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哪些方面超越了京派文學?其小說有哪些人文價值?

南歸生


什麼是“京派”,“京派”都有哪些人?

“京派”是學院派,“京派”是自由文人。20世紀20年代有老“京派”,30年代有新“京派”,“京派”是五四人文主義思想的自然發展和歷史豐沛。

“京派”有胡適,朱自清和周作人是典型的“京派”文人,廢名和沈從文是“京派”文學的代表作家,凌叔華是五四“閨秀派”才女,林徽因是30年代“京派”的靈魂,蕭乾是“京派”最活躍的小老弟,朱光潛和劉西渭是30年代“京派”的優秀批評家,汪曾祺是“京派”遺留的最後一個文人作家,他也是沈從文的徒弟,他們的文學創作和批評著述已成為經典。

看看“京派”這些大佬們,汪曾祺的作品難說超越這些大師們吧!

汪曾祺作品的人文價值

他的作品在於他對個體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喚;在於他幫助人們發現了就在自己身邊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邊,美在本分;他的作品的精神氣質和藝術神韻之所以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就在於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見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絕不把個人與社會隔離開來,對立起來。

他說:“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對於生活,我的樸素的信念是:人類是有希望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即便在人生低谷,他都還能感覺到生活的詩意,發出“生活是很好玩的”的感慨,成為他相信人可能“歡悅的活著”的根源。

在這樣的理念支配下,他的作品從小處著手,從最基本的生活層面找出詩意和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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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小說被公認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說創作上的成就最高,散文,戲劇,民間文學也有深入研究。成就斐然文壇。最負盛名的如《大淖紀事》《故里三陳》《沙家浜》等等。一方面,他的作品中表現了濃濃的古典主義士大夫的情感價值取向。尋訪古蹟、追慕先賢懷舊心理、欣賞自然界一切美好的風物。因此,有人將汪曾祺稱為“本世紀最後一個士大夫”。而另一方面,他的文本里也充滿風俗民情,凡人小事,蘊含著俗世文化的精神傳統。如《故鄉的食物》,描述了各種民間小吃。但是與中國文人雅士在“吃”上表現的享受人生,品味人生不同,作者對這些食物所發的感喟,隱含了中國下層貧民內心深處沉重的危機感與憂患意識,面對這些普通的食物,作者不由自主地感慨“炒米和焦屑和我家鄉的貧窮和長期戰亂是有關係的”。悲憫情懷昭然若揭。再之,他的小說充滿了對小人物命運的人文關懷,直戮人性的弱點,驚世駭俗。主要體現在《大淖紀事》,《故里三陳》中的《陳小手》中。每每讀之,由不得你不坐玄策不寧,仰天浩嘆。同時,他又是一位負有擔當與責任感的作家,崇敬所有給生活帶來美的人物又真誠而饒有興趣地欣賞和辨析著民間傳說,加以改造。其中體現出來的傳統價值觀念和精神之火,構成了他相對完整的精神風貌,在當今現實社會日益物化,人文精神日益失落的語境裡自有一股感人的獨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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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小說其實是沈從文首先提出來的,並在之後掀起了所謂的京派與海派之爭。從沈從文以及老舍等人來看,京派更注重於底層的考察,對芸芸眾生充滿憐憫和悲歌式的關懷。比如沈從文的《邊城》,既有對純樸人性的讚美,又有對人生困境的無奈 ,是天使微笑中夾雜著綿長嘆息。老舍的《四世同堂》,《月牙兒》都以沉重的筆調描摹出動蕩舊社會的歷史畫面,堪稱具有“史詩”的特質。總之,與海派的醉心於大都市的紙醉金迷,歌舞昇平相較而言,"京派”的確是腳踏大地的,儘管表現的角度和手法不盡相同。

汪曾祺在意境的幽美,詩意的氛圍營造,人間煙火的浸染上與沈從文等京派作家有一脈相承之風。但可能是社會的變化,人們不再是匍匐於黑域之中的螻蟻的緣故吧,汪曾祺的小說和散文都多了一份悠遊自在的閒逸之氣,少了一份命運多舛的悲涼之感。《受戒》中的小和尚的那種朦朧戀愛,像一灘清澈的泉水汩汩而流,再也不像翠翠那樣幽咽滯澀。可能正是這種濃濃的隱逸之氣,汪曾祺才被冠以了“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的頭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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