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韓國首都也是最大城市的首爾，2019上半年生育率僅為0.76，完全成了一個人口黑洞。
在財閥織成的這張大網中，韓國小企業和年輕人逐漸失去了機會和希望。
這個國家的大財閥們，一邊充當國家經濟發動機，一邊卻正在扼殺民族的未來，自以為能掌控一切的他們遠未意識到，民族危亡就在不久的未來。
8月28日，韓國統計廳發佈的《2018年出生統計》（確定版）顯示：韓國新生兒童數量降低到了1970年來的最低值，合計生育率更是僅為0.98，即平均一名女子終生生產不足1名子女。
韓國媒體驚呼，韓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出生率進入“零時代”的國家。
有韓國媒體在街頭採訪，被採訪的年輕女性紛紛表示，經濟原因只是主要原因之一，此外還有：
育兒假缺失，在韓國，除了少數大企業和公務員外，很多企業都沒有育兒假；
女性如果生完孩子再出來找工作，很多公司會告訴你已經沒有合適的崗位了；
父母如果都上班就需要找育兒保姆，而多數剛生了孩子的女性至少一兩年內無法工作，對於工薪階層，這是個艱難的決定……
01
城市化的逼仄
正常情況下，育齡在25-30歲年輕婦女的生育率應該比35-40歲婦女生育率高三倍，而韓國目前的情況是：2018年，該國育齡期婦女比中年婦女的生育率更低。
作為韓國首都也是最大城市的首爾，2019上半年生育率更是僅為0.76，完全成為了一個人口黑洞，如果不是其他地方的年輕人源源不斷來到這裡，首爾早已是個瀕臨死亡的城市了。
韓國專家也跑出來說，這樣下去韓國五年內就會進入人口減少期，然後快速下降，簡單拿出紙筆算一算，每兩個韓國人變成一個，生一代人30年，韓國人平均壽命80歲，不用300年，韓國人就會自然滅絕了，人都沒有，國家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其實不用等到徹底滅絕，只要人口下降到一定數量，一個國家的運轉就無法持續了。
那麼，韓國的生育率怎麼就滑落到如此悽慘的境地了呢？
眾所周知，城市化是近代工業化演進的必然結果，作為同處儒家文化圈的韓國，城市化的過程，實際上意味著打破原有的鄉村結構，民眾不再依賴宗族鄉親，而是社會和政府。
也就是說，城市化完成後的韓國，老百姓無論是日常生活，還是養老看病救災，都能夠靠市場力量或者政府力量完成，於是，家庭單元從大家族逐漸變成小家庭，然後再變成單身一族。一份來自美國的生育率統計數據也顯示，住獨棟建築的家庭生育率，要遠遠高於住在公寓裡的家庭。
這也很好理解，畢竟孩子多總要房子面積夠大才有地方住，公寓的逼仄讓人和人之間太過擁擠，遠遠望去的大廈密密麻麻的窗口，像極了工蜂住的蜂巢，在這樣逼仄的環境裡，生孩子的慾望會被狠狠壓制。
02
韓國奇葩的經濟結構
除了城市化，韓國的出生率還深深地受到了該國經濟結構的影響。
二戰後的韓國國小民窮，亟需振興經濟，政府舉全國之力重點扶持了幾個大企業，也就是我們說的集中力量辦大事。
這些被舉國扶持起來的大財團，在韓國經濟騰飛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可以說韓國成為準發達國家，他們的功勞很大。
20世紀60年代，在朴正熙主導下的韓國，確定了出口導向和重工業立國的政策，石化，鋼鐵，造船等行業都在這個年代蓬勃發展，在短時間內就具備了跟國際競爭的實力。
也正因如此，有錢有資源有關稅保護的韓國財閥迅速做大，在國內幾無敵手的他們，通過不斷地併購擴張，最終滲透到韓國的方方面面，韓國從“有財閥的國家”變成了“有國家的財閥”。
