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隨著民主、共和兩黨全國代表大會的結束，2020年美國大選正在步入總決選階段。目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綜合民調支持率相對於謀連任總統特朗普全面保持領先，美國國內的新冠疫情、經濟形勢、種族矛盾、突發事件等動態因素的發展變化也對特朗普的選情不利。對中國而言，比預測選舉結果更重要的，是瞭解今後四年可能直接打交道的那些人及其理念和政策。本期封面話題“美國民主黨：臥薪嚐膽這四年”把焦點對準全體動員謀求重掌白宮的美國民主黨。
——編者手記
在2020年的大選中，代表民主黨衝擊白宮總統寶座的是年近78歲高齡的拜登，如其當選，四年後謀連任的將是一名82歲的老人，這對長期以來一直以“活力”“接續”自詡的美國政治簡直是一種嘲諷，更反映出民主黨內青黃不接、後繼乏人的“代際危機”持續存在。
2020年9月11日，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左二)和夫人吉爾·拜登(右二)與93號航班遇難者家屬在賓夕法尼亞州出席9.11事件19週年紀念活動。在9.11事件中，美國聯合航空公司93號班機在從新澤西飛往舊金山途中，被恐怖分子劫持，機上乘務員和乘客發起反抗，飛機最終在賓夕法尼亞州尚克斯維爾墜毀，機上45人全部遇難。
今年9月1日，隨著馬薩諸塞州國會初選的結束，各層次兩黨提名程序幾近完成，國會選舉正式進入終局對決階段。與拜登鎖定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毫無懸念相比，馬薩諸塞州國會參議院的民主黨初選卻精彩異常，其結果如何成了本屆大選過程中民主黨選民的最大期待之一。
在這次初選中，2013年通過補選就位的在任國會參議員埃德·馬基遭遇了2012年當選的國會眾議員喬·肯尼迪三世。馬基生於1946年，在進入國會參議院之前曾當過37年的國會眾議員；後者是名“80後”，在馬基擔任四年國會眾議員後才出生，來自顯赫的肯尼迪家族，是羅伯特·肯尼迪的孫子。雖然自去年8月份宣佈參選、挑戰在任者之後，肯尼迪的民調就一路領先，但在今年年初卻出現了“死亡交叉”，最後一刻才得到國會眾議長南希·佩洛西的背書，不過最終還是未能打破所謂的“在任者優勢”，輸給了馬基。
關於如此戲劇性的結果，各路評論各取所需。有的感慨所謂“肯尼迪王朝”在國會山上的“沒落”；有的嘆息這場註定使民主黨失去一位具有競爭力的政治人物的內鬥毫無意義。而從更長週期的政黨發展看，這還是一場民主黨再次錯過代際更新機會的初選。
民主黨正常的迭代節奏已被打亂？
2020年代表民主黨競選總統的拜登年近78歲，2016年代表民主黨出戰的希拉里當時是69歲，在2008年大選中大勝共和黨對手的奧巴馬時年則只有47歲，如此排序，頗給人以時空錯亂之感，似乎民主黨後續20年的未來在2008年就已經被奧巴馬這一代年輕人“預支”了。從這個角度出發，討論民主黨的“奧巴馬化”可能是與討論共和黨的“特朗普化”同等重要的話題，因為前者似乎已在不經意間成為了現實。筆者曾經就此提出過一個看法：在民主黨代際發展意義上，奧巴馬的存在具有分水嶺式的作用——1961年出生的他讓美國的總統政治從1940年代（克林頓、小布什的世代，他們均出生在1940年代）快進到了1960年代；而在後奧巴馬時代（奧巴馬出生於1961年），1950年代又被直接跳過了。為此，民主黨將不得不用更多的時間調整世代，消化掉在“奧巴馬光環”之下變得暗淡的“嬰兒潮”政客們（由於戰後和平、經濟復甦，1946年初至1964年底美國新生嬰兒急劇增多，這代人被稱作“嬰兒潮一代”，他們當中的大量人口成長為精英如今活躍在美國各行各業）。很顯然，奧巴馬在2008年的提前脫穎而出打亂了民主黨政治精英更新迭代的節奏，而在2008年後的十年間，相對更具資源與知名度的希拉里和拜登仍守著“重返白宮”（希拉里當過“第一夫人”，拜登擔任過副總統）的執念，且面對同樣高齡的對手特朗普，這些也都為民主黨的“總統政治”始終停留在1940年代提供了藉口。
如果說奧巴馬的存在只是一個因素的話，民主黨的某些特質也更為明顯地影響著代際。需要最先理清的是，所謂“民主黨是一個具有更多年輕政治精英的政黨”的判斷是不是個刻板印象？這可能並非全部屬實。在某個時間節點上，由於選民結構等原因，以及在開放式初選中選民“喜新厭舊”的特點，民主黨的確更容易產生新世代或者看上去更年輕的政治人物，給人以“新”或“年輕”的感覺。但事實上，60年前，約翰·肯尼迪在與尼克松對決時也不過只比對手年輕四歲；過去50年國會兩院各自的21位最年輕議員中，民主黨分別佔10位和13位，其“年輕化”並不十分突出。這也意味著，在從總統到國會再到基層的各種選舉中，民主黨不一定在代際分佈上更“年輕”，只是生於1940年代的克林頓戰勝生於1920年代的老布什以及此後生於1960年代出生的奧巴馬作為“黑馬”“半路殺出”，給民主黨貼上了“年輕化”的標籤而已。
