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766年，盧梭開始寫作《懺悔錄》，他在開卷浩浩蕩蕩地寫下，“我正在做一件前無古人、後無仿者的工作。我要把一個人的真實面貌完完全全徹徹底底地揭露。這個人就是我。”近100年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記》中質疑人類真誠是否可能時當即談到這本書。
然而人類是否能夠真誠仍是未知之謎，但即便能夠真誠，卻也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每個人都有不可告人的隱秘，有一些事實即使連我們自己也不能被告知。而如果不能真誠，那懺悔則更是為海涅那句殘酷斷言—“真實的自傳幾乎不可能。”作了一個龐大註腳。
02
《懺悔錄》中寫盧梭的父母是自由戀愛下的結合，感情極好，母親因為生他而死，父親便因母親過世悲痛不已，無法接受這一事實的父親常常看著年幼的盧梭苦道：“把她還給我吧”，對小盧梭幾乎是又愛又恨。
因為從小盧梭身上又時而能看到母親的影子，父親無奈，則說：你以為如果你只是我的兒子，我會這麼愛你嗎。
盧梭就是這樣在父親痛失妻子的悲痛和苦悶中成長著，但卻沒有在《懺悔錄》中特別訴說自己童年所受到的傷害，不知是由於太小而不覺，還是傷害的環境對他來說成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正常”狀態，而幸福反倒成為一種“不正常”。
總之，他更樂於回憶幼時被送到舅舅家中與表兄弟一起度過的歡快時光。
成年後，不論盧梭如何對外界給他的指責作解釋，《懺悔錄》仍然讓人看到很多種淡漠，一種習以為常的淡漠。
最讓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將一生中的五個孩子都送去孤兒院，理由是他對自己的家庭感到絕望，孤兒院能給他們更好的教育。
對於一生中幾次將他從落魄之中拯救起來的華倫夫人，盧梭對其在晚年的苦境置若罔聞，奇怪的是，他一生中有至多次都表達要永遠照料這位“媽媽”，要與她同呼吸共命運，但到最後也沒有這樣做，只是聽任她悲慘死去。
盧梭在書中說，得知華倫夫人死去的消息後痛心疾首，但他說：
“我的薄情負義是表現在我的行為上的，但它卻撕碎了我的心，說明這顆心絕不是一顆無情無義的人的心”
以此來解釋自己並不是沒有良心；
談到父親，最後只剩了那份確認自己可以繼承全部遺產時的竊竊快樂，而可憐的泰蕾絲彷彿只是華倫夫人的替代品，因為盧梭需要有所寄託，他在談到與泰蕾絲的婚姻時說道
“媽媽老了，墮落了。事實在向我證明，她在這個世界上不會再幸福了。我失去了任何分享她的幸福的希望，只好去尋求一個適合於我的幸福了。”
即使這段婚姻是在與她共同生活了25年後才結成的......
