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着讲述“上篇(一)”文末的情节之前，为了更好的了解粟裕的成长经历，有必要把1929年1月至6月22号“七大”召开前粟裕参加的战斗经历和职务调动说一下。顺便也把“七大”之前“朱毛之争”的最初起因交代一下，因为“朱毛之争”是造成毛泽东请辞前委书记的最直接导火索。而毛泽东辞职后就赌气地提出去闽西上杭蛟洋村“养病”，这才有了他跟粟裕的一段“密切接触”和交往，以及他对粟裕的“好印象”。
右一为陈毅，右二为毛泽东，右三谭政，右四朱良才
1929年1月14日粟裕随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此时粟裕是四军第二十八团第三连连长)，出击赣南、闽西，其战略初衷是“围魏救赵”，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2月，粟裕参加了大柏地战斗，红军采用诱敌深入的伏击战术，歼敌15旅大部，俘其800余人，缴获枪800余支挺，取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此役彻底扭转了红四军自井冈山下山进军赣南以来的被动局面，红四军军心为之大振，并扩大了红军影响。大柏地战斗告捷后，红军准备北进宁都，消息传来，驻守宁都城的地方军阀赖世琮团早已闻风而逃，红军攻占宁都比较顺利，只是遇到小股抵抗，不过，进攻宁都时粟裕臀部负伤。攻占宁都四天后，红四军继续向闽西挺进。
3月，粟裕参加了红四军对福建长汀城南长岭寨国民党守军进行的一次进攻战斗。此役，红军俘敌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余支，迫击炮3门，炮弹百余发，以及一批物资。红四军占领长汀县城后，建立了长汀县革命政权；极大地鼓舞了闽西人民的斗争热情。红四军主力也进行了整编，第28团大部编为第1纵队，余部与特务营合编为第2纵队；第31团编为第3纵队，全军共3000余人。第28团整编没多久(4月初)，粟裕就升任红四军整编后的第一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政委(营级)。
1929年2月粟裕所部攻占宁都
朱毛红军在2月占领宁都以后，于16日离开，红四军一离开宁都，赖世琮就卷土重来，于是毛泽东和朱德决定消灭这股敌军。1929年4月下旬，粟裕随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从会昌经于都开始二次攻克宁都城，经过激烈攻防，红军终于在4月29号攻下宁都县城。红四军驻宁都县城期间，毛泽东、朱德指导成立了中共宁都临时县委，由赖金声任书记，并成立了宁都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彭澎当选为主席；同时成立宁都县赤卫大队，王俊任大队长，谢荫南任党代表。后来还在原第九中学（现宁都中学）举办了为时两天的党员训练班，毛泽东亲自讲课，为宁都革命运动的发展培养了一批坚强的领导骨干。这个时候，从苏联归国的刘安恭奉中央委派，5月上旬去宁都与红四军军部会合；5月16日，刘安恭随朱、毛率红四军离开宁都城，向瑞金进发，再度进军闽西，开辟红色区域。
刘安恭与毛泽东合影
刘安恭是四川人，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电机工程系，在欧洲加入共产党，1924年回国在川军杨森部任参谋，1926年帮助朱德在杨森部从事兵运，因此此人与朱德算是旧相识；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奉派到苏联红军高级射击学校学习，1929年初回国。刘安恭是中共中央作为高级军事干部来培养的，由于红四军对中央的信任以及高级干部人才缺乏，他刚刚到达就被委任为军政治部主任，5月下旬又被任命为刚恢复办公的临时军委书记。刘安恭和朱德是四川同乡，又有共同的留欧经历，还曾经在杨森部共事，加上朱德的天然亲和力，刘安恭和朱德在观点和感情上都比较亲近。同时，见多识广的刘安恭也并没有把没留过洋有些土气的毛泽东放在眼里，这使他成为“朱毛之争”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朱毛之争”的导火索之一是“吃猪事件”，此事大概发生于5月中旬从宁都回瑞金途中。当时在朱、毛身边工作的曾志对此事有详细回忆:
关于“朱毛之争”的起因，曾志回忆录里有详细记载
在红四军回师瑞金的行军途中，我和朱军长走在一块。那天傍晚，部队快到宿营地的时候，我们看到田野不远处有四只很大的肥猪在觅食。我听到军长身边的一个战士惊讶地说:“哇，这么大的肥猪，一头足有三百多斤。这一定不是穷人家养的，我们把它没收了”。到了晚饭的时候，我们果然就吃上了久违的猪肉。第二天早上刚出发，就有人来告状，说他的猪被红军杀了。后来一了解，那猪不是地主的，而是富农经商买卖的猪。毛委员听了汇报后很生气，命令有关部门向那商人赔礼道歉，并退还了猪款。晚上，毛委员召开干部会议，对此事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怒斥:“我们不作调查就杀了商人的猪，就违反了党的商业政策，是土匪行为!”刘安恭听了毛委员的批评后很不满意，觉得这次批评是冲着朱军长。因为朱军长知道此事，却没有制止，也有一些责任。会后，刘安恭在朱军长面前挑拨离间，说毛委员对你怎么能这样，说前委书记在政治上干预太多了。军队是司令部对外，政治部门不能对外，政治部门不能直接干预军队的事，等等。
