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馮天瑜
只有當一個民族用自己的語言掌握了一門科學的時候，我們才能說這門科學屬於這個民族了。
——黑格爾（Georg Wilhelm F. Hegel1770—1831）：《哲學史講演錄》第四卷
一
2002年夏，筆者訪學德國，曾乘船旅行於山川如畫的萊茵河中游，舟行間，只見兩岸每距二三十公里的蒼翠峰巒，多有灰色城堡聳立，它們或者已是斷壁殘垣，或者還保持著巍峨壯麗的舊觀。這正是西歐中世紀諸侯林立的封建社會的物質遺存。面對此景，近二十年來一直思考著的“封建”概念辨析問題，驟然齊集心頭。
“封建”本為表述中國古代政制的漢字舊名，意謂“封土建國”、“封爵建藩”，近代以前在漢字文化圈諸國（中、越、朝、日）未生異義。19世紀中葉西力東漸以降，日本的啟蒙學者西周、福澤諭吉等於19世紀70年代，中國的嚴復等於20世紀初先後以“封建”對譯西洋史學術語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領主），使“封建”衍為一個表述普世性歷史階段和社會形態的新名。“封建”一詞經歷了概念的古今轉換和中西移植，日本因素也參與其內，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深化了此一術語的涵義。“封建”作為近現代概念史上的重要案例和歷史分期的關鍵環節，釋義紛紜，展現了思想文化領域錯綜複雜的演繹狀況，涉及概念與“所指”的確切性問題，其成敗得失與歷史學乃至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相關聯，故對其考索探究、闡微決疑，既非細事，也非易事。
近代以降，漢字文化圈在對譯西洋術語時，取音譯、意譯兩法。音譯所用漢字揚棄了字意，僅存字音，起著拼音符號作用，以模擬原語的讀音，如以“邏輯”譯logic，以“布爾喬亞”譯bourgeoisie。音譯不會引起詞義錯位，但也未能給譯詞提供意義支撐，其含義只能在詞形以外另加詮釋。然而，漢字是表意文字，一個漢字不僅有語音，還有語意，包蘊著文化內涵，掌握漢字文化的人更傾向於用意譯方式推介外來詞。所謂意譯，指按外來語的構詞詞素，將字面意轉換成相應的漢語表述，如上舉兩例英語詞logic（邏輯）和bourgeoisie（布爾喬亞），又意譯為“論理學”和“資產階級”，可由詞形窺探內涵，從而為譯詞提供意義支撐，意譯的優長即在於此，掌握漢字文化的人可以觀文索義，易於理解。當然，望文生義也可能誘發歧解，這是由漢語的一詞多義性和漢字的多種構詞法造成的。
意譯又分兩種，一是創建新詞以對譯西洋術語，如“哲學”、“美學”、“體育”、“義務”等等便是新創意譯詞。二是借用漢語舊名對譯西方術語，中國人更習慣於此法。以舊名譯外來術語從而衍為新名的成功之作不少，如“倫理、政治、範疇、機器、權利、物理”等等便是。言其“成功”，是由於它們較好地實現了古今義的因革、中外義的對接。如“物理”，作為漢語舊名，本義“萬物之理”，自明清之際至近代，中日兩國藉以翻譯Physics，意指一門近代科學（包括力學、聲學、光學、電學等），內涵收縮，特指性明確了，然新名“物理”與舊名本義指示的方向相合，東西義順利地實現涵化。
概念、範疇的演變，是人類思想更革的表徵，反映了知識量的擴大和認識過程的遷衍、深化。然而，由於概念古今轉換、中外對接牽涉文化的時代性與民族性問題，情形錯綜複雜，誤植也時有發生。有學者指出，20世紀以來中國對西方哲學研究雖有成就，但在理解中也出現一系列文化錯位，即用本民族傳統理念去扭曲和附會西哲的理論和概念，諸如“理性”概念的誤讀、“科學”的實用化、“辯證法”的降級詮釋、“實踐”概念的變形、“自由”概念的附會，等等。①
意譯間舊名衍為新名發生文化錯位，還可羅列一些典型例證。一如“經濟”，舊名本義“經世濟民”，而在對譯Economy時形成的新名“經濟”，含義轉為國民生產、消費、分配、交換之總和，兼指節約、儉省，與本義脫鉤，新義又無法從“經濟”詞形推衍出來。②再如新名“形而上學”，是借《周易》“形而上者謂之道”一語對譯Metaphvsics時形成的，此新名之一義“超驗哲理”，與舊名本義方向相切合；但所含反辯證法的“靜止論”、“機械論”、“外因論”之義，則全然背離舊名本義指示的方向，也超出了舊名“形而上”的詞形提供的意義空間。③另如“自由”、“自由主義”，“個人”、“個人主義”等新名，在古今轉換、中西對接的過程中，也在不同層面上發生古今義錯置、中西概念彼此遮蔽的情形。“封建”為概念誤植的突出一例。
