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自16世紀初到19世紀末近400年間，有一個名為“徽商”的群體，在如今被稱為長三角的地區極為活躍，而且他們的足跡遍佈大江南北，以至於有“無徽不成商”的說法。鑑於徽商取得的成就，人們把徽商與歷史上同樣赫赫有名的晉商、粵商、甬商合稱為中國古代四大商幫。儘管徽商作為一個商業群體已經在20世紀初走向沒落，但考察他的興衰無疑是一件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並存的事情。或許，這也是近期播出的《天下徽商》這部紀錄片渴望向觀眾傳達的信息。
紀錄片《天下徽商》宣傳海報
說到徽商的起源，很多條線索都可以追溯到徽州的位置及地勢。古時徽州在今天安徽、江西、浙江三省交界處，四周山嶺、河灘交錯。這樣的地勢固然宜居，但不利於農事生產，導致的直接結果便是，每逢戰爭，便有大批難民湧入。長此以往，徽州人口增長很快，人地矛盾也變得越來越尖銳。正因為如此，外出經商就成了為數不多的選擇之一。歷史上像徽州這樣把自身劣勢變為優勢的案例並不鮮見，古有雅典，近有以色列。雅典因地勢不利於農業生產，便拓展貿易，而貿易的繁榮不僅促進了它與其他文明的思想交流，也為自身日後的強大奠定了物質基礎。以色列則因為歷史文化等因素四處漂泊，但這也練就了他們精明的商業頭腦，熾熱的求知傳統。與雅典不同的地方在於，徽州人寄命於商，大規模走出去尋出路，而雅典則是不拘小節，大範圍引進來促發展。
徽州人有從商之志，必然有寄命之所，而與其相距四五百公里的杭州便成了徽商直下江南的首選，也是日後徽商施展經商才華的主要舞臺。杭州自作為南宋都城以來，社會經濟得到極大發展，而徽州又與浙江毗鄰，自然有近水樓臺的優勢。如此來看，杭州成就徽商也有一定的必然性。當然，徽州人如果沒有走出去的勇氣，吃苦耐勞的品性，杭州對他們而言無非只是一個繁華的異鄉罷了。實際上，那些敢於走出徽州的人，在成功之前，已經經受了一次就像是精神洗禮的旅途。旅途的起點是安徽省績溪縣，終點是杭州市臨安區，如今人們把那條路叫“徽杭古道”，彼時是徽州人直下江南的主要陸上要道。徽杭古道長20多公里，但寬度只有一米，而且是蜿蜒在崇山峻嶺之中，走在上面其艱辛可想而知。胡適曾把徽商比喻為“徽駱駝”，想必也是受到古道的啟發，因為人負行囊走在上面，遙望過去確實很像駱駝。19世紀30年代的一天，一個名叫胡光墉的少年就是在這條路上離開家鄉，前往杭州。若干年後，他開辦的阜康錢莊、胡慶餘堂名滿天下，而他的另一個名字胡雪巖也四海皆知。
徽杭古道
在徽商裡，胡雪巖的名氣最大，但他的產業卻不是徽商的主流。這一事實可以從乾隆南巡的一個細節中感受到。1762年3月，乾隆皇帝第三次南巡，來到揚州。為迎接皇帝南巡，當地商人捐錢捐物。鑑於這些商人的闊綽及周到，皇帝自然不能沒有表示，結果便是對兩淮16名鹽商加官進爵。需要注意的是，這16名鹽商中有14位來自徽州，而領頭的便是“揚州八大商”之首江春。此人祖上“擔囊至揚州”，後靠經營鹽業致富。他不僅繼承了家業，還長期擔任“兩淮鹽業總商”。乾隆皇帝六下江南，皆由此人負責接待。據說當時揚州從事鹽業的徽商擁有資本達4000萬兩銀子，而整個清朝的國庫存銀也才不過7000萬兩。徽人有言：“吾鄉賈者，首魚鹽，次布帛”。足見徽商對經營鹽業的重視。
徽商進入鹽業領域可以追溯到15世紀中後期，幾乎貫穿了徽商這一群體從成型到輝煌的整個時期。徽商鹽業的發達除了得益於兩淮、江浙的優良鹽場外，還有天時之機。明初，鹽商必須赴邊塞納糧，由官府酬給鹽引，商人持引方可支鹽行銷。這種制度謂之“開中法”。 那時，由於徽州距邊塞太遠，徽商納糧辦引的活動敵不過山西、陝西商人的競爭，所在鹽業經營中還不能居於優勢。明朝中葉，開中法逐漸廢弛。納糧辦引的商人可以由別人代為支鹽行銷。於是鹽商中遂有邊商、內商之分。邊商專門納糧辦引，內商專門買引銷鹽。徽州鹽商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崛起，而且此後二百餘年，基本把持了全國的鹽業運輸和買賣。不過，任何一種制度都有過時的時候，而曾經促成徽商崛起的鹽制改革到最後也直接導致了徽商的潰敗。清道光十一年，兩江總督陶澍，為革除淮鹽積弊，實行“票法”，這不僅嚴重打擊了鹽商的利益，還剝奪了他們世襲壟斷的的權利。鹽改對徽州鹽商的打擊不能說是毀滅性的，但基本上相當於把他們逐出了歷史的舞臺。