毛泽东与朱德合影
由此，才有了毛泽东与朱德、刘安恭关于前委与军委关系的“争论风波”，以及后来“七大”的召开。这在“上一篇”文章里有详细讲述: 处于“少数派”的毛泽东遭到围攻，他自认“道不同”不相为谋，于是在会上赌气提出辞去前委书记，他的这一举动更加惹起了“多数派”的强烈不满，认为他是“逼宫”，是以辞职相威胁。这时林彪选边战支持毛泽东，而粟裕保持中立、不介入的态度。值得一提的是，粟裕在6月升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第二支队党代表(支队相当于团。支队党代表相当于团政委)后参加了6月22号召开的红四军“七大”，选举结果“不幸”被毛泽东“言中”，自己真的被选下去了，于是黯然离开红七军，并坚决要求离职“养病”。陪同毛泽东离开的江华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萧克也回忆说：“毛泽东同志一气之下，据说跑到漳州‘养病’去了。”可见毛泽东当时离开时是多么的狼狈，主事的朱德、陈毅决定派粟裕率一个连前往护送和保卫。
参军时的粟裕与红军时期的林彪
粟裕与林彪，同是1907年生人，属羊。论年龄，粟裕比林彪大3个月；论军龄，林彪比粟裕早三年；从军事教育看，林彪经历过黄埔军校系统培训，粟裕只受过军中教导团短期训练；从作战履历看，在朱毛“井冈山会师”之前，林彪经历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一直在主力师团担任锋头任务，粟裕没有参加北伐，参加南昌起义时主要从事后勤警卫工作，只经历过湘南起义。
如果说人才有两种，一种是少年得志，风光无限；一种是大器晚成，后来居上。那么林彪属于前者，粟裕显然是后者。 粟裕虽然赶上了男儿向往的铁血时代，随朱德上了井冈山，见到了毛泽东，但一来当时他仅是一名平平无奇的连级干部，而且战争资历稍显稚嫩，二来没有当时最吃香的过硬文凭（黄埔军校毕业），毛泽东也不是神，当然没能一眼看到他的能耐，再加上二人并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或工作上的“直接”联系，自然也不会引起毛泽东对他的注意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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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的文章旁边有一红圈标注的“视频”，里面有金一南将军和历史学家讲述的关于林彪的秘闻
粟裕在之前的4月和6月两次升职，应该说是他的伯乐朱德主导的。因为在此之前毛泽东与他没有什么渊源和直接的接触，在“朱毛之争”中也没有像林彪一样替自己说话，而是保持了沉默，所以毛泽东没有把他看成是和林彪一样的嫡系，对他也不会有特别的印象和关爱的眼神。
当时粟裕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第二支队党代表，这个“第二支队”是团级单位，朱德派一个团级干部去保护毛泽东，一是应该表示重视；二是朱德比较信任粟裕，可能想让粟裕多跟毛泽东接触，想让他扮演某种沟通桥梁的角色。粟裕可能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第一，他是湖南人，是毛泽东的同乡，一向尊重和服从毛泽东的领导。第二，在长期艰苦频繁的作战中，粟裕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他处事沉稳，举轻若重，具有独当一面和应付突发事变的能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红四军很多军官都卷入党内争端、观点对立、情绪激化的情况下，他是少数保持客观态度的指挥员。派他护送毛泽东，大家都放心。
但是毛泽东刚刚下台，心情不大好，粟裕是朱德带来的“南昌起义”部队的人，又是朱德派来的，因此可能认为粟裕是来监视自己的。粟裕也不是那种喜欢巴结上司的人，只是经常远远地看看毛泽东，注意周围的动静，因此刚开始交往的并不多。但是毕竟朝夕相处，低头不见抬头见，客观上还是给粟裕创造了近距离接触和了解毛泽东的机会，这是他与毛泽东的第一次长时间的“亲密接触”，也为毛泽东直接了解粟裕提供了可能，也为粟裕之后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重用奠定了基础。下面就谈谈粟裕与毛泽东在这段时间交往的详情，以及对粟裕的影响。
粟裕早年的照片和青年时期的毛泽东
半夜“促膝长谈”交心，加深了“彼此”了解和革命友谊
1929年7月上旬，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到了闽西上杭蛟洋村。粟裕十分尽职尽责，不敢有丝毫疏忽懈怠，保卫部署做的非常周密，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他把全连百十来号人分为两拨，自己亲自带一部分跟在毛泽东身边；另一部分则安排在驻地附近活动，并在永定金丰大山天子洞附近设了不少暗哨，随时注意四周的动向；又布置了不少疑阵，真真假假，使人无法搞清底细。也正因为如此，永定附近有敌军陈维远一个旅，几度想“进剿”天子岽一带，但在粟裕的监视下，摸不清底细，始终不敢贸然进山。毛泽东尽管心情不大好，但对粟裕这位“卫士长”开始有所了解，也很欣赏他的细心周到，觉得安全有了保障后，便放心地埋头写自己的东西。