二
日中兩國譯者先後在19世紀70年代、20世紀初以“封建”譯feudalism，本來大體是準確的，因為“封建”的漢語古義（封土建國）與feudalism的西義（封土封臣）具有通約性。當然，中西封建制又有差異，前者是“宗法封建制”，後者是“契約封建制”，但這種差異並不能否定以“封建”對譯feudalism的基本合理性。但是，時至20世紀20年代以降，隨著蘇俄和共產國際泛化封建觀的傳入中國，將以“君主專制”和“地主經濟”等“非封建”的秦漢至明清稱之“封建社會”，又經由1929~1933年中國社會史論戰，使這種泛化封建觀藉著“馬克思主義史學”之名，逐漸普被中國。而這種泛化“封建”，既背離了“封建”古義與西義，也有悖於馬克思的封建原論。通覽馬克思論著，尤其是晚年的古代社會史筆記即可發現，他反對歷史單線進化論，一貫致力於對中古世界多途演進的研究，不同意以西歐模式套用東方，批評濫用“封建”，認為土地自由買賣的非貴族式土地所有制與封建主義不相兼容，中央集權君主專制與封建主義不相兼容。
由於複雜的歷史原因，泛化“封建”成為“日用而不辨”的史學術語，其實，它在新舊名更替之際陷入了概念誤植，造成中國歷史述事的紊亂。錢穆稱之“削足適履”，侯外廬更將“封建”的誤譯嚴厲批評為“語亂天下”④，並非過分之辭。
術語釐定，是學科形成與發展的必要前提。對於任何學科而言，必須擁有一批義項單一、內涵精準、外延明確的術語（尤其是核心術語，或曰關鍵詞）。如果“生產、生產力、生產關係、商品、價值、市場”等術語的含義紊亂，經濟學只能是一派昏話。有了“細胞、根、莖、葉、花、果實”等術語的確立，植物學方可能成為一門學科。歷史學術語的界定也至關緊要。僅以大半個世紀來中國歷史分期問題的討論而言，之所以長期聚訟未決，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封建”等核心術語（關鍵詞）的概念沒有釐清，義項未能獲得一致。
主張西周封建說的范文瀾先生（1893~1969）所稱之“封建”，雖納入“五種社會形態”之中，卻仍與舊名本義（封土建國）保持聯繫，範老一再論證周初封建爵祿貢賦是有定製的，肯定“分封諸侯時，已規定封建制度的剝削方式”。⑤徐中舒先生等也持西周封建說，注意了“封建”概念的古今一貫和中西通約。
主張戰國封建說的郭沫若先生（1892~1978）、翦伯贊先生（1898~1968）所稱之“封建”，則拋棄舊名本義，加以泛解。郭老將土地“歸為私有”、“地主階層出現”、“專制帝制確立”等與“封建”本義相背反的要素作為“封建制”的內涵，認為“廢封建，立郡縣”的戰國時期“開始了封建社會”，稱實行君主集權的秦始皇為開創“封建制度的元勳”；翦先生曾主西周封建說，後又改為戰國封建說，稱秦孝公“廢井田，開阡陌”確立了封建社會。⑥這些論說中的“封建”既脫離“封土建國”古義，也與西方史學關於中世紀制度（feudalism）的含義相去甚遠。
主張兩漢封建說的侯外廬先生（1903~1987），力辯“封國”並非封建制，認為“周代封國之所以不能認為是封建，主要由於它沒有‘農村為出發點’的經濟基礎”，可見侯先生是把“農業經濟”“自然經濟”這一寬泛的前近代社會的特徵視作劃分“封建”的主要標準⑦，其對“封建”作泛解也是明顯的。
持魏晉封建說的尚鉞（1902~1982）、唐長孺（1911~1994）、王仲犖、何茲全（1911~）等先生不贊成將“封建”泛化，從魏晉間的封土采邑、門閥制度、佃客的人身依附諸形態認定其封建性，這是以“封建”本義為基點，再作引申，兼容古義與西義。⑧尚、唐、王、何諸先生所詮釋之“封建”，實現了古義與今義的融通，也與馬克思的封建社會原論較相切合。
以上諸家自立標準，各說各話，莫衷一是。這種核心術語內涵歧異、義項多設的討論，必然出現同一議題之內“概念不一”、“論旨轉移”的邏輯前提問題，從而無法在歷史分期上獲得共識。當然，由非學術因素作用，似乎也可以達成某種“共識”（如統一為“戰國封建說”，將週末至明清稱之“封建時代”），但那種“共識”只能是一時“眾服”的假象。
在同一詞形下，舊名變新名，不乏因革恰當的良例，如“科學”、“革命”、“共和”等等，新名所含概念既與舊名保持聯繫，又有合理的引申，並與對譯的西洋術語所蘊概念相涵化。⑨然而，大半個世紀以來，“封建”由舊名向新名轉換，在一些重要史家那裡發生了文化錯位——
甲、封建泛義（土地可以買賣的地主經濟、中央集權的專制君主政治）不僅與本義（土地由封賜而來，不得轉讓買賣，政權分散、諸侯林立）脫鉤，而且同本義指示的方向相背反；