鹽業只是徽商產業的一部分，但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縮影。從中我們可以發現，徽商的崛起除了與他們絕地求生的魄力、優良的品性相關外，也和當權者息息相關。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固然風光，但最後在貧困潦倒中黯然辭世，這和他長年接待皇帝下江南的鋪張靡費和無窮無盡的報效捐輸不無關係。胡雪巖幫清軍籌軍餉，運軍火，送糧草，這其實已經遠遠超出一個商人的範疇。到後來，其產業受各地官僚競相提款、敲詐勒索而引發資金週轉失靈，受外商排擠，而被迫賤賣，資產去半。最終，胡雪巖被革職查抄家產，鬱鬱而終。與此同時，西方國家的工業革命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商人的地位也大幅度提高。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便是，1889年，德國皇帝親自授予維爾納·馮·西門子貴族頭銜。不過，與乾隆皇帝給徽州鹽商加官進爵的原因不同，德國皇帝表彰的是西門子對社會經濟發展所作出的傑出貢獻。
徽州商人依附權貴自然是封建制度腐朽、衰敗的表現，但也和徽州商人骨子裡的官本位思想分不開。對很多後期徽商而言，商業只是一種手段，仕途才是最終的歸宿。這種思想在以程朱理學占主導地位的中國社會並不奇怪，但在徽商盛行卻有點違背常理。與溫州的商業傳統受益於以葉適為為代表的永嘉學派類似，徽商的起源也曾受到活躍於明中後期的王陽明“心學”思想影響。正是王陽明“雖終日做買賣，不害其為聖為賢”的觀點，解放了徽州人的思想，讓他們以經商為榮。結果到最後，徽商對知識、文化的尊重，慢慢的進化為對科舉取士的嚮往。反觀當時日本，同樣是王陽明的“心學”思想，卻成了明治維新的催化劑，最後直接促成了日本的崛起。
徽商的崛起有很多偶然因素在裡面，但徽商吃苦耐勞、抱團群暖以及誠實守信的契約意識等，共同形成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把很多有利的偶然因素糅合在一起，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直到時人在總結那段歷史的時候，只覺得他們的成功就是必然。若干年後，當人們回過頭來反思他們衰敗的原因時，各種各樣的偶然因素交錯出現，以至於人們甚是感慨，只覺得徽商時運不佳。其實，就像徽商的崛起得益於時代、制度以及文化的滋養一樣，他的衰敗也是這幾股力量綜合的結果。工業革命原本賦予了徽商轉型的契機，但內外因綜合的結果讓他們錯失了機會；封建制度到最後已經發展成了一種像是“嗜血”的怪物，臣民的幸福安康在他們眼裡根本沒有名次，經濟的合理性、商業的重要性對他們而言無異於抽象、空洞的概念，毫無價值。最後，徽商自身思想的侷限性，徹底摧毀了他們繁衍的根基。
就像鹽業是徽商產業的代表一樣，胡雪巖的人生軌跡也可以視為徽商盛衰的縮影。他貧苦出身，在杭州發跡。此後，他在政界、商界以及慈善領域都留下美名。他的主要產業除錢莊之外，還有胡慶餘堂，前者和他同歸於寂，後者一直延續至今。徽商作為一個群體雖然已是歷史，但很多金字招牌依然活躍至今，比如張小泉剪刀，王致和食品等。這些招牌或許無法代表如今這個信息化的時代，但它們的存在就像是很多創業者的精神故鄉一樣，時刻激勵著自己前行。
胡慶餘堂
王致和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