在蛟洋，毛泽东心情郁闷，加之患上痢疾，每日上吐下泻，剧瘦十几斤，折腾了将近一个月。后来在当地名医吴修山的悉心治疗下，能够勉强下地行走。
毛泽东说是“养病”，实际上经常写作到深夜，有时竟通宵达旦。干部战士常常看到他屋里的灯光昼夜不灭。粟裕是老实人，除了每天例行的礼貌性探望、问候之外，再没有过多的“亲近”之举，也就未能“更多”地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好感。
直到有一次，粟裕半夜查哨归来，看见毛泽东屋内灯光还亮着，便走了过去，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最后还是鼓起勇气敲了几下门。经毛泽东允许后，粟裕进了屋。
“粟连长，有什么事吧?”
“毛委员，您老是这样熬夜会把身体累坏的。”
“啊，不要紧，我已经习惯了。”
粟裕觉得，作为警卫连长，提醒了首长注意保重身体，早点休息也就可以了。正欲告辞，却被毛泽东叫住了，因为毛泽东看到粟裕随身总背着一个书包，一有空就拿出几本书来看，有时还写写弄弄，记点什么，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便问到:
“粟连长，你最近看些什么书?”
“部队流动性大，很难搞到什么好书。最近又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读了几遍，觉得道理讲得透彻，读完后，心里感到格外痛快。”粟裕连忙答道。
常常被引用的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就是出自毛泽东的这本经典著
这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于1927年3月5日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在武昌都府堤41号完成。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一篇报告。其主要内容为：(一)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二)明确指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三)科学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四)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
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一九二七年春夏之际，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主要就是看准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
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期的毛泽东
毛泽东依据自己的观察，断言“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这是对农民运动革命性、正义性的总体肯定，彰显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在文章中，毛泽东对农民的革命态度进行了具体分析，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三种。在他看来，富农的态度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贫农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农民的力量，来自农民的组织、农民的武装、农民的权力，来自针对农民的政治动员、文化教育。经过这次农民运动调查，毛泽东明确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也为他后来确定“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提供了支撑和信心。
毛泽东听粟裕这么喜欢自己的这篇文章，内心感到一阵慰藉，让他最近一段时间的失落和苦闷心情为之一振，他用欣赏的眼光凝视着粟裕 。他去年(1928年5月份)第一次在大会上见到林彪，也是因为听到林彪在会议上的发言跟他摸索的“建军经验”和“战争思想”如出一辙而眼前一亮，自此对林彪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现在听到这个年轻人说自己反复读这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而且说“道理讲得透彻”、“读完后心里感到格外痛快”，粟裕如此认可，毛泽东内心无疑是欣喜的。或许对粟裕有某种期待和欣赏，于是又问道:
“军事方面不读点什么吗?”
