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湯達與巴爾扎克
《紅與黑》與司湯達
司湯達大概是唯一一個在我的小標題中要讓位於自己作品的作家了，原因之一固然是《紅與黑》太過偉大，而另一層原因是因為司湯達這個人，他的文學意義要比他的文學地位高得多，所以要聊他，就得拿他的文學作品說事兒。
木心老先生的《文學回憶錄》中介紹到《紅與黑》的時候，是把《紅樓夢》擺出來放在一起說的，這讓我們中國人很好理解《紅與黑》到底是處在一個什麼文學地位。
《紅與黑》這個書名的含義是有多種解釋的，沒有定論，最主流的理解方式是：紅代表了法國拿破崙時期軍服的顏色，黑代表了教會的黑色教袍。而男主角於連是一個擁有很大野心從底層階級向上攀爬的年輕人，在向上攀爬的過程中恰恰是利用了這兩種資源：軍功與教會，即，紅與黑。
坦白講，我個人覺得這個闡釋是準確的，但是並不全面。其實紅與黑這種結構是創造了一個二元的狀態，於連在整個故事中經常身處在一些二元的抉擇下，比如愛情與背叛（對待德.瑞娜夫人）、進取與墮落（在特.拉穆爾侯爵家時的為人處世）、高傲與卑賤（對貴族階級的鄙視和嚮往）、博愛與殘忍（對待自己憎惡的父親和最後對德.瑞娜夫人做的事兒）……這種狀態不勝枚舉。不僅如此，連他所處的時代和環境也是如此，王權與共和、貴族和其他階級。所以紅與黑這兩個狀態可以映射任意一種結構或是任意一種關係，我覺得這才是這個書名高明的地方——《紅與黑》，它總結了一切，甚至可以說它代表著於連這個人心裡的善與惡。
而讓這部作品最永恆的地方，其實是這樣一種關係：於連自己和除自己以外這個世界的一切。不要覺得這個解讀有點太形而上，有點太玄幻裝逼了，這個解讀在我們聊完司湯達這個人的時候會提出更明確的證明。而於連這個人物形象被普遍評論認為是“是代表了每一個平凡的我們”，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在《紅與黑》中看到“我們自己”和“除自己以外的其他”，這難道不夠永恆嗎？
下面說說司湯達。
司湯達
巴黎的紅磨坊位於蒙馬特高地腳下，紅磨坊的不遠處，在一座高架橋下有一處墓園，叫做蒙馬特墓地。蒙馬特墓地第98號墓碑上刻著“A. Henri Beyle——Milanese”的名字，翻譯過來是“亨利-貝爾，米蘭人”，這個聽上去像是一個英超球員的墓碑下面，埋葬的就是司湯達。
司湯達之墓
司湯達墓碑墓誌銘：愛過，寫過，活過。
與絕大多數名著譯文的作者介紹不同，茨威格的《三作家傳》中有內容詳實、態度鮮明的關於亨利-貝爾的介紹。我摘錄一段我個人認為最精彩的作為介紹司湯達的開篇語，“所幸今天亨利·貝爾累了，他還要等一天才自殺，而在第二天早上，朋友們來了，他的心情頓時快活起來。一個人在房間裡走來走去，看見桌子上有一張空白的賬簿紙，上面寫了一個標題：《於連》。他好奇地問，這是什麼意思，哦，司湯達答道，他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朋友們都很興奮，都鼓勵這位過度憂傷的人打起精神來，於是他果真開始寫這部作品了。這個標題被抹掉了，換上了一個後來成為不朽著作的標題《紅與黑》。事實上，從那天起，他作為亨利·貝爾已告終結，另一個名字開始出現並流芳千古，那就是司湯達。”
是的，《紅與黑》之前，亨利-貝爾就是一個出身於外省的庸常自卑的胖子，他靠著自己的表哥皮埃爾·達呂伯爵（拿破崙的紅人），才在國防部謀上了一個文差，又靠著表哥一路在拿破崙的部隊裡升職到“軍需官”這樣重要的軍職，然後跟著拿破崙南征北戰的部隊身後，負責在殖民區督辦軍糧。在有了地位和金錢之後，他才敢接近女人。他駐守過洛桑、米蘭、不倫瑞克和維也納……甚至遠征過莫斯科，他就是那60萬法軍中3萬幸返者之一。但在他的文稿作品裡，對波瀾壯闊的軍旅生涯著墨不多，因為在那尋常的外表之下，是一個喜歡與藝術為伍的靈魂。他喜歡藝術，他在米蘭留戀於斯卡拉歌劇院，在維也納甚至自己騎馬一百里地去參加一個完全陌生人的葬禮，只為聽一下莫扎特的《安魂曲》；但亨利-貝爾只是追求藝術，享樂於藝術，他自己並沒有任何創作的使命感，他曾經創作過幾本著作，都是東拼西湊的作品，比如《意大利繪畫史》，其實是摘自卡帕尼的作品，然後加一點名人軼事，這作品的成分跟我現在寫的這篇文章毫無二致。