比香港擁有四大家族更甚的是，韓國基本可以說是屬於三星，LG，SK和現代這四家財閥的 ，他們擁有的資產，是韓國總資產的四分之一，銷售額佔到韓國企業總銷售額的20%以上。
一個韓國人從出生到死亡，沒有一個環節能擺脫這些大企業，一輩子不管做啥，錢都流入這些企業的腰包。
而當財閥控制經濟和社會之後，控制政治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韓國總統沒有一個有好結果，就是這種畸形政商關係的結果。
在韓國，政客扮演的是財閥馬仔的角色，韓國的小企業根本不可能在這樣的財閥勾結下壯大，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入這些大企業，普通人的生存空間更是被這些大企業壓縮到了很小的空間裡。
韓國官方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財閥企業利潤大漲54%，在全國所有企業中佔比達到40%，但是，財閥企業數量只有全國企業的0.2%，也就是說，在韓國，利潤增長已經成為少數企業的事，完全不能轉化為就業機會和工資提高。
在財閥織成的這張大網中，韓國小企業和年輕人逐漸失去了機會和希望。不信你看這30年來，韓國出現過什麼新的創新企業明星嗎？一個都沒有，對不對？
在韓國，一個年輕人，只有進入財閥控制的大企業，才能拿到不錯的薪水；而能進入大企業的年輕人，只佔每年大學畢業生的3%，另外97%的年輕人的工資水平就十分堪憂了。
而從學歷門檻上來說，想要進入這些大企業，你必須得是韓國幾所頂尖大學的畢業生，比如人們熟知的“SKY”高校：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和延世大學。
生活如此重壓，活著都需要竭盡全力，哪還有意願去生孩子呢？
03
補習率越高，生育率越低？
在長時間研究經濟現象和生育率關係的時候，我驚奇地發現了一個關鍵性指標：補習率。
一般而言，補習率同生育率成反比，也就是說，一個經濟體的民眾，對補習的熱衷程度越高，瘋狂指數越高，它的生育率就越低。
韓國的大學其實更難考，學生辛苦程度更高，補習更是早已成為韓國學生的夢魘。
那麼，韓國的補習率有多高呢？來自政府的數據是70%，也就是說七成韓國學生有過補習經歷。很自然地，補習在韓國也成為了一個重要產業，去年補習業年總收入更是高達180億美元，相當於全國家庭總收入的兩成。
可能這個大數字大家看了沒感覺，那我們就更加具體一點。韓國小學生每個月花在英語補習上的費用是：800人民幣。請注意，這是全國平均數字。
為什麼補習如此瘋狂？因為上升通道狹窄，因為成年人生活艱難。
而現今的東亞地區，要麼喜歡大政府主導，要麼搞土地管制，這些地區的補習之風一個比一個強。相應的，他們的生育率，也是一個比一個低，呈現出一幅少子化老齡化的社會形態。
一般來說，人口的替代率是2.1，上述大城市倘若沒有外來人口補充，早已成為白髮蒼蒼的老人之城。
更讓人擔憂的是，能給他們補充人口的廣大鄉村，原有的人口結構也在崩塌之中——鄉村的年輕人，都陸陸續續去了大城市，去了大城市的他們，生育率同樣低到慘不忍睹。
這真是一個囚徒困境，不去大城市沒前途沒發展，去了大城市就不再繁育後代。大城市像一個人口黑洞，不斷吞噬著一個國家的人口資源。正所謂，世間哪有雙全法，既當工蜂又生娃，目前地球上似乎還沒出現這種物種。
說回韓國，這個國家的大財閥們，一邊充當國家經濟發動機，一邊卻正在扼殺民族的未來，自以為能掌控一切的他們遠未意識到，民族危亡就在不久的未來。而這對他們來說，同樣是滅頂之災，很難想象，一個普通人沒有後代，只有財閥有後代的韓國會發展成什麼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