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後，小瓦房裡變得格外的清冷。特別是清早，寒風從飯桌邊的破窗外簇擁而進，除了灶頭，屋子裡再也沒有多餘的供暖設備了。
我有三個弟弟，一個妹妹，加上我，一共五個孩子。通常，我們都是六點或者更早一點就起床去學校做早操上早自習了。因為房子租得離學校近，到了時間，學校的廣播像鬧鐘鈴聲般飄進奶奶的耳朵裡，“快起來，要遲到了......”奶奶開始急急忙地催促我們起來。等我們一個個陸陸續續的都走光了，奶奶也差不多穿衣了。她先是把廚房裡的幾個空桶提去隔壁奶奶家裝滿水，回來後把地粗粗略略地整一下，就開始燒水下面了。冬天的早餐幾乎都是麵條，吃麵大概是最省時最經濟的吧，一大包面一斤半一塊五毛錢。水燒開後，直接把面下進鍋裡，再添幾片當季的青菜葉子，一頓早飯就做好了。這時候奶奶會在飯桌上擺好碗，把一鍋的麵條分成六份，把灶火生大，給我們準備洗臉的溫水。
“砰”地一下，門被撞開了，最先放學的永遠是上二年級的堂弟。“外婆，我回來了。”小小杰說。
兩分鐘，三分鐘後，我們都整齊地端著自己的碗，要不圍坐在生火的爐子邊，要不蹲在門階上，要不就乾脆站在廚房裡的哪個地方。碗不大不小，沒吃飽的就再勾幾勺麵湯，吃不完剩的倒去外面給雞狗吃，三下五除二，早餐就解決了。不管好吃與否，吃好才是最重要的。
前前後後十來二十分鐘，我們幾個都吃完去學校了，屋子裡又只剩下奶奶，她總會快速地收拾好碗筷，然後又開始給我們準備接下來的的午餐。
在我記憶中，奶奶不太會取樂愉悅自己。她特別容易滿足，即使我並不確定這是她真實的個性還是被生活磨練出來的一種技能。母親嘴邊經常掛著的一句話就是：她從來都不懂得對自己好，年輕的時候最重的最累的活全都攬到自己身上，現在年紀大了背也駝了，還是天天忙活，好像勞累是她與生俱來的使命和責任一樣。閒來的某天晚上，她甚至以臨終人的口氣交代我說：萬一她這身體有個什麼問題，千萬別花冤枉錢去醫院治療，醫生都是騙子，有什麼用呢。
說到這，我不得不提及一下我的父親和姑姑。我的父親十五歲時和木匠師傅學了點木工技術，沒上初中就外出打工，進傢俱廠，每年只逢春節回來一次。這麼多年來，錢雖然賺得不多，但也可以供我們自由花。而我的兩個姑姑，她們倒是沒學什麼本領，甚至連做一些簡單的裁縫工作也不會。但奶奶生的幾個孩子，貴在都能吃苦。我兩個姑姑進的是同一個電子廠，她們從之前的幾百塊一個月到現在的四五千一個月，在那個廠裡待了二十多年。而我的兩個姑父自然也都是正正經經的老實人。小姑父好點賭，原因是想在一年或幾年內暴個小富，給年幼的兒子提供優質的生活。一大家子人，說不上有多好，至少還能過得上日子。
每年年底，姑姑和父親給奶奶“結賬”，奶奶總是做“虧本”的買賣，明明這個學年需要用兩千，可她卻只拿一千。還說什麼已經夠伙食了。每次姑姑都會把那餘下來的一千塊錢塞到她褲子口袋裡，要不就急急忙忙的藏在她睡覺的席子下面。打小我就知道，但凡是她鐵了心要拒絕的，定是會成功。就如姑姑每每回去，那推來推去的一千塊終究是留不下來的。
那個時候我上初二，根本不懂一點事。心想著奶奶少拿了錢，就硬硬地來苦我們。如果早上我們每個人吃兩塊錢的包子，那多省事啊。午飯也可以買多一點的葷菜，那樣總不至於奶奶她自己吃到最後只能倒菜碗裡頭的湯水吧。可我的奶奶從來沒這麼做過，她不僅要把我們整“苦”，還要死死地把自己往“苦”裡整。
當然了，我也嘗過“甜頭”。那是一次嚴重感冒，發燒至40度，躺在那張幾人擠的小床上，上不了學。“中午想吃點什麼？”奶奶一把頭伸到我眼前問到。“可以吃雞和金針菇嗎？”即便是生病，我也不放過任何可以大吃特吃的機會。我虛弱的看著奶奶說。那時候我覺得自己有點飄了。怎麼可能會吃雞，過年的時候才能有這種待遇呢！
還不到午飯時間，隔間的廚房裡已經有雞香了。沒到一會，奶奶叫我起來吃雞。雖然高燒在身，但這怎麼也阻止不了我對吃雞的狂熱慾望。我盡全力地快速走到廚房，假惺惺的問奶奶是不是做給我吃的。
“快吃，等他們下課就吃不成了。”她以這樣的方式和語氣嚇唬我。
這是在陪讀的幾年裡唯一一次，我覺得吃得很幸福。那時候我十四歲。
一五年，也是冬天。那一年我高中即將畢業，快要進入大學。而我的父親和姑姑也相繼在縣城裡買了房。苦日子要走了，我自以為如此。我以為奶奶再也不會摳自己了，也不用在我們幾個孩子身上替她的親生孩子省了。
“你爸爸要買個車庫啊......”，電話那頭奶奶的聲音如棒杵敲頭，狠狠地打醒了我。
嘿，生而為人父母，他怎麼忍心放棄苦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