乙、封建泛義又與相對譯的英語詞feudalism西義（封土封臣、采邑領主、人身依附、超經濟剝奪）大異其趣；
丙、漢字詞“封建”的上述泛義超出詞形提供的意義空間，全然是外在強行注入的。
用這樣的新名“封建”作詞幹形成的新詞組“封建制度、封建社會、封建主義、封建時代”等等，也隨之偏離正軌。於是，因為關鍵術語失準，一部中國歷史的宏大述事，失卻構制網絡的堅實紐結。由此出發，史學界長期探討的“中國歷史分期”、“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中國封建社會為何長期延續”諸問題，都缺乏議論得以健康展開所必需的嚴密的概念座標系。
可見，新名“封建”概念的準確性問題，關涉到中國歷史的框架構築，茲事體大，筆者不得不沿“《春秋》責備賢者”故例，考究筆者十分敬重的某些前輩學人在何處失足，推原此一新名“形義脫節”、“名實錯置”的癥結所在。
在追蹤問題的來龍去脈之際，有一點似可預先排除：令“封建”含義泛化者不通古漢語及中國古史，或不諳西語及西洋史，方造成概念誤植。事實上，將“封建”概念泛化的先生，大都飽讀詩書，當然明白“封建”的古義是封土建國、封爵建藩；他們又多半熟識西文、西史，對feudalism的含義為封土封臣、采邑莊園，並不生疏。故“封建”泛化，絕非由於論者不通古義、西義，而是另有緣由的。因此，“封建”概念被泛化，不單是一個語義學問題，更是歷史學、文化學問題，可以總括為“歷史文化語義學”問題。故單從詞語角度討論“封建”的古義及feudalism的西義，只廓清了論題外圍，而尚未升堂入室、直逼要害處。
瞭然於此以後，筆者決計另闢蹊徑：在確認“封建”本義及西義的基礎上，梳理“封建”概念演繹的軌跡，對其作歷時性的動態研究，考察這個原本創制於中國，又由近代日本藉以對譯西文的新名，逆輸入中國後逐步異化的具體過程，尤其用力於探討幾個導致概念變更的關鍵時段（如清民之際、五四時期、大革命失敗後幾年間）的社會—文化生態，以及在此種社會—文化生態下的語義遷衍。筆者願與讀者諸君一道，從概念的歷時性演繹及中外對接的過程中窺探“封建”被泛化的社會—文化因緣。最後，提供一種改良設想，供諸君參考。
一位語言學者說：“詞義屬於語言學範疇，概念則屬於邏輯學範疇。”⑩筆者試圖通過對“封建”從舊名向新名轉變過程的辨識，為長期困窘於“名不正而言不順”的中國古史分期討論提供一個釐清概念（正名）的思路。
三
秦漢以降兩千餘年間，中國歷史的基本面並非早已成為偏師的“封建制度”，而是由宗法制、地主制、專制帝制綜合而成的社會形態。
（一）“宗法制”、“地主制”、“專制帝制”共存並行
秦漢至明清的兩千餘年間，社會制度層面雖多有變化，但“宗法制”、“地主制”與“專制帝制”三項要素貫穿始終。
宗法制是列朝皇統及貴族繼承所遵之制，此制在民間也保有自治、自律形態，所謂家有廟、祠有產、宗有譜、族有規，提供了宗法制的物化網絡。建立其上的宗法觀念，則被加工為官方哲學和普世倫常，由“忠、孝、節、義”等德目構成的宗法倫理，為朝野所共認同遵。宗法制被地主制、專制帝制倚為社會根蒂和精神源泉。
地主制以土地私有為特徵，是秦漢至明清間小農社會的常態性制度，也是庶族士子登仕參政的物質基礎，選舉、科舉制的取代世卿世祿制，官僚政治的取代貴族政治，均深植於地主——自耕農經濟的土壤之中。秦以下兩千餘年社會的非封建性質，蓋由土地私有的地主制所決定，此制奠定了專制帝制的寬闊深厚的物質基石。
專制帝制自秦漢以下傳承不輟，改朝換代而此制神髓不變，所謂“漢承秦制、宋承唐制、清承明制”，顯示了專制帝制及其各相關制度的強勁延續力。帝王“以制命為職”（朱熹語），反映帝王意志的“詔令”通過垂直的官僚系統布達四方，經由郡縣制、流官制，實現中央對廣土眾民的掌控。朝廷又經由選舉、科舉，君主與庶民對接，從而擴大了專制政治的社會基礎，具有流動性而又臣服於朝廷的士大夫階層，是高度分散的農業社會得以整合的力量。
“宗法制”、“土地私有制”與“專制帝制”三者並非獨立並列，而是互為表裡、彼此補充的，它們相與共生、渾然一體——男耕女織、土地私有、城鄉一元的自然經濟，是宗法制與專制帝制存在的經濟基礎，又被其反哺並受其保護。
集權而又流動的官僚政治與自在自律的宗族組織形成二重結構：在行政管理上是中央集權的郡縣制，而在民間社會又有宗法制織造的廣大而富於韌性的網絡，形成國家“專制權力”與“社會基層權力”的彼此分工，“國法”與“人情”的相互契合。11這種“宗法—專制”二重社會結構與地主—自耕農制的經濟形態相互維繫。
官學私學並存互動、學仕一體的文教—選官體制，儒釋道三教共弘的信仰格局，都在上述社會結構、經濟形態內繁衍，併為之培養人才、提供觀念支撐。
