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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体赋在两汉因为“体”的特殊性成为一个单独的门类。楚辞以抒情为主导，骚体赋相沿，虽有说理之作，但主流还是抒情的。不过，两汉时人们往往从“体”的角度为它们定位，以别于非骚体的抒情赋。两汉的辞赋家依傍楚辞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则是帝王的好尚和楚声的广泛流行，时尚之下，赋家不免趋同；二则是抒情赋家在审美和社会情感上与屈原、宋玉有不同程度的共鸣，使他们容易接受楚辞的语言表现形式和风格，以它来抒发自我的情感。于是，骚体赋的流行贯穿了两汉。汉初骚体赋最享盛名的是贾谊（前200--前168）。贾谊18岁时因能诵诗属文闻名于郡中。他积极投身于社会政治，并富于文学才华。《汉书·艺文志》说他有赋七篇，今传《吊屈原赋》和《鹏鸟赋》都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品，和他的人生经历及对屈原的情感相关。
他因才华卓著，又得善治平之术的河南守吴公推荐，汉文帝召他为博士，一年中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汉文帝再欲让他就公卿之位时，老臣周勃、灌夫、张相如、冯敬等人反对，并指责贾谊擅权。贾谊因此被疏远，出为长沙王太傅。他赴任时，路过湘水，凭吊屈原写了《吊屈原赋》；后来谪居长沙，有鹏鸟飞入他的房舍，依当地的风俗，他自感寿命不长，作《鹏鸟赋》寻求自我的宽慰。相对来说，《吊屈原赋》因为屈原的关系，更贴近楚辞的情调，如“鸣呼哀哉，逢时不样！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岛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润兮，谓跖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话。”它诉说贤愚倒置的社会现象是为屈原鸣不平。《吊屈原赋》中又说，“使骐骥可得系羁兮，岂云异乎犬羊？”
那么，能够做的只能是“远浊世而自藏”。这同时是贾谊在消解自我遭遇贬谪的不满。所以人们常说，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伤悼屈原而伤悼自我。贾谊的这种思想后来在他的《鹏鸟赋》中有所变化，他受庄子的影响，认为人的生命是自然的过程，其生若浮，其死若休，纵躯委命也就罢了。贾谊吟叹的贤人失志是对屈原人生情绪的回应，无形中成为骚体赋的重要主题。其后，严忌的《哀时命》、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土不遇赋》也是贤人失志的悲歌，他们三人都处在汉武帝时期而有人生不如意之感，如《哀时命》的“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时。往者不可扳援兮，徕者不可与期。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属诗”。这与《吊屈原赋》是同样的内涵和情调。董仲舒、司马迁也不例外，他们在不愿屈服于世俗的情况下，都选择了生活或心灵的逃避。
董仲舒就说：“孰若返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轮转。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司马迁则说：“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在这些赋中，赋家情绪和屈原情绪产生的强烈共鸣，基于他们自我的人生遭遇和对人生的理解。他们在失志之后或自感失志之后，对生活道路的选择表现出不同的个性，又都对现实无可奈何。但这些作品没有导致赋体风格的新变，仍然是实在地走着骚体賦的道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东汉后期，所不同的是，东汉后期的骚体赋诸如王粲的《登楼赋》、蔡邕的《述行赋》在言及自我的时候，更多地关注社会，并寄托欲为世用的情怀。如玉粲在《登楼赋》中说道：“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瓠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
他对时光流逝及现实的感觉是那样真切，希望自己投身于天下一统的建设之中而不是才无所用，报国无门。在骚体赋中，有一些作品不仅采用骚赋的语言形式和风格，而且在悲悯屈原的时候，有代屈原立言的趋向。这主要是仿屈原的《九章》而成的“九体”。于是，有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王逸在《楚辞章句》的《九怀序》《九叹序》里说到王褒、刘向之作，都是追思伤悼屈原的。然后在他自己的《九思序》里写道：“自屈原终没之后，忠臣介士游览学者，读《离骚》、《九章》之文，莫不怆然，心为悲感，高其节行，妙其丽雅。至刘向、王褒之徒咸嘉其义，作赋骋辞以赞其志，则皆列于谱录，世世相传。”其实“九体”之赋仿《九章》而不同于《九章》，它们有《九章》的规模、形式，但语意连贯，不像《九章》乃是单篇的组合。
“九体“的情调与《吊屈原赋》相似，表现社会生活和自我的不平，它们的风格更接近《离骚》。如刘向的《九叹》，分为逢纷、离世、怨思、远逝、惜贤、忧苦、悯命、思古远游九章，他以第一人称“余”的方式，演绎着《离骚》的基本内容和屈原的人生。在“离世”一章里，刘向把屈原的“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演绎为“立师旷俾端词兮，命咎繇使并听。兆出名曰正則兮，卦发字日灵均”；把屈原的“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演绎为“端余行其如玉兮，述皇舆之踵迹。群阿容以晦光兮，皇奥覆以幽辟。舆中途以回畔兮，驷马惊而横奔。执组者不能制兮，必折轭而摧辕”。这种演绎方式是把屈原的自我表现展开，让人们更为细腻地感受屈原，却比屈原自我的表现少了很多余味。
但在大体上仍然保持了屈原忠君爱国却孤独、哀怨、悲愤的本色。同时，《九叹》承袭了《离骚》游仙式的表现方式，在这一方式之下，充满了虚幻的想像和浪漫的色彩。但它仍然保持着屈原《离骚》把自我神化的传统，如“远游”中这样写道：“周流览于四海兮，志升降以高驰。征九神于回极兮，建虹采以招指。驾鸾凤以上避兮，從玄鹤与鹪朋。孔鸟飞而送迎兮，腾群鹤于瑶光。排帝宫与罗囿兮，升县圃以眩灭。结琼枝以杂佩兮，立长庚以继日。凌惊雷以轶骇电兮，缀鬼谷於北辰；鞭风伯使先驱兮，囚灵玄于虞渊。溯高风以低徊兮，览周流于朔方。”并且在最后也留下一个恋旧乡而难消忧的结局，与《离骚》中远逝的表现模式相近。
这样，它更多地体现了代屈原立言的特征，缺乏的是自我的创作个性。骚体赋除了形式上与楚辞的联系之外，在表现方法上也多用比兴，使它们在抒发作者悲愤情怀的时候具有了婉转含蓄的风格。不过，这里以骚体抒自我情怀与仿骚抒屈原情怀是不同的。前者取喻较多的贴近现实生活，后者则在贴近现实的同时，以想像的高远彰显着屈原的比兴风格。另外应该注意到的是，并非所有的骚体赋都重言情，西汉扬雄的《甘泉赋》、《河东赋》就偏于说理。虽然说两汉因新体赋的兴起，骚体赋势弱，但在古代辞赋的长河中，骚体赋仍然是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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