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女性都有可能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受害者
——宸 冰
今天要談的這個話題有點沉重，關於最近的熱點新聞：上市公司高管性侵收養女孩事件。鏈接書籍有七八本，主要有林奕含的作品《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和畢淑敏的《女心理師》。
從《南風窗》的首篇報道文章到上市公司聞訊終止僱傭合同，從公安局重新立案到女明星們發出聲援，從央視網的九大質疑再到各大媒體深挖前因後果，從一面倒的輿論到披著客觀冷靜外衣的洗白文，從所有人對女孩的同情到開始有圍觀者質疑她的動機和目的，這哪裡是信息和說法的交鋒，這是人性與底線的挑戰。我在想，當每個終端的用戶主動或者被動的接受著這些信息的時候，噁心到我們的又豈止那個無恥之徒。
第一次看到《南風窗》的報道，憤怒和震驚之餘更多的是心疼，心疼那個弱小懵懂就被毀掉的女孩，心疼那個無數次試圖自救的女孩，心疼那個在完全崩潰之下還想好好學習的女孩，心疼那個一次次要說出經過細節的女孩，那會是怎樣一種噩夢，無論如何想象，你我都難以感同身受。我們只能期待事情儘快進入法律程序，還女孩一個公道。
可是很快，輿論竟然發生了一些變化，先是那個“禽獸”的家人給出了一個不太一樣的說法，在這個說法中，兩人的關係性質有了質的變化，然後，有個莫名其妙的媒體寫了一篇報道，用貌似客觀公正冷靜的方式對整個事件當事雙方相處的時間節點、模式、和細節進行了所謂的還原，在這篇報道里，女孩反覆報案撤案的隱情，甚至援助志願者的態度說法都有了很奇怪的觀點，說的都是能聽懂的話，但真的不明白他們想表達什麼。但顯然，這樣的文字開始發揮作用了，一時間，各種隱情、真相和背後的故事對女孩的描述和態度開始曖昧不清，對報案的動機和目的有了諸多惡意的猜測，比如女孩曾經多次發曖昧和親密的信息給鮑某某，女孩曾在報案後又捨不得讓那個惡魔去坐牢，女孩自身情緒狀態的不穩定和種種看上去不那麼理智的行為等等。
我想問問寫這篇文章的人，這樣嫻熟的春秋筆法用在這裡你就真的不會內疚嗎？或者你是不是還在陶醉於自己的冷靜和調查細緻與邏輯縝密？因為這確實影響了很多人的看法，昨晚和一位朋友聊天說起我正在寫這個稿子，他的第一句話就是“不是說有隱情和真相嗎？那個女孩好像也有問題”。 對，你看，這就是信息對人的影響。讓原本堅定的維護受害者的人都開始懷疑自己的立場，試圖去找一個所謂的客觀。到底是我們不願意相信自己的原則和價值觀了？還是這個世界讓我們不敢相信自己的原則和價值觀了呢？
我在之前一期專欄裡講過《後真相時代》這本書，我不得不再次推薦，大家可以找來讀讀看，真相和邏輯在信息傳播的過程中被忽視，而情感煽動主導輿論，各行各業有經驗的溝通者會通過片面的事實、數字、故事、背景、吸引力和道德呈現某種世界觀，從而影響現實。但是，這一切都不能掩蓋犯罪的事實和人性的醜陋，無論表述的角度有多不同，都不能為罪行開脫，都不能證明女孩活該，都不能為一個成年男子為了滿足自己變態的慾望而毀了一個年輕女孩一生的罪孽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釋。
原諒我這麼激動和憤怒，是因為在憤怒的思考這件惡劣的事的時候，我突然發現，最近一兩個月的節目中，女性問題出現的頻率很高，這不僅是因為我自己也是女性，更重要的是，在這個看上去多元價值觀開放的時代，女性群體並沒有活得更自由，至少是心理上依然受到來自社會和傳統倫理等價值觀的綁架和影響。
很多自媒體寫這個案件的時候都使用了一個詞叫“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又稱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或者稱為人質情結或人質綜合徵，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個情感造成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好感、依賴心、甚至協助加害人。不止大家注意到了沒有，這個症狀被提出來的典型案件中，女性表現出的程度遠遠超過男性，甚至有女性受害者表示要等罪犯出獄後嫁給他。是不是很難理解，是的，這就是人類心理的複雜性，這比我們以往對心理學一點粗淺的認知要深奧的多，甚至也是心理學家們一直試圖破譯的人類秘密。