以上諸層面融匯成的自足性機體，具有頑強的延傳能力。直至近代，在工業文明煥發的內外因素作用下，宗法專制帝制才逐漸解體，作為秦漢至明清兩千餘年一貫政制退出歷史舞臺的標誌。
（二）秦以下社會擬名：宗法地主專制社會（簡稱地主社會）
綜論之，秦漢以降兩千餘年間，在中國長期延續的，不是漸居次要的“封建制度”，而是由宗法制、地主制、專制帝制綜合而成的社會形態。在西歐、日本有典型表現的封建化的三特徵——農人農奴化、土地莊園化、政權多元化，中國秦漢至明清的大勢與之背反，故秦漢至明清冠以“封建社會”，顯然不得要領，而稱之“宗法地主專制社會”，似可昭示這兩千餘年間社會組織、經濟結構、政治體制諸層面的基本特徵。
當然，若能在三要素之上擬一總名，方稱全解。參酌“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非泛化的）、“資本主義社會”等歷史段落的命名，均取該時代社會經濟結構最核心的要素作標誌，如“奴隸”（該時代生產者的主體為喪失人身自由的奴隸），“封建”（該時代實行“封土建藩”“封土封臣”的政治、經濟制度），“資本”（該時代社會經濟維繫於資本的營運與增殖），皆畫龍點睛入之詞。而秦漢至明清間社會經濟結構的基本構成是田土私有的地主——自耕農制，簡稱地主制，此制又是這一時代的社會制度（宗法制）、政治制度（專制帝制）賴以生存的社會經濟土壤，故這兩千餘年中國社會似可簡稱“地主社會”。此一名目較之“封建社會”更切近秦漢至明清的社會、政治、經濟實際；較之“專制社會”的偏於政制，更能昭示此一社會形態的本質。
對於此一擬名，筆者不敢自是。這一點睛之筆，還須求之高明，並寄望於來日。
註釋：
①鄧曉芒：《中國百年西方哲學研究中的十大文化錯位》，《世界哲學》2002年增刊。
②馮天瑜：《“經濟”概念誤植考》，日文本，載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乜ン夕一編《日本研究》第31期。
③馮天瑜：《新名辨析——以“經濟、封建、形而上學”為例》，載《中國文化近代轉型的內因與外力》，崇文書局，2005年版。
④侯外廬：《論中國封建的形式及其法典化》，《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⑤范文瀾：《關於上古歷史階段的商榷》，（延安）《中國文化》第1卷第3期，1940年；《關於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問題》，《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1954年第1集。
⑥郭沫若：《關於周代社會的商討》，《新建設》1951年第4期；翦伯贊《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歷史研究》1959年第6期。
⑦參見《中國古代“城市國家”的起源及其發展》，《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侯外廬《論中國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歷史研究》1956年第8期。
⑧尚鉞：《如何理解歷史人物、事件和現象》，《教學與研究》1956年第4期；何茲全《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幾個問題》，《文史哲》1956年第8期；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⑨參見馮天瑜：《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關於“革命”“共和”“科學”等新名生成的論述，中華書局，2004年版。
⑩曹煒：《現代漢語詞義學》，學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頁。
11黃宗智：《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清代的表達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219頁。
12《辛亥革命》資料叢刊第8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