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和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以及俄羅斯等非歐佩克產油國）減產談判破裂等因素影響，近期國際油價大幅跳水。未來，或將進入一個較長時期的低油價時代。
作為世界最大的油氣進口國，我國長期以來始終對能源安全高度關注，同時卻一定程度上忽視了自己所擁有的能源全產業鏈優勢。低油價時代，國人應該轉換思路，以更主動有為的姿態，充分發揮在國際能源體系中的“結構性權力”，有所為、有所不為，切實維護國家能源安全，保障能源企業良性運轉以及能源消費者切身權益。
在筆者看來，多年來，我們在能源安全問題上患有“能源飢渴症”和“能源焦慮症”，集中表現在四個方面：擔心掐斷供應；害怕切斷運輸；恐懼價格高企；考慮戰爭風險。
乍看起來這一論斷言之鑿鑿，但實際上有兩個問題值得深入推敲：一是將戰爭作為日常經濟社會決策的前提假設是否合理；二是為了保障“能源安全”是否應只重視供應而忽略成本？
自上世紀60年代石油危機結束特別是冷戰後全球化深入推進以來，石油和天然氣已經成為國際市場上流動性最強、市場化水平和金融化程度極高的大宗商品，其商品屬性已遠遠超過其戰略屬性。以往我們過於強調中國油氣依賴進口的“短板”，但實際上，國際能源產業鏈是由資源、資金、技術、市場四個因素共同組成的，而我國在這四個方面都有足夠優勢。
隨著國際油氣市場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龐大的能源消費市場正在成為我們手中所掌握的重要“結構性權力”，可以成為對外能源合作至關重要的議價工具和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而在實踐中，我們還沒有充分認識到這種“結構性權力”的重大戰略價值，還沒有形成以這種“結構性權力”維護自身能源安全和打造中國在國際能源戰略格局中影響力、塑造力的總體思路和可操作性工具。如何發揮這種結構性權力，是學術研究、政策制定和公司運營都應該著力加強的地方。
著眼世界油氣市場和國際能源地緣政治變化，我們應充分認識到所擁有的能源“結構性權力”，化“軟肋”為優勢，多策並舉，更好地維護能源安全。
短期內，考慮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很多既有中外油氣合約的履行，外國供應商可能追究中國企業違約責任，中國相關企業可以疫情“非可抗力”理由爭取與對方達成和解，避免違約賠償；同時應充分發揮國家石油戰略儲備和商業儲備設施效能，爭取做到足額儲備；國家相關政策主管部門也可考慮適當增加國內外成品油價格聯動機制的強度與彈性，讓國內成品油價格與國際油價進一步接軌。
中期內，首先要加大國家石油天然氣戰略儲備以及商業儲備基礎設施建設力度，提高影響國際油氣市場變化的能力，並更好地解決調峰問題。其次，要積極引導中外油氣合作規則向於我有利的方向轉變。隨著國際油氣從“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能源消費國的話語權迅速上升，而油氣出口國則話語權下降。我們可以充分參考國際經驗，修改油氣長約貿易合同中照付不議等不合理條款，最大限度維護我方利益。同時，可進一步加大油氣進口多元化力度，調動能源供應商向我提供更優惠價格和其他條件。
長期來看，宜進一步推動國內油氣行業市場化改革，全面、充分地融入全球能源治理體系，穩步提升話語權與影響力。考慮到世界已經進入經濟低增長、石油消費低增長和長期供大於求的局面，宜對未來中長期能源發展戰略以及全球產業鏈、價值鏈調整進行深入思考、做到合理佈局。同時，還要考慮到，隨著低油價時代的到來，很多大型油氣開發項目面臨的經濟風險上升。有鑑於此，可適當放緩國內大型油氣田開發，“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而對於國外夥伴的油氣開發特別是高風險的深水與極地項目，也要慎之又慎。（■馮玉軍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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