“最近由于空余时间多一点，所以我在考虑刚上井冈山时您给我们讲的十六字诀。”
毛泽东井冈山时期总结、概括的游击战“十六字诀”
毛泽东听粟裕在学自己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便想到红四军“七大”前后众人批判他搞“游击主义”，以及目前尴尬的处境，不免苦笑道：“我的这些东西，已经不吃香了。”
“不，毛委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诀对我启发很大，用好了一定打胜仗。”粟裕停了一会，挠挠头说: “但是，学好用好也不容易。比如，前一阶段，为了对付湘赣军阀的联合‘会剿’，我们离开了根据地，转向赣南、闽西，一路上，一连二十多天，一直被敌人追着打，被动极了；在进大柏地前，我们打了个反冲击，后来又在大柏地打了个大胜仗，才取得了主动权。说明敌进我退，一定要处理好打与走的关系，既要尽量避免不利和不必要的战斗，又要选择时机给敌人以打击，才能掌握主动。”
“讲得好，请继续讲下去。”
于是粟裕讲述了他以“十六字诀”为原则，总结过去自己所经历的战斗，特别是到井冈山以后的各次战斗。有的符合“十六字诀”精神，打好了；有的不怎么符合，没打好；有的违背了“十六字诀”原则，结果吃了败仗。
一般地说，毛泽东在公共场合，或与一些职务较高的同事在一起的时候，比较严肃，保持着某种威严；而对战士，对基层干部和连排级军官，则比较随便，显得亲热得多。他解开了风纪扣，斜靠在椅子上，饶有兴趣地听粟裕讲话。他没想到，这个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基层指挥员，居然能用“十六字诀”总结自己的经验和体会，使之成为理论性的东西，以指导以后的战斗，不容易啊！粟裕讲的一些大小战斗，毛泽东都非常熟悉，所以经常插话，还当面就“十六字诀”的精髓教授粟裕。
最后，毛泽东猛地站了起来，走到粟裕跟前，高兴地说：“粟裕同志，你讲得太好了，实际上，战争与其他事物一样，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你顺着它的规律去找办法，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那一夜，毛泽东与粟裕促膝长谈了两个多小时，谈了很多，涉及很多方面，提到了他的建军经验、军事思想等。这次的谈心使粟裕终身受益。晚年的粟裕每当回想这些往事，都兴致勃勃。
这时，毛泽东打了个呵欠，似乎有些累了。粟裕立即感觉自己在这里呆得太久了，打扰了首长的休息而深感内疚，但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充满了他的心怀。觉得与毛委员的谈心，以及毛委员富有哲理的谈话，给自己的收获比上军校还要大，内心深处，更加敬佩毛泽东了。
粟裕走后，毛泽东也没有马上就睡。红军在他的指挥下，取得了接二连三的大胜利，使他声威大振。但是，与此同时也引来了一些不满，有人攻击他的流动游击战术是“不顾根据地老百姓死活的逃跑主义”，甚至还说什么“农民领袖”不能领导无产阶级。毛泽东对这些流言蜚语，一向是不屑一顾的。然而，说这些话的人，尽管为数极少，却是来自上面，来自喝过洋墨水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有伟大志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的直觉告诉他不能等闲视之。他要借这次养病的机会，丰富自己，武装自己，深入地研究马列主义。今夜与粟裕的谈话，使他得到了许多证明自己理论正确的实例，感到很高兴。
游击战“十六字诀”通俗易懂，深入人心，并在战场上屡次创造胜利奇迹
也正因为如此，打这以后，毛泽东经常找粟裕去谈话。有一次，毛泽东听说警卫连因发展一个战士入党而发生了分歧，便找粟裕来问是怎么回事?