03
盧梭在暮年幾乎與他的所有朋友走向決裂。這種疏遠和絕交併不簡單是道不同不相為謀的那種疏離，那些說盧梭是情感主義，而其朋友們是理性主義，所以朋友紛紛離他而去的猜測只可說是複雜因果鏈中的一節而已。
最根本的是內心極度敏感但又懶於維持友誼的盧梭無法忍受友情的背叛，還有那種自以為是為了他的幸福而不停使他陷入不幸的友誼。
他說：
“我常抱怨我的朋友們的這種盲而欠考慮的熱情，我本已健康不佳，他們還要拼命地把握逼進最最痛苦孤獨的境地，按照他們的意思想使我幸福，可他們的辦法卻偏偏使我愁苦不堪。”
盧梭似乎更是被害妄想症一般的敘述同好友狄德羅和格里姆的絕交，他形容這是一個極大的陰謀，彷彿在初識之時他們便開始醞釀如何加害於他，無法確認其真實度多少，但對於異代又是異國的讀者看來，確是很誇張很值得懷疑的。
04
“我說的都是真話。如果有誰知道一些與我剛才敘述過的相悖的事情的話，即使它們是經過千百次證實的，那也都是些謊言和騙局。”
《懺悔錄》的尾聲這樣寫道。
這種自白式的懺悔書對於讀者來說意義或許不大，但對於作者本人就極為重要，我就是我要描述的那種人，我想成為人們眼中的誰我就要做那一種描述，事實就是如此，這其中到底如何，就請讀者你們自行判斷了，反正我如實敘述。
這本自傳性的懺悔讓我想起電影《無雙》，李問作為電影的主角在警察局接受警察的審問，他講他們犯罪的過程—製作假鈔，他講製作假美金團伙的大boss別名叫“畫家”，李問作為團伙一員為我們講了一個極周密且激動人心的故事：
李問和阮文是一對落難情侶租住一個破舊閣樓，阮文擁有獨特天賦，而他只能複製名畫，因為他精湛的複製術，被“畫家”發現，最後懵懵懂懂得開始替“畫家”做假鈔發財，由此引發整個事件。
05
整部電影幾乎都是李問在敘述，而我們同影片中的警察一樣同為傾聽者，奇怪的是，警察局裡幾乎所有人都絲毫沒有懷疑他的講述，而只是任由他講，畫面不停的隨著他的敘述而時空倒轉，於是，我們這些觀眾一同放鬆警惕，也把自己代入到劇情裡。
彷彿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了李問的化身，同情他的懷才不遇，嘆息他失掉的愛情。
此時，被遺忘的是所有敘述既有的主觀性。
當到電影結束時，我們才同故事裡的警官恍然大悟，啊！原來李問就是所謂“畫家”呀！殘酷、冷漠、殺人不眨眼的冷血畫家就是他自己。
李問在自己的敘述中成為了自身的他者，成為拉康鏡像中的人物，站在自己的對面—就如影片裡他被警察帶到車裡時，看到畫家站在馬路對面微笑而立，編織了自己的天真、善良和擁有天才般畫技的幻象。
然而此時的李問因為交代了畫家的所有事實，並且模擬了畫家面部畫像，因此作為無辜者成功獲得保釋。
故事到這裡已接近尾聲，等到電影中的女警官發覺時，畫面已經是李問與秀清—他“複製”出來的阮文，站在快艇上奔向自由之路。
06
結局已經不再重要，問題的關鍵是我們都被李問帶入到他的敘述中。
怎麼辦？
我們在這兩個多小時的時空倒轉中產生的悲憫使得我們對他犯下的罪產生同情，因為一個走投無路，鬱郁不得志的第一印象已然植入觀眾內心，而得知真相後絕望得幾乎不能接受：突然覺得殺人犯是可憐的，於是殺人的行為也不那麼殘酷了，甚至覺得殺人犯編造這一切真是個天才啊。
對於盧梭的《懺悔錄》也是如此，閱讀的過程就像是被他領著圍觀他一生的人，只能參觀那些嵌入到視線範圍內的事實，而無法得知那些被忽略了的，只能觀看而無法介入。
愛說謊也愛輕信，似乎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慣性，所以海涅才說，人在談到自己的時候肯定會大量撒謊。
他斷定盧梭在其《懺悔錄》裡肯定對自己撒了不少謊，甚至出於虛榮而有意大撒其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記》裡談到人的隱秘時堅信海涅的說法，他說：“我十分清楚地懂得，有時候僅僅出於虛榮，人就可能給自己羅織整套罪名。”
因為人們似乎總是虔誠得相信著什麼，所以才有了懺悔的理由，而我們不禁要問懺悔就一定是事實嗎？或是如維特根斯坦在年幼時就發出的質詢：
說謊如果對人有益時，為什麼不呢？
事實是，懺悔始終只能是一件私密的事，沒有誰能夠審判道德上的罪惡，那應當是對良心的懺悔，懺悔也不應是使人相信“我沒有罪”，而是祈求獲得救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