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閱讀澳大利亞的百年文學作品相比，閱讀其百年文學批評史是一件讓人感覺更為嚴肅，也更為警覺的事情。
原文 ：《有趣，是對這部書的最高評價》
作者 |清華大學 王敬慧
圖片 |網絡
在生活中，如果我們說某人是一個有趣的人，這絕對是最高的評價；其實，對書的評價也是如此。比如，《百年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史》第一章開篇就是一個特別好的例子，它引用了不同學者以及亨利·勞森本人作品中的文字，新穎地勾勒出這位澳大利亞文學鼻祖與倫敦的一件軼事：
想當初，英國倫敦是世界的中心，是澳大利亞人心中的聖地。亨利·勞森告訴其他朋友要想在文學上有建樹或得到認可，偷渡也要去英國，去倫敦，至少要在那裡待上一年。可令人哀嘆的是，儘管勞森自己在倫敦旅居兩年，最後還是沒有得到任何認可地回到了澳大利亞。
這則軼事的有趣之處在於它確實生動地映射了當時澳大利亞作家以及澳大利亞文學在世界大範疇內的心態及窘境。正如此書作者在前言中所說：
“澳大利亞自建國之日起就一直在文化獨立性和依附性中掙扎，並隨著民族主義的潮起潮落而呈現兩面性交替變化的特點。”
A.D.霍普在評價澳大利亞的詩歌中寫到：“他們說她是一個年青的國家，但他們說謊，/她是最後一塊土地，最荒僻的土地，/一個過了更年期的女人。”這生動的比喻讓人想起了村上春樹對澳大利亞同樣有趣的擬人化比喻。村上春樹說，澳大利亞在建國之初仍然幫助英國參加了一場又一場的戰鬥，就像一個小孩子希望通過這些賣力氣的行為得到母親的青睞和好感，結果後來在二戰中發現自己被英國母親遺棄了。傷心之餘，這孩子在戰後決定去親近“大哥”美國。而之後的種種行為，都顯示了澳大利亞這個還不成熟的孩子在身份認同上的障礙。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澳大利亞文壇兩位重要人物A.D.霍普和文森特·巴克利的觀點，讓我們看到了澳大利亞文學發展過程中民族主義盛行階段迥然不同的觀點及其不同的出發點。
特別是文森特·巴克利的一些關於澳大利亞文學經典及價值評判標準的觀點非常值得繼續關注。作為很多年之後的讀者，我們讀到巴克利在《米安津》發表的《走向澳大利亞文學》的介紹，不得不肯定他的先見之明。巴克利中肯地確定了“澳大利亞文學”這一概念的合法性，給許多未來的澳大利亞作家以勇氣為“澳大利亞文學經典”的形成作出努力。他也敏銳地指出澳大利亞文學畢竟脫胎於英國文學，所以在其未來發展中不可能是完全自治與獨立的。同時，他也看到懷特在“努力掙脫民族迷思（myth）的束縛，深刻地書寫了具有共同意義的人性”，這種超越國別的文學共性是讓一部作品成為世界文學經典作品的必要組成部分。
自澳大利亞1901年成為獨立的民族國家之後，文學批評有著民族化、國際化和多元化演變軌跡。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學者不僅僅有澳大利亞本土的，也有在世界各地流散的非本土研究者。不論是對學院派的還是非學院派的研究者，各家批評的得失及彼此間對立、互補、循環的結構關係都值得細查。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703期第8版，有刪節。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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