是相對最好的，還是是唯一一個提出較明確系統的政治綱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