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實
以“墊棺作枕”的志向
耗時六載寫就《白鹿原》
2016年4月29日
黃土地忠實的記錄者
枕著《白鹿原》睡去了……
秦川百里，凝雲不流
白鹿原上，餘韻悠悠
我的文學生涯
（節選）作者：陳忠實
要想比常人多所建樹，多所成就，首先要比常人付出多倍的勞動，要忍受常人難以忍受的艱辛甚至是痛苦的折磨。要比較切實地確定自己的道路，靜下心來，努力自修，自我奮鬥。
我生長在一個世代農耕的家庭，在小學階段沒有接觸過文學作品，尚不知世上有“作家”和“小說”。上初中時我閱讀的頭一本小說是《三里灣》，這也是我平生閱讀的第一本小說。
這本書把我有關農村的生活記憶復活了，也是我第一次驗證了自己關於鄉村關於農民的印象和體驗，如同看到自己和熟識的鄉鄰舊生活的照片。這種復活和驗證在幼稚的心靈引起的驚訝、欣喜和浮動是帶有本性的。
也就在閱讀趙樹理小說的濃厚興趣裡，我寫下了平生的第一篇小說《桃園風波》，是在初中二年級的一次自選題作文課上寫下的。我這一生的全部有幸和不幸，就是從閱讀《三里灣》和這篇小說的寫作開始的。
隨著閱讀範圍的擴大，我的興趣就不僅僅侷限於驗證自己的生活印象了。一本本優秀的文學作品，在我眼前展開了一幅幅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畫卷……所有這些震撼人心的書籍，使我的眼睛擺脫開家鄉灞河川道那條狹窄的天地，瞭解到在這小小的黃土高原的夾縫之外，還有一個更廣闊的世界。我的精神裡似乎注入了一種強烈的激素，躍躍欲成一番事業了。
父親自幼對我的教誨，比如說人要忠誠老實啦，人要本分啦，勤儉啦，就不再具有權威的力量。我尊重人的這些美德的規範，卻更崇尚一種義無反顧的進取精神，一種為事業、為理想而奮鬥的堅忍不拔和無所畏懼的品質。
父親對我的要求很實際，要我念點書，識得字兒，算個數兒不叫人哄了就行了，他勸我做個農民，回鄉種莊稼，他覺得由我來繼續以農為本的農業是最合適的。開始我聽信的話，後來就覺得可笑了，讓我挖一輩子土糞而只求得一碗飽飯，我的一生的年華就算虛度了。我不能過像阿爾青（保爾的哥哥）那樣只求溫飽而無理想追求的豬一樣的生活。大約在高中二年級的時候，我想搞文學創作的理想就基本形成了。
而我面對的現實是：高考落第。我的壓力又添了許多，成為一個唸書無用的活標本。回到鄉間，除了當農民種莊稼，似乎別無選擇。在這種別無選擇的狀況下，我選擇了一條文學創作的路，這實際上無異於冒險。我給自己定下了一條規程，自學四年，練習基本功，爭取四年後發表第一篇作品，就算在“我的大學”領到畢業證了。
結果呢？我經過兩年的奮鬥就發表作品了。當然，我忍受過許多在我的孩子這一代人難以理解的艱難和痛苦，包括飢餓以及比鼓勵要更多的嘲諷，甚至意料不到的折磨與打擊。為了避免太多的諷刺和嘲笑對我平白無故帶來的心理上的傷害，我使自己的學習進入秘密狀態，與一般不搞文學的人絕口不談文學創作的事，每被問及，只是淡然迴避，或轉移話題。即使是我父親也不例外。
我在愛上文學的同時期，就知道了人類存在著天才的極大差別。這個天才攪和得我十分矛盾而又痛苦，每一次接到退稿信的第一反應，就是越來越清楚地確信自己屬於非天才類型。
我發表的第一篇習作是散文《夜過流沙溝》，一九六五年初刊載於《西安晚報》副刊上。第一篇作品的發表，首先使我從自卑的痛苦折磨中站立起來，自信第一次擊敗了自卑。我仍然相信我不會成為大手筆，但作為追求，我第一次可以向社會發表我的哪怕是十分微不足道的聲音了。我確信契訶夫的話：“大狗小狗都要叫，就按上帝給它的嗓子叫好了。”我不敢確信自己會是一個大“狗”，但起碼是一個“狗”了！反正我開始叫了！