我們可以這麼理解，亨利-貝爾先生是個徹底的文青，狂熱的追逐藝術，他有顆敏感細膩的可以感知到藝術甘美的心靈，同時他也喜歡寫點讀後感之類的文章，就跟大多數豆瓣的用戶一樣。直到，直到拿破崙倒臺，他無法以軍需官身份遊歷各國，無法探尋各種滿足自身追求的藝術的時候，他只得停下來，而這時候他已經老了，而且更加肥胖了，更不能得到女人的青睞了，重要的是錢更少了，而時間卻充裕得填不滿了……為了消愁解悶，他只能自己創作才能繼續與藝術為伍了，然後精彩的事情來了，就像茨威格文章中描述的那樣，亨利-貝爾先生醒過來，看到稿紙上《於連》這個標題，問這是什麼意思？然後司湯達答道，他想寫一部長篇小說……從這句問話之後，這世界上不但有了《紅與黑》，而且有了司湯達！
“司湯達四十三歲開始寫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紅與黑》（早年的《阿爾芒斯》略而不計），五十歲寫《呂西安·婁凡》，五十四歲寫第三部長篇小說《巴馬修道院》。三部長篇小說耗盡了他的文學才華，從主題來看，三部長篇小說只是一個主題，是同一個原始的基本生活經歷的三個變種，即亨利·貝爾青年時代的精神歷史。這個日漸衰老的人不讓它在自己心中泯滅，而是想一再地更新它。”——茨威格《三作家傳》
司湯達其實沒有一個作家的自覺，他不是感知到自己有才華才去創作的，也不是經受過多大的苦難才要表達的，更不是因為有什麼使命感去寫東西的。他的自覺在於，他想記錄自己和藝術相伴的青春自由，他想描述一個真實的人的內心，他想寫的就是真誠和自然的感覺；於是他與任何主義和任何流派的文學都不搭，他不用服務於社會和時代，從而就隔絕於社會和時代，他把自己和自己以外的世界分割的清清楚楚，也把這種感覺清清楚楚的寫進了《紅與黑》中，於連那就座右銘代表著他的所有表達——“別人跟我有什麼相干？”
一百年後的弗洛伊德創造了心理學，而心理學催生了所有以人物心理為動機驅動的文學。而《紅與黑》早於這些文學一百年就開始關注人物的內心，“我是人類心靈的觀察者”，“我既不指責，也不贊同，我是在觀察”，司湯達如是說。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讀《紅與黑》時，完全沒有感受到任何隔閡的原因，我前一篇文章提到的小說在法國文學中的演變過程，完全不適用於《紅與黑》，他是超越了那個時代的文學。客觀的描述人心，人心裡的好與壞、善與惡、紅與黑都是在精神和情感上無限接近於我們現代人的文學形式。
“他以自己文學上的怪癖的試驗開闢的道路和走過的足跡是數不勝數的：沒有他的於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拉斯柯尼科夫便不可想像，沒有司湯達關於滑鐵盧戰役第一次真實描寫的古典主義典範，便不會有托爾斯泰所描寫的波羅金諾戰役。尼采進行思考的無上快樂是在閱讀了司湯達的作品以後逐漸形成的。”——茨威格《三作家傳》
司湯達死的時候籍籍無名，《紅與黑》被那個時代的法國所埋沒，那正是浪漫主義文學昂揚向上的時代，看看極致善良的吉普賽姑娘艾絲美拉達（《巴黎聖母院》），再看看悲苦救贖自己的冉阿讓（《悲慘世界》），他們都那麼純粹，那麼讓人放下心去愛、去恨、去同情……那時候的法國，怎麼能允許出現像於連這樣愛也不能徹底愛，恨又恨不下去的人呢？但是司湯達說，“我將在一八八零年聞名於世！”，他為什麼這麼篤定？他是預言家嗎？他還說，“我認為，死在大街上一點也不可笑，只要不是故意這麼做”，於是，他就真的以這樣的方式死去了。