同時，民主黨籍國會議員的長時間連選連任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新面孔的出現。還以馬薩諸塞州為例，在如今的第116屆國會中，該州的兩名參議員和九名眾議員全部為民主黨人。具體而言，兩位參議員分別由於特德·肯尼迪在任46年後離世和約翰·克里在任28年後轉任國務卿才得到更新，而九名眾議員中只有兩位是通過在黨內初選中挑戰在任者當選的，七位是等待在任者離任後才通過選舉接任。連具有顯赫家族背景的喬·肯尼迪也是在以力推金融監管改革的民主黨人巴尼·弗蘭克退休之後才披掛出征。類似情況在民主黨的穩定、安全議席中更為明顯，反而在面臨共和黨直接挑戰或者有機會向共和黨盤踞的席位發起衝擊嘗試的選區才會產生更年輕面孔。在今年的佐治亞州國會參議員選舉中，面對著幾乎無法擊敗的共和黨在任者，民主黨就再次選擇讓33歲的喬恩·奧瑟夫放手一搏。而在加利福尼亞州國會眾議員第50選區，民主黨罕見地提名了1989年出生的拉美裔阿拉伯裔混血候選人卡姆帕-納賈爾來挑戰資深的共和黨前國會眾議員達雷爾·伊薩。
耐人尋味的是，由於黨內長期存在不同政策主張和議程，民主黨某些政治精英的長期在任或高齡化並不意味著其理念的固化或保守化。試想，如果2016年履歷豐富的希拉里沒有選擇復出參選的話，更為年長的桑德斯豈不是更有機會代表民主黨對決特朗普？如果成真，今天民主黨“代際困局”的關鍵詞恐怕就是“桑德斯化”了。讓我們回到對馬基對決肯尼迪這場初選的觀察當中，馬基雖然來自“高齡世代”，卻因長期持進步主義自由派理念而與近年在民主黨內上升最快的桑德斯、亞歷山德莉亞·奧卡西奧-科茨（女，國會眾議員，美國民主社會主義主張者，根據其英文名字縮寫俗稱AOC）等激進派頗為合拍，而肯尼迪雖是“新世代”，所代表的卻是民主黨傳統自由派。按照美國媒體的比喻，這就是在具有新技能的老馬和坐擁老資本的新人之間進行選擇，肯尼迪自然不佔優勢，更為激進的年輕選民不會支持與他們年齡相近、資歷淺薄卻坐擁家族蔭護的肯尼迪，反而會對桑德斯、馬基這種“老炮兒”情有獨鍾。換言之，對目前的民主黨而言，最為重要的爭鬥點還是方向與路線，主要矛盾是傳統派與激進派之間的競爭，代際的裂痕基本上被派系之爭覆蓋，並非最為突出。
從此意義上講，拜登與哈里斯的組合在政策方向和代際這兩條經緯線上剛好與桑德斯等“激進老炮兒”位置顛倒，仍然延續了傳統民主黨的老面孔與舊思維，因此在吸引桑德斯所代表派系的支持者方面仍有較大壓力。即便被政治精英認為更有把握完成戰勝特朗普的“任務”——也真有很大可能完成這個任務，拜登今後所要面對的黨內派系整合與代際調整任務，仍是通過選舉不僅解決不了反而會進一步加劇的問題。
民主黨黨內年輕化落後於共和黨？
8月27日，網上舉行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最後一天，1977年出生的湯姆·科頓被安排發表演講。作為今年謀求連任的最年輕在任國會參議員，科頓竟然在與大選同時舉行的本次國會改選中沒有迎來民主黨的挑戰者，唾手可得的六年新任期將跨越2024年大選，屆時這位來自阿肯色州的共和黨人很難不抓住機會謀求“再上一層樓”。這位鼓吹“冷戰劇本”的年輕議員代表著共和黨“新世代”的群體性崛起。與此同時，在共和黨全代會第三天發言的北卡羅來納州國會眾議院第11選區候選人麥迪遜·考索恩年僅24歲，且頭戴“身殘志堅”的光環（下肢因車禍癱瘓），極可能將美國國會帶入“90後世代”。他在共和黨全代會上說，“如果你認為年輕人不能改變世界，那你就是不瞭解美國曆史。”
目前在第116屆國會參議院的14名“70後”議員中，有十名是共和黨人，民主黨的代際問題相對於共和黨而言的確是遲滯了不少。究其原因，最先能想到的解釋大概就是奧巴馬時期共和黨在“茶黨運動”背景下的“反建制”趨勢。如今看來，“反建制”的主觀目標雖然是更多更換那些長期盤踞在華盛頓的傳統政治精英，促使華盛頓更多“回應”民意，其客觀結果卻是為“新世代”共和黨人走上前臺創造了“快速通道”。當然，在“反建制”的背景下，羅恩·保羅（得克薩斯州共和黨籍國會眾議員，現年85歲）、特朗普等高齡者也大行其道，前者作為理念推廣者較為少見，而後者的“反建制”色彩太過鮮明，以至於完全可以超越代際因素。總體而言，正是因為民主黨內部派系之爭優先導致了其自奧巴馬以來形成的“求新而未必保鮮”狀態，共和黨則完全將矛頭指向了盤踞首都華盛頓的資深政客，進而也就有了“求鮮也可能創新”的趨勢。
無論如何，隨著2020年大選的落幕，兩黨“總統政治”也會相繼徹底告別“1940世代”迎來新的代際更迭。代際問題的確正在成為我們關注美國兩黨政治深度重構過程及其邏輯的有趣且關鍵的切入點。未來隨著研究的持續深入，可能會驗證或推翻目前的一些判斷，但不論哪一種結果，都將有助於我們更清晰地瞭解美國政治發展歷程的全貌。
本文首發於《世界知識》2020年第1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