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自由民主成為西方"代名詞"的歷史淵源已久，然而隨著政治文化多極化的發展，重新思考西方國家命運與自身命運的反思意識已呈高漲之勢。在歐洲中心主義者的觀點中，對國際競爭與國家——社會關係的認識往往從歐洲歷史出發，忽視了東方尤其中國的歷史經驗。然而，如果將國際競爭作為公民權利產生的原因，在中國同樣有相應的歷史依據，即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狀態。在該歷史階段，各諸侯為了煽動社會中的戰爭意識與為國犧牲的大義精神也給予了百姓一定的公民權利。在西方，公民權利的發展形成了近代早期歐洲的國家體系。在中國，歷史卻走向了另一條軌道：公民權利的沒落、中央集權的崛起。
春秋戰國地圖
一、支配與制衡——國家形成的因素
戰爭，一個不受歡迎的選擇，除了給國家帶來慘重的傷亡似乎無可取之處。但有學者認為，戰爭反而促進了公民權利的發展。統治者要發動參與戰爭必須獲得民眾的支持，不僅僅是精神上，物質方面尤其重要。只有獲得充足的戰爭物資，才能擴大勢力。在統治者與公民的"談判"中，形成了兩種機制——支配與制衡，而公民權利就是談判的產物。談判的結果可能是國家社會之間達成制衡態勢，也可能是國家支配社會。所以，在國際競爭中，行政成本、反抗機制和強化自身實力成為統治者必須思考的問題。
1、行政成本與反抗機制
當統治者面向社會索取資源時，必然激起社會的反抗。統治者當然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使用暴力，從而得到他向社會索求的一切資源。然而暴力勢必激化矛盾，並且暴力本身也來自於社會資源。"談判"成為統治者不可避免的選擇。隨著談判的深入與擴展，公民權利漸漸成為社會的政治話題。在公民權利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增加行政成本是統治者必然的舉措，因而催生了中世紀的三級會議。行政成本包括執行官員、獎懲的成本以及政府其他運作成本。簡單來說，就是確保有統一的人人遵守的社會規範的成本。
行政成本涉及到社會的反抗機制。然而從反抗機制具體化為聲勢浩大的反抗運動需要滿足嚴苛的條件。第一，決心反抗者之間存在穩定的聯盟關係。第二，決心反抗者在統治集團內與外皆有強大盟友的支撐。第三，國際競爭與國內鬥爭削弱國家的權威力量。三個條件缺一不可。統治者自然也預見到反抗機制的內在威脅，他設立告密——獎勵系統，利用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監視使社會從集體走向個體，通過手中的權力逐步摧毀社會互信，將反抗運動扼殺於搖籃之中。
法國三級議會開幕
2、國家自強型改革
另一方面，為了實現國家強制力的提升與行政成本的削減，統治者可以進行"自強型改革"，這被視為一種內部制衡的努力，即國家形成理論的中心點。所謂"自強型改革"就是統治者建立國家暴力機器、實行合理的統一化稅收、促進官僚機構的發展。國家暴力機器一旦形成，意味著國家對暴力手段的壟斷，從而加劇了"談判"的不平等。稅收成為國家的穩定收入時，統治者便有更多財力資源去建設軍隊等暴力機器。軍事與經濟的政策推行需要有條不紊的行政系統，在此情況下形成的官僚機構亦能實現對社會的有效監督，及時遏制反抗機制。
表面上看，統治者的這些改革會耗費昂貴的成本，但長遠來看，這些舉措卻能實現"開源"，長期穩定的稅收配合行之有效的行政手段能夠保證統治者的財富收入。同時，官僚機構的發展促進徵稅政策與軍隊政策的完善，從而得以有效提升國家強制力，達到對社會的監視。
國家暴力機器——軍隊
二、春秋戰國的國家形成——公民權的沒落
公民權利與公民自由被歐洲學家們視為其獨有的歷史產物。然而事實上，縱觀中國歷史，統治者與社會民眾的"談判"早已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爭霸的社會歷史環境促使各諸侯通過戰爭掌握話語權，如《孫子兵法》所言，"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1、從"國人"到"野人"——公民權的初現
在西周時期，禮制與宗法傳統是制約統治者權力的兩個因素。當時，最低級的貴族占人口大多數，他們享有土地所有權與當兵的權利，同時也必須履行繳納賦稅與服從兵役的義務，他們被稱為"國人"。當統治者就重大事件進行決策時，"國人"會通過集會來實行"監督權"，國人不僅有指出統治者欠妥之處的權利，甚至有驅逐統治者並另立新君的權利。
到了春秋時期，自西周而來的禮樂制度走向崩潰，面對風起雲湧的社會環境，為了更迅速在群雄爭霸的環境中站穩腳跟，不少諸侯國紛紛將納稅義務與兵役的範圍從"國人"擴展至"野人"。公元前645年，晉國率先將該範圍擴大並將該決策制度化，此後其他國家爭相效仿。"國人"與"野人"的區別不再像從前那樣分明，賦予公民更多權力是統治者沒有選擇的選擇。
公元前645年晉國統治者 晉惠公（影視形象）
2、國家與社會的交易——公民權的擴大