司湯達，這是根據普魯士一個小鎮的名字取的，那個城市也因他而變成不朽的名字！他沒有那麼多歷史使命，他只是單純的在文字裡懷念一個普普通通的自己，於是歷史就給了他如此不可磨滅的地位，這地位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埋藏在我們每一個普普通通平凡人心裡的，因此他才會綿延不絕、不可磨滅。
在司湯達的時代，只有一個知名的作家對他的作品予以敬重，並且撰文讚揚和分析過《巴馬修道院》。這個人與他的創作方式是如此不同，卻是唯一能欣賞他的人，他就是巴爾扎克，我們接下來就聊聊巴爾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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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整個時代冠名的巴爾扎克
依我看，巴爾扎克也不是能完全欣賞的了《紅與黑》，他只是更牴觸浪漫主義的矯情，更厭煩被修飾過的人物情感，所以他提醒浪漫派的作家們說，“我的市民長篇小說比你們那些悲慘的悲劇更具有悲劇性！”
我曾經寫文學的意義的時候提過，我覺得作家們至少有一個歷史責任，就是“記錄每個時代的特徵，讓那一代人的生活不被歷史遺忘……尤其是記錄那一代人的信仰和痛苦，文學承載了他們的迷茫和堅持。” 如果用這個標準衡量古今中外所有的作家的話，巴爾扎克絕對是曠古爍今歷史第一人。
巴爾扎克創造的《人間喜劇》由91部小說組成，基本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百科全書。他不是記錄了19世紀的時代特徵，他是把19世紀整個社會的邊邊角角全部掃蕩一空，塑造了2400個人物，有460個重複出現的人物，分散在75部小說裡。光這些數字就足以令人歎為觀止，簡直無法想象創造他們的那個人，要用多少時間去觀察他們的原型，瞭解他們的處境、生活習慣、職業習慣……我們現在追著致敬的漫威宇宙的締造者斯坦李先生，感慨他創建了一個超級英雄世界，但這個世界畢竟是眾多創作者一起締造的。而巴爾扎克，一個人，赤手空拳的締造了一個世界，一個現實主義的世界，一個和19世紀資本主義世界完全成投影關係的現實的世界……用偉大來形容這樣的作家，是不是都覺得不過癮？
我之所以看書，看文學，看世界名著，不是為了飽讀詩書，我就是想去看世界，就是因為看世界不是旅遊打卡，而是得知道天地四方和古往今來，不然你駐足在那些有千百年歷史的城市裡，你只會感到陌生。為了駐足在世界各地的城鎮中，心中有那麼一絲絲的熟悉和興奮，我才開始了自己的“浮游紀”通讀各國文學的計劃，而看巴爾扎克，你基本上就等同於看到了19世紀整個法國的車水馬龍和人情世故，因為他的緣故，和他同處一個時代的普普通通的人都可以被後人瞭解，都不會被歷史遺忘……用牛逼來形容這樣的作家，是不是都覺得不解氣？
巴爾扎克，用自己一生的創作，牢牢的把時代的冠名權復刻在了自己的名字之下。我們現在說19世紀的法國，完全可以替換成“巴爾扎克時代的法國”，而文學史裡也確實是這麼用的，你可以看到我總結的法國文學書單裡，喬治.桑的歷史評價是什麼，就是“巴爾扎克時代最具風情、最另類的小說家”。所以在那個時代，你再怎麼最另類，再怎麼最具風情，都得Under在巴爾扎克這個名字之下……用啥樣的那啥來形容這樣的作家，是不是都覺得不咋那啥？（用詞窮造個句）
下面說說巴爾扎克這個人。
巴爾扎克像