粟裕回答说：“这个战士打仗一直十分勇敢，就是好赌博，屡教不改，怎么罚他都不行。后来他赌博时又给我抓住了。这次我没罚他，而是耐心地和他谈心，用一些具体例子启发他的觉悟，整整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被说服了，流着泪发誓不再赌博了。结果，他真的改了，发现别人赌博就来告诉我，帮助做工作。这件事我深有感触，对自己的同志，舌头比拳头更灵得多！”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地说：“好个粟裕同志，这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嘛，这就是改造旧思想、改造旧习气的有力武器嘛。”
粟裕也笑了，他感到与毛委员的每一次谈话，都有新的体会和提高。然而很可惜，没有多久(9月中旬)，毛泽东的病还没养好，粟裕就因前方战事的需要被朱德调走了。每当回忆这段“警卫经历”时，粟裕都感觉记忆犹新，他曾多次说：“我跟随毛泽东、朱德学习打仗所得到的最深刻的体会，就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的内在规律去寻找。我学到的这条道理，使我终身受益。”
粟裕回忆录
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两个多月里，粟裕犹如拨开云雾见曙光，进一步领会了毛泽东、朱德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略战术，为他后来成为一位战功卓著的“常胜将军”打下了基础。蛟洋村的两个多月，是红军时期粟裕与毛泽东最亲密的一段时间，这也是毛泽东以后称粟裕为“警卫员”的由来。
识人之道的最高境界是人于落难之时。毛泽东是一个很讲感情的人，对患难时支持自己的人，是十分感念的。林彪就因为这回红四军“七大”上作为少数派，竭力支持他，捞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1970年前的数十年间，一直是他最信任的正牌“嫡系”。毛泽东的落难，毕竟也使他与粟裕之间有了一段难得的渊源。这种“一同下过乡”的经历，情义上虽然与他跟邓小平“一同下过岗”有不小的差异，但也非一般人能有的缘分。关于这一点，在上一篇“文末”时还专门谈过。后来毛泽东信任粟裕，将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权交给他负责，并屡屡交代“不必请示”，不断委以重任，除了粟裕展现的军事才能外，跟这段时间二人近距离的“亲密接触”，建立的信任基础也不无关系。
下面谈谈粟裕调走之后，毛泽东“养病”这段时间红军高层发生什么了事？
“九月来信”的部分抄件
在毛泽东养病期间，1929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开会，听取陈毅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汇报和意见。当时上海党中央负责人李立三问陈毅：“你觉得毛泽东如何？”
“在红四军中个个都怕他。”陈毅坦率地说，“但我认为他干前委书记最合适。”
周恩来在发言中说:“一个党、一个军队都需要有一个核心人物。在红四军中，毛泽东就是最好的人选。”
陈毅当场表示：“我一回去就请毛泽东复职，继续担任前委书记，这件事因我而起，我要亲自处理。”
1929年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由于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党内争论”问题，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他和部分领导人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军理事。毛泽东对陈毅七大上的两面态度余怒未消，回了一封短信，谓:“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
政治局会议后，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明确“仍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封信，史称“九月来信”。
陈毅带回来信后及时贯彻落实，1929年10月23日，陈毅派专人将中央“九月来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上了自己的一封信。陈毅在信中写道：“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心意，我们两个人都要求你回来。”
左起:陈毅、朱德、毛泽东
1929年11月下旬，毛泽东在他休养处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便随前来接他的部队回到长汀。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这场党内风波，对争论者、涉事者影响很大。朱、毛经过这场争论，更加磨合了思想和感情，相互真诚支持的关系维系了一生。
在“这场争论”中，陈毅曾经令毛泽东非常恼怒，后来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又得力于他的反省和推荐。毛泽东对他爽朗的性格和大局至上的品格有了进一步了解，但也留下隐隐作痛的心结。1958年，毛泽东在杭州对江华说；“七大不怪陈毅，那时就是那个气氛。因为已经形成了那个气氛，他只能那样。”
毛泽东与陈毅往事
林彪被视为坚定的“毛派”。毛泽东追忆往事时，无限感慨地说：“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时，林彪同志和我一道，赞成我。他在朱德领导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秋收起义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
粟裕在政治上厚重守拙，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他的晋升。但是，在上杭蛟洋警卫毛泽东期间，他恭谦、好学、勤于职守，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后来重回领导岗位(回任“七大”上被选下去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有一种这个人才“发现晚”了的感觉，特别是12月下旬的“古田会议”后，由于受到毛泽东和朱德这个老伯乐两个人的赏识，他的职务升迁明显加快，1930年底就升任师长，直到1932年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再次“下岗”，粟裕也在其师级岗位上徘徊了近八年，成为真正的“老”师长。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好了，我们还是接着从1929年9月中旬粟裕从毛泽东身边调走说起，粟裕调走后都参加了什么战役，战果如何，以及后面又发生了什么曲折，我们下篇再细细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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