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某的性侵案件还悬而未定，虽然舆论喧嚣尘上，但在司法上却有太多取证困难之处，以至于鲍某甚至顶风作浪，拿出所谓“十问”反将受害者和公众一军。
但鲍某的风波未了，四川却又爆出了性质更恶劣也更隐蔽的优秀教师性侵数十名男生案。
匪夷所思的是，优秀教师梁某所性侵的被害者，都是十几岁的中学男生，甚至不乏十八岁成年者，同时这位教师梁某，在被受害者报案前，揭发出一系列案情之前，其实早有猥亵学生的前科。
但他依然凭借着过硬的简历，再度进入到了四川中学名校之中，并且再次将魔爪伸向了教室之中，不谙社会黑暗的学生群体。
根据最高检的数据显示，2012年到2016年，中国累计强奸案发生15万余件，而自2015年至2018年11月，全国各地法院共审理猥亵儿童犯罪11519件。
而在四月份份鲍某疑案、梁某疑案相继发酵后，国内舆论再次掀起了重惩性犯罪者的呼声，从化学阉割、注册性侵犯到再到终身电子定位跟踪，几乎囊括了世界上各国针对性犯罪者的所有有效措施。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措施真实效果又是如何的呢？
虽然舆论上一度有恢复宫刑阉割的呼声，但不管是呼吁者本身还是围观的看客，都并未将宫刑恢复本身当真，更多的是看做“漫天要价，落地还钱”的一部分，主流舆论和公众还是更多的倾向于化学阉割。
这看起来，更现代、更科学也更人道。
化学阉割其实并不是真的阉割，而是一种药物治疗手段，本质上是精神病治疗方法的一种，矫治才是化学阉割的核心——事实上，化学阉割跟物理阉割完全是两回事，后者在阉割一定时间后完全不可逆，但化学阉割却需要维持药剂的施用，否则就会逆转。
这项技术诞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1944年记录的第一起化学阉割，就是施用抑制睾丸激素产生的药物，来抑制被化学阉割者的勃起能力，将其性水平下降到青春期以前。
通过降低性冲动、欲望和手淫频率从而达到跟物理阉割后相同的结果——那就是在药物维系期间，被施药者在服药期间成为了性无能者。
但化学阉割有很多问题，首要一个在于施药成本极高，韩国的化学阉割者平均每人每年的服药成本高达三万人民币，而2019年中国人均GDP才70892元，这样的服药成本无疑太高。
其次，化学阉割的效果也并不尽如人意，韩国作为近年来引入化学阉割的国家，但数年以来，韩国性侵酿成的舆情事件却并未减少，不管是愈演愈烈的偷拍行为，还是最近的“N号房”，似乎化学阉割并未起到预想中“阉割震慑”的作用。
从数据上来看，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教授卡尔·汉森的统计结果显示，对三万一千名性犯罪者的五年追踪期里，重犯率为13.7%。而在对236名性犯罪的十二年追踪期里，这些犯罪者的重犯率则为28%。
而且化学阉割存在很大的隐患，在欧美国家中，化学阉割是服刑的替代选项，至不济也能够减少服刑时间，所以不乏犯罪者愿意用金钱和这一期间内的性无能换取人身自由。
事实上，现在化学阉割的实际效果，也是基于服药者的自我报告，其中大部分都是性犯罪者，这些有理由也有动机，高报药物效果。
所以化学阉割者的重犯率居高不下，也就可以理解了——其实很多性犯罪者，也不需要勃起也能犯罪，例如性施虐和儿童猥亵。
相对化学阉割来说，终身追踪的效果要好得多。
2008年，韩国开始对性犯罪执行电子镣铐强制佩戴，这能使警方随时掌握性犯罪前科者的行动，这虽然让韩国性犯罪在出狱后倍感困扰，但遏制效果却十分出众——佩戴电子镣铐的性犯罪前科者重犯率只有0.21%，远远好于化学阉割。
但不管是化学阉割还是电子镣铐，乃至于英国针对性犯罪者的“性侵犯终身注册在案”，本质上都是事后的弥补和监督行为，并不能直接预防性犯罪的发生。
在德国曾经作为一个调研，结果显示受调查的8718名德国男性中，有209人承认在成年后对儿童有过性幻想，但并未跟儿童有过性接触。
而在针对儿童的性侵案中，取证困难也远超普通案件，事实上哪怕是青少年性侵案也存在一样的问题，例如鲍某案中，少女星星虽然保留了部分证据，但仍然很难在司法实践中，形成对鲍某的有利控诉，而在梁某的多人性侵案中，虽然涉案者达数十人，但由于迁延日久，恐怕大部分受害者也缺乏相应证据。
所以，预防性犯罪的重要程度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性侵害往往会导致一个人落下严重的心理困扰，尤其是对青少年而言。
在梁某疑案中，就有一位男生如此坦承自己的心理。
“我七百多分考进三中，毕业时成绩下滑严重，同学为我感到惋惜，可是我很清楚是他把我毁了。16岁是我的第一次...我觉得自己是不干净的...”
但关注梁某性侵男生案的人不乏疑惑，为什么梁某能够对十七八岁，体力不弱的男生形成碾压式性侵？
知名问答平台上就有人直言：这不一定是体力上的压制，而是一步步的对被害者形成了心理优势，将对方的反抗步步围剿。
在梁某案中，其中一个男生的经历就注解了这一点——从“都是男孩子有什么可害羞”为名，诱导男生跟其同浴，然后又以搓澡为名，进一步身体接触，之后同床共枕，最后实施性侵害。
其实就是一步步的瓦解被害者的心理抵触，并在被害者“睡迷糊”之后，完成性侵行为。
步步为营，诱敌深入，这确实很凸现了梁某的心理学造诣。
而给予梁某机会的，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以来对“性”的为莫如深，以及对“亲亲伦理之间的信任”——这其中也包括了老师。
而根据调查显示，中国有七成的儿童性侵案，为“熟人作案”。
中国教育上很早就有性启蒙这一环，但大都是一晃而过，讲授者并未深究，受教者也猎奇大于学习。
论其原因，既是当代父母反对过分性教育，不愿意“两性问题扰及学习”，也有男女同堂，教师不便发挥，甚至女教师面对男学生亦有难以启齿之处。
所以，普及性教育，加强学生和家长对性侵的意识，并设置专门课堂，男女分教，才是预防之基础，也是解决性启蒙教育的难点。
但性教育普及是在于潜在危险人群的预防，同时也理应对潜在作案者予以预防，既所谓“震慑”，而仅凭有期徒刑和化学阉割，明显难以足够的震慑到潜在犯罪者，其实“物理阉割”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欧美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就一度广泛的采取过对性犯罪者的“物理阉割”，而捷克至今也还保持着物理阉割，而物理阉割不仅再犯率只有4%，而且经济成本、人力成本远远低于化学阉割和电子追踪。
最关键的是，在中国传统中，有着对“阉人”的天然歧视，这也是太监、阉人沦为骂人词汇的原因，这种根植于文化上的蔑视，整个社会的有色眼光，无疑能够很好的震慑住犯罪者。
当然，考虑到战后以来司法轻型化，就算要重启“物理阉割”，恐怕也要多设条件，同时也要区别于古代宫刑，以张示现代文明之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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