一九六五年我連續發表了五六篇散文，雖然明白離一個作家的距離仍然十分遙遠，可是信心卻無疑地更加堅定了。我發現，為了文學這個愛好，我可以默默地忍受生活上的艱難和心靈上的屈辱，而一旦不得不放棄文學創作的追求，我變得脆弱了，麻木了，冷漠了，甚至湊合為生了。
初做作家夢的時候，我把作家的創作活動想象得很神聖，很神秘，也想象得很浪漫。及至我也過起以創作為專業的生活以後，卻體味到一種始料不及的情緒：寂寞。
忍受寂寞吧！只能忍受，不忍受將會前功盡棄，一事無成。忍受就是與自身的懈怠作鬥爭，一次一次狠下心把誘惑人的美事排開。當然，寂寞並不是永久不散的陰霾，它不斷地會被撕破或衝散，完成一部新作之後的歡欣，會使倍受寂寞的心得到最恰當的慰藉，似乎再多的寂寞也不算什麼了。
尤其是在生活中受到衝擊，有了頗以為新鮮的理解，感受到一種生活的哲理的時候，強烈的不可壓抑的要求表現的慾念，就會把以前曾經忍受過的痛苦和寂寞全部忘記，心中洋溢著一種熱情：坐下來，趕緊寫……
小屋裡就我一個人。稿紙攤開了，我正在寫作中的那部小說裡的人物，幽靈似的飄忽而至，擁進房間。我可以看見他們熟悉的面孔，發現她今天換了一件新衣，髮式也變了，可以聞到他身上那股刺鼻的旱菸味兒。我和他們親密無間，情同手足。他們向我訴敘自己的不幸和有幸，歡樂和悲哀，得意和挫折，笑啊哭啊唱啊。
我在進入44歲這一年時很清晰地聽到了生命的警鐘。我突然強烈地意識到50歲這年齡大關的恐懼，如果我只能寫寫發發那些中短篇，到死時肯定連一本可以當枕頭的書也沒有，50歲以後的日子不敢想象將怎麼過。
恰在此時由《藍袍先生》的寫作而引發的關於這個民族命運的大命題的思考日趨激烈，同時也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創作理想，必須充分地利用和珍惜50歲前這五六年的黃金般的生命區段，把這個大命題的思考完成，而且必須在藝術上大跨度地超越自己。
△《白鹿原》就是在這張小桌上寫成的。
當我在草擬本上寫下《白鹿原》的第一行字的時候，整個心裡感覺已經進入我的父輩爺輩老老老老爺輩生活過的這座古塬的沉重的歷史煙雲之中了。這是1988年4月1日。
在我即將跨上50歲的這一年的冬天，也就是1991年的深冬，《白鹿原》上三代人的生的歡樂和死的悲涼都進入最後的歸宿。我這四年裡穿行過古塬半個多世紀的歷史的煙雲，終於要回到現實的我了。掀開新的一頁稿紙，便有一種“倒計時”的怦然。然而當每天的黑夜降臨時，心裡的孤清簡直不可承受。
《白鹿原》出版後，我基本沒有再寫小說。我想讀書，我想通過廣泛的閱讀進一步體驗藝術。我不追求著作等身，只要在有生之年能多出一本兩本聊以自慰死後可以墊棺做枕的書，就算我的興趣得到了報償。未來的創作是不是宏篇鉅製，是否要超過《白鹿原》，我根本就不思考這個問題。對我來說，《白鹿原》已成為歷史，沒有必要跟它較勁。我只是尊重自己的生命體驗和藝術感覺，最終能形成什麼樣的作品，那就寫個什麼樣的作品獻給讀者。
既不重複別人，也不重複自己，只要有獨立生存的價值，只要是實實在在達到了我所體驗到和追求的目標，我就感到欣慰了，因為，它們都是我的孩子。
《白鹿原》最後——
“白嘉軒輕輕搖搖頭，
轉過身時忍不住流下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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