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海筆墨生
詩言志”中的“志”本包括思想、情感兩方面，但在其流傳後世的過程中，隨著儒家思想正統地位的確立，歷代文人為了“尊儒”而逐漸拋棄“志”中包含的情感部分，歪曲地將“志”解釋為合乎禮教規範的思想，而把情作為正教對立的“私情”，這就產生了我國文學批評中“言志”與“言情”的對立。照此理解，“詩言志”就只能說成“詩用來表達合乎儒家禮教的思想”了。
而“詩緣情”既可以說成“詩因情感而發”，亦可理解為“詩用來抒發情感”，只不過，這裡的“情”不再是“思想感情”，而只被認為是“私情”。《毛詩序》：“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明明是緣情而發，卻偏要“止乎禮義”，不符合“禮義”，即使真情實感也是“私情”；能夠“止乎禮義”，“情”也變成了“志”，受到讚賞，這就過分誇大了禮義的作用，使詩這種文學作品淪為儒家“禮治”的統治工具，從而削弱了詩抒情的特點。這樣，原本在意思上相同一致的“詩言志”與“詩緣情”，由於後代文人理解的偏頗而被分隔，被人為地對立起來，“詩言志”專指以詩表達符合禮教的正統觀念；“詩緣情”被狹隘地理解成以詩抒發“私情”，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
綜上所述，“詩言志”與“詩緣情”“情志說”三者最初的含義大致是相同的，後來由於歷史的發展、儒教正統地位的確立及人為的原因，兩者的意思逐漸縮小並互相對立起來。我們既要了解它們之間的聯繫與區別，雙要認識他們之間的相同與不同，才能辯證而不是片面地理解其內容和意義。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陸機在《文賦》中用兩句話提示了詩主情、賦體物的特點，它和儒家傳統的“言志”說也是背道而馳的，這反映了文學在發展演變的過程中擺脫經學束縛。
“言志”與“言情”“情志是不同的創作道路。而詩中的對仗句式對我們的思維訓練也很有意義，相比詞來講，更有難度。我認為詩也可以言情，當然那更需要一些境界了。
請問填寫什麼龍飛鳳舞
詩不光能言志，能言情。詩能表達一切可以表達的東西。
廊橋詩夢
“詩言志”最早出自《尚書·堯典》，是舜在“命夔典樂”時所說的，其含義偏指思想、抱負和志向。這在古代詩歌創作中有鮮明的體現，大部分詩作中所描述的志向與抱負，多是為天下，是為公，即一般都和社會、國家、民生等宏大主題掛鉤。毋庸置疑，這其實是經過歷朝歷代主流價值觀自覺選擇的結果。
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毛詩序》中，已有明確的“志情並舉”提法，其“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句，已指出了詩歌抒發人思想感情的本質特徵。不過其中也多處滲透著儒家“詩教”的政治倫理觀點。對此，有學者指出，《毛詩序》中的“政治教化”思想很可能是後人為“符合時宜”所改造之作。這是很可能發生的。
其實，即便是對“詩言志”的提法，後世者也多有斷章取義之嫌，僅取“志向”一層意思大肆發揮，尤其是“大志向”。其實，“志向”的範圍，還包括“吃飽穿暖”之類的小事。只不過古代掌握知識的階層，大多不為此類小事所困罷了。當然，便是有此類困擾，也羞於將之寫在詩歌中，故詩歌創作更傾向於“立大志”、“為國為民”。
“詩緣情”的完整提法出自西晉陸機的《文賦》，它指出詩歌創作是來自抒情的需要。實際上，這並不是陸機首創，早在孔子的“興觀群怨說”中就有體現。該說法的原文如下：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
其實，在詩歌創作中，主題的“宏大”與“微觀”或“個體”，從來都不是對立的。儘管在歷史上的某些時期，詩歌創作曾不同程度地提倡要反映社會現實、國家政治得失等宏大主題，但基本上還是“情”與“志”並存的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