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們今天的人，對護照、通行證之類的東西都是很熟悉的，這些都是我們出國或者去某些地區工作、旅遊時，合法身份的憑證。現在的世界上，由於政治和經濟的差異，人員流動的壁壘仍然存在，護照和通行證的存在，既保證了具有合法身份的人流動的權利，也是對本國各種資源的保護。其實，這種類型的證件在中國古代一直都有，比如在唐朝，如果想出國，就必須持有“過所”。但是，當歷史發展到明朝，卻出現了一個新的“通行證”，它不但沒有起到保護人員流動的作用，還成為了統治階級禁錮人民的工具，更是間接的影響了國家經濟的發展，導致了明朝的滅亡，這就是“路引”。
話說還是洪武初年，朱元璋參考了古代的過所、公憑的制度，制定了“路引”。本來，它應該只是相當於現在的地區通行證或身份證的一類東西。但是從當時的法律條文上看，卻讓人有些害怕:“凡軍民人等在來，但出百里即驗文引。如無文引，必須擒拿送官，仍許人首告，得實者賞，縱容者同罪。天下要衝去處，設立巡檢司，專一盤往來奸細及販賣私鹽犯人逃因，無引面生可疑之人。”也就是說，當時的人民只要出家門百里以外，就必須持有路引。如果沒有，就會被立即捉拿送交官府。而且為了增加互相監督的積極性，誰先告發無路引者，還會得到重賞；相反如果是縱容這種行為，那就會與這個犯人同罪。同時，在比較重要的關卡還會設立巡檢司，盤查所謂的奸細和走私人員，而沒有“路引”的人則會被當做“可疑之人”，直接抓捕。
沒有“路引”的懲罰那是相當嚴厲的：“凡無文引私度關津者杖八十；若關不由門，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越度緣邊關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出外境者絞。”翻譯成現代文就是，如果這個人沒有路引，私自穿越關卡和渡口，那抓住要被打八十大板；如果人員流動的時候不按照規定的關門或者渡口，被抓就要打90大板；如果是想偷越國境，那被抓住就會打100大板，然後再關三年徒刑；如果是他雖然成功的逃出境外，但後來又被抓了回來，那這個人會直接被絞死！可見對於明朝人來說，偷渡是件多麼危險的事情。
這種“路引”制度，讓人民基本喪失了行動的自由。只要出門，不管是旅遊還是工作，亦或是探親訪友，都要向地方官請領路引，如果請不到，那你就哪裡也去不了，相當於被禁錮在生長的土地上。
作為我們現代人可能無法理解，原本只是一個偷渡或者非法活動的罪名，為什麼要上升到打板子甚至處死的地步呢？究其原因，是朱元璋壓根就不想讓人民自由地去流動。朱元璋是農民出身，他的骨子裡對土地有著一種本能的依賴。推己及人，他覺得天下人都應該和自己一樣，安土重遷。把你們限制在自己的土地上，其實就是斷絕你們做其他營生的念頭，讓農戶專心務農，專心給他生產糧食，生產財富。
另外，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他對人民流動性的恐懼。朱元璋對自己的統治，其實一直都有一種憂患。他以一介平民之身，在風雲際會的亂世，靠著自己的才能闖出一份天下，確實十分不易。但是，他的成功也證明了，這並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如今自己做了江山，他自然害怕有人來搶，既然害怕，就必須要斬斷這種危險的來源途徑。所以，他才以路引來禁錮人民的流動性，並讓人互相監視，已達到自己安穩統治的目的。失去移動自由的人民自然也失去了交流和合作的機會，自然也就無法串聯造反。不得不說，朱元璋這方面的眼光還是很獨到的。
然而，這種殘酷的制度，所造成的深遠影響，卻不是朱洪武一個草根能想到的了。中國的歷史雖然是自唐朝以來就開始逐漸走向封閉，但實際是，宋朝的時候還好，它們的封閉只是在對異族的防禦上。可在經濟和文化上，他們的心胸還算是開闊的，南宋的海外貿易發展還一度的非常不錯。但是，這種開放心態在明朝的時候戛然而止。究其原因，還是明朝的明太祖朱元璋本身對商人、富戶本能的仇視，以及對商業的輕視。由於本身的出身，他能理解的，只有穩定但產出不高農業文明。而他對商業的巨大發展潛力，卻是視而不見。所以，作為商業發展的前提條件，也就是人員流動的重要性，朱元璋自然也是看不見。於是，明朝繼續沿用著古老的農業經濟，直到後來，國家刀兵四起，統治者完全沒有辦法去籌集所需要的糧餉軍資，最終導致了明朝的崩潰。
在我們如今的社會，人口的流動已經成為了家常便飯。一方面，大型的農業機械化生產保證了農村在低人口密度的情況下，產出不會下降；另一方面，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也促進了城市化的發展，促進了經濟集中發展的可能。可以說，現在中國社會取得的進步，很大一部分就是得益於人口的大規模流動，所有的文化、物質交流，都是在這種流動中才得以加強的。當你每年看著黑壓壓的春運大軍在機場，在火車站，在汽車站等地方擁擠不堪的踏上回家的旅途時，你應該想到，他們正是中國社會快速發展的動力與血液。而明朝，雖然通過對人民的禁錮，統治者獲得了一時的心理安慰，但最終的結果，卻只能是導致自己經濟的崩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