一個時代裡，有什麼榜樣很重要。我們這個時代，如果沒有喬布斯、沒有馬雲，抑或沒有羅永浩，我們這代人追求的東西可能會很不一樣。巴爾扎克，1799年出生，他出生的那一年，拿破崙發動霧月政變上臺，人類歷史上最後一個愷撒開始俾睨天下，橫掃各國。這樣一個人，他的影響很遠很遠，我通看了將近100年的法國文學作品，幾乎都在拿破崙的影響下，甚至橫向看其他各國文學，都被這個人影響。
我們小時候看完《古惑仔》的陳浩南，上街溜達的姿勢都不一樣，聽一首許巍的歌，立馬就“夢想仗劍走天涯”。更何況像巴爾扎克這樣的少年，遇上了像拿破崙這樣的榜樣。巴爾扎克跟拿破崙的征伐史同齡，設想每一年打開自己祖國的地圖，都不停的在擴大，這是什麼感受？——“法國在地圖上便像是一條氾濫的河流，逐漸地向全歐洲擴張。今天它翻過了塞尼山，明天越過了內華達山，它跨過江河開往德國，踏開冰雪進入俄國，還越過英國人用猛烈炮火把艦隊打得起火的直布羅陀海域。”（摘自茨威格的《三大師傳》）
所以巴爾扎克為什麼要用筆創造一個世界就不難理解了，他想征服，他想做整個世界的王。就像他在一張拿破崙肖像畫下面寫的話一樣：“我將用筆實現他用劍未能完成的事業。”
拿破崙像
巴爾扎克的創作自覺和司湯達完全不一樣。司湯達是為了記錄內心，懷念與藝術相伴的青春；而巴爾扎克是征服，所以他必然是現實主義，他為了征服統治這個世界，所以他把世界做了分類整理，然後凝結提煉，為了映射到世界的每一個細節，他需要他創造的人物有代表性，一個人物必須能代表一類人，比如葛朗臺、比如高老頭、比如德.拉斯蒂涅……
“他把世界簡單化，為的是去統治它。他把所制伏的世界都塞進了《人間喜劇》這麼一個宏偉壯麗的監獄裡。經過這樣的蒸餾過程以後，他的人物始終都是典型，都是對大多數人性格化的概括。他那前所未有的藝術意志把一切多餘的東西、非本質的東西，都從這些人物身上清除掉了。
他根據五十家貴族的沙龍才寫出了德·卡迪尼昂公爵夫人的一個沙龍。他根據數以百計的銀行家才寫出了一個德·紐沁根男爵。他還根據所有的放高利貸者寫出一個高布賽克，根據所有的醫生寫出一個皮安訓。”——《三大師傳》茨威格
所以巴爾扎克的小說讀起來會真實，他對自己的人物缺乏同情，展現出一種“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態度，所以你說巴爾扎克是現實主義也行，說他是批判現實主義也行。光去讀讀《高老頭》中，伏脫冷對歐也納講的現實社會那一段，就知道什麼叫“批判現實主義”了。巴爾扎克就是通過這些人物的遭遇來展現資本主義本質上的貪婪和無情，我讀的時候會突然覺得那麼熟悉，好像巴爾扎克講的那些事兒，200年來沒變過，它還發生在你身邊……這就充分提醒我自己，我們管自己叫什麼主義的國家其實不重要，要看看我們心中對“資本”、對“錢”的態度是否有本質的變化，你就知道我們現在還停在哪裡？所以你問我現在中美是兩個意識形態的衝突？我不這麼認為，我覺得我們就是在爭霸，至於意識形態，我覺得我們只是文化有差別，本質上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我很小的時候就記得巴爾扎克這個名字，當時讀過一個系列的文豪故事，其他的印象都模糊了，但我清楚的記得巴爾扎克，我記得他是喝咖啡喝死的，那部書裡介紹巴爾扎克是長年熬夜寫作，每天喝無數杯咖啡，結果咖啡因積量中毒，所以我一直對咖啡敬而遠之。我心裡知道自己更像司湯達，我可能會因為不要忘卻而記錄，我心中沒有半絲野心，但是我心裡還是崇敬文學史上最大的偏執狂之一——巴爾扎克先生。
就像茨威格的結論一樣：“他的工作已經不是勤勞，而是衝動、陶醉、夢想和極度興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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