春秋戰國時期，統治者為了鼓動民眾參與戰爭並喚起民眾的犧牲精神，國家與社會之間達成了特殊的交易。國家給予了民眾物質福利、法律保障和言論自由。
（1） 物質福利
自古以來，農民與農業問題就是國家的根本問題。春秋時期，農民及其產出保證了國家財富的穩定增長，農民農業問題關係到國家的安全問題。因而諸侯國的統治者實行了各種政策來保障農民的權益、發展農業生產。各國除了建立糧食安全儲備倉以保障人民的生命、穩定荒年的糧食價格之外，還大興水利工程，培養出了雜交糧食。魏國、秦國還採取了"平糴"政策來穩定糧食價格。
魏國平糴法發起者 李悝
（2） 法律保障
正如《左傳》中所言，"小惠未遍，民弗從也"。物質福利尚不足以打動民眾為國家浴血奮戰。封建時代士庶分明，庶人沒有了解國家法律的權利，甚至受到刑罰時也不知道為什麼。統治者為爭取支持，將法律公之於眾，因而法律成為具有社會約束力的共同行為準則。秦國商鞅實行變法，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在社會中樹立法律權威。太子違反法律後，為了維護法律權威，商鞅懲罰了太子的老師與護衛，以示警醒。
戰國時期改革家 商鞅
（3） 言論自由
戰國時期，諸侯國之間的競爭愈演愈烈，各國統治者為了招納賢能，給予了社會相當程度的言論自由。因而，知識分子擁有了發揮才能的機會，他們可以跨越國家尋求自己的用武之地。在當時，各家學說層出不窮，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大盛局面。無論是儒家、道家、法家、還是墨家等學說，都認為統治者與社會的關係應當是有條件的、互利共贏的，正如《荀子》中講到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
齊國稷下之學
3、走向中央集權的秦國——公民權的沒落
在春秋戰國日益擴大的公民權卻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後走向沒落。秦朝結束了國際競爭的局面，失去了這一動力，統治者便不再需要向民眾示好以謀求資源。秦朝崇尚法學，在秦始皇與丞相李斯的推動下，秦朝推行了嚴苛的法律，約有140萬人因觸犯法律被強制送去修皇宮皇陵。春秋戰國時期的言論自由也演變成了焚書坑儒。此外，秦朝實行了繁重殘酷的徭役賦稅制度，統一六國的戰事結束後，秦始皇不僅不修生養息，反而北築長城、南戍五嶺，甚至取消了對農民的照顧，百姓苦不堪言。統一六國前後的嬴政判若兩人，因為他再也不需要百姓的支持，至此，支配機制壓倒了制衡機制。
秦始皇嬴政
三、近代早期歐洲的國家形成——公民權的極端化
不同於春秋戰國，制衡機制與支配機制在歐洲較量的結果卻是制衡機制的制度化。近代早期歐洲的王室為了獲取資源，本該與民眾達成的交易，王室卻向軍事企業家求助以建立僱傭軍，自然也無需強化國家的行政能力，因而王室的行政能力變得更加脆弱。戰爭給歐洲國家帶來的並不是"自強型改革"，而是"自弱型"的畸形化發展。
1、自弱型權宜之計
由於歐洲統治者過度依賴第三方的資源，如果想發動、參與戰爭，他們必須依靠軍事企業家手中的僱傭兵，從而無法實現對暴力手段的壟斷。同時支付給軍事企業家的金錢數額又十分龐大，導致國家稅收合理化進程受阻，統治者只能舉債或售賣公職。統治者手中軍事力量與財政力量的削弱使中央集權成為了一個遙不可及的夢。當統治者把軍事權和財政權交給別人時，是在放棄對行政機構和人口的掌控。戰爭，在歐洲導致了另外一種結果——權力分散。權力分散的後果使統治者在與社會的"談判"中不得不持續讓步，擴大公民權利。
2、民主制度的偶然性
十七世紀中，英格蘭借鑑了荷蘭的公共信用制度，壟斷稅收、壟斷強制手段，從而提高了國家行政能力，加強了中央集權。同時，議會也擁有憲政制衡的權利。英格蘭因此實現了支配機制與制衡機制的平衡。法國則在十八世紀末建立了普遍義務兵役制，既增強了國家強制力，也降低了國際競爭的成本。
拿破崙本想在其他國家繼續推行在國內實行的集權制度，但法國"自弱型"的歷史幽靈，即從舊制繼承的鉅額國債使法國無法憑藉自身、獨立地進行戰事。滑鐵盧的失敗，使拿破崙的集權夢想跌入現實，再無實現可能。西方代議制民主絕非必然，如果不是拿破崙政府的倒臺，英格蘭等國家絕不會在十九世紀恢復它從前的制衡改革。
滑鐵盧戰役
結語：
面對同樣的國際競爭環境，春秋戰國與近代早期歐洲卻走向截然不同的歷史道路，但這種發展並不是必然的。假使歐洲諸國在競爭環境中同樣採取春秋戰國式的"自強型改革"，想必今時今日，代議制民主制度也不會成為西方國家的共同宿命。在國家形成這個問題上，單一的"歐洲中心論"與"中國中心論"皆無法解決問題，只有將中西各自豐富的歷史經驗納入視野，才有真知灼見。我們總將民主自由當作西方的代名詞，然而民主自由的吶喊在華夏大地已迴響數千年，等待著後人去聆聽。
參考文獻：
1、《大一統對抗制衡》
2、《周秦社會結構研究》
3、《國際政治理論》
4、《兩種邏輯與雙重博弈——評》
5、《先秦軍事制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