在林奕含的遺作《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有這樣一段描寫，很能體現這種心理：
那天，我隔著老師的肩頭，看著天花板起伏像海哭。那一瞬間像穿破小時候的洋裝。
他說：“這是老師愛你的方式，你懂嗎？”
我心想，他搞錯了，我不是那種會把陰莖誤認成棒棒糖的小孩。我們都最崇拜老師。我們說長大了要找老師那樣的丈夫。我們玩笑開大了會說真希望老師就是丈夫。想了這幾天，我想出唯一的解決之道了，我不能只喜歡老師，我要愛上他。你愛的人要對你做什麼都可以，不是嗎？思想是一種多麼偉大的東西！我是從前的我的贗品。我要愛老師，否則我太痛苦了。
“為什麼是我不會？為什麼不是我不要？為什麼不是你不可以？直到現在，我才知道這整起事件很可以化約成這第一幕：他硬插進來，而我為此道歉。”
是的，一個無論在年齡、心智和社會經驗上都遠遠低於男性的小女孩，在懵懂之間唯一的選擇是逼著自己去愛這個毀了她的男人，因為，她從小接受的教育和整個的社會輿論都在告訴她，就算說出去，人們也一定會說是她的錯。思琪曾經在飯桌上試探的用麵包塗奶油的口氣對媽媽說：
“我們的家教好像什麼都有，就是沒有性教育。”媽媽詫異地看著她，回答：“什麼性教育？性教育是給那些需要性的人。當思琪提到有老師和女生在一起，媽媽的反應是這麼小就這麼賤，真是賤人。思琪從那時起決定永遠不會對家人說出這件事。那麼她能怎麼辦呢？她別無選擇，在一樁罪惡裡，她除了成為共犯，還能怎樣找到自己的安全感呢？現在，你是不是有點理解那個14歲的女孩了，你是否意識到，無論我們今天的信息有多麼發達，交流有多麼方便，你都還是會感到孤獨，而對一個有著不堪秘密的孩子來說，這種孤獨無助足以讓她產生幻覺，進而投射到本該痛恨的壞人身上。
從《被嫌棄的松子一生》到《82年生的金智英》，從《我的天才女友》到
《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從《坡道上的家》到《親愛的安吉維拉》，隨便清點一下我講過的話題和書，你有沒有發現，身為女性，天性中安全感的缺失讓我們一生都在尋找某種力量和依靠，無論我們多努力卻最終都可能敗給不夠強大的心理，而性這個敏感的話題，就更像是某種原罪一樣加註在我們身上，我們的情感、慾望、婚姻，都在社會看不見的強大規則中撕裂和矛盾著，從這個角度來說，每個女性都有可能因為某個人、某種說法、某種經歷、某種價值觀而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只是，有多少人能意識到呢？現在，讓我們回到事件吧，在我寫這篇稿子的時候，那篇發表的文章已經撤回並公開道歉了，代理女孩的律師表示說案件比大家想象的更復雜，但不能改變女孩是受害者的事實，更多的人在指責痛罵那個變態，關注案件處理情況的同時，開始關心女孩的心理康復，因為，無論怎樣，那種傷害都絕不是審判能平復的，每每想到這一點就更是無奈而痛心。
畢淑敏的作品《女心理師》中，主人公也遭遇了這樣悲慘的命運，在12歲被繼父性侵後，心理問題導致她身體的一半數十年一直是冰一樣寒冷，完全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恢復，直到一個德高望重的心理權威以非法的殘忍手段強制性的讓她重新體驗當年的情景，才徹底解開了她身上的秘密，而最後重獲新生的她決定將這個曾經崇拜的導師告上法庭。也許有人會說，怎麼能恩將仇報呢？這和養女事件的反轉是不是很像？但這才是對的，因為，無論怎樣的目的，都不能掩蓋罪惡的事實，都不能磨滅我們無限痛苦換來的成長與強大。
在這本書的最後，女心理師賀頓勇敢的揭露了權威，權威非常意外，在曾經就範的女子中她是最平凡的一個，他在想：“是什麼給了她力量？是曾經的苦難，還是她天性中的倔強？是自己旁門左道治療的效力？還是心理科學移山造田改天換地的力量？”
賀頓的答案是：“因為有你這樣的人，所以，我會戰鬥不已。我知道我的力量還不充足。我會把舌頭在石頭上磨，在骨頭上礪，直到有一天鋒利無比。你知不知道有個詞叫“尺蚓降龍”，意思是一條蚯蚓打敗了龍”。
曾經，林奕含沒能打敗那條罪惡的“龍”，卻用生命留下了足以讓我們深刻理解的真相拼圖，從這個角度，事件中的女孩那一次次抗爭與報警更讓人感動，這才是真正的堅強勇敢，但願她在走出囚禁了身體的牢籠後，也能早日走出禁錮了精神的樊籬，為她送上最深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