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看朋輩 | 留我獨悼學人魂 懷念吳定宇兄

忍看朋輩 | 留我獨悼學人魂 懷念吳定宇兄

(圖文無關)斯人已逝,“留”我寂寞地閱讀著他的著作,以釋我滿腔的哀悼之情。 (視覺中國/圖)

定宇去世於2017年7月22日,我是第二天才接到他的夫人戴月師母的短信,當時心理的暗淡與抑鬱無以排遣,滿腹想說的話都說不出來,就匆匆擬了一副輓聯,通過年輕朋友龍其林傳遞過去,希望能夠趕在舉行追悼會之前,讓我用這副輓聯與定宇做最後告別。那輓聯寫的是:無人再談烏托邦,留我獨悼學人魂。外人讀上去可能覺得過於簡單,但就我的內心而言,我與定宇的私交與感情,都濃縮在這短短的十四字其中了,定宇是懂得我此時此刻的心思的。

那天的日記裡,我記著:2017年真不是好年頭,這已經是我擬的第五副輓聯了……到了年底,親朋好友中離世的數字已經增加到近八名之多,我在年底辭歲詩裡,忍不住寫了一句:“忍傷師友登仙列,惟剩詩文作輓聯。”聽說定宇是因為心臟病猝死的,但我覺得,這個時代的普遍的苦悶,大約每個正派的知識分子都能感受到。我與定宇最後一次見面是在2014年年底,他風塵僕僕從廣州到上海,參加紀念巴金誕辰110週年的系列活動,因為來往的人很多,我們也沒有時間作深入交談——像我們年輕時候那樣無話不談,無所顧忌。記得我問他,這次來上海,除了開會,還有什麼事需要辦的嗎?他認真地回答說,他想去上個墳。見我驚愕,他又補充說,要去戴翊的墓地看看,以後就很少有機會來上海了。戴翊是上海社科院文學所的研究員,也是研究巴金的學者,他在前一年(2013年)患病去世,似乎已經淡出了我們的話題範圍,但我沒有想到,定宇卻是懷著一顆單純的思念朋友的心來到上海,準備去掃墓。後來他確實去了,回廣州後給我寫信,說他這次來上海見了許多老朋友,他的心就安了。我想他的“老朋友”中間,包括了早早去世的戴翊先生。

我已經記不得在哪一篇文章裡寫過這樣的意思:根據我的親身經歷,在1980年代的學術圈子裡,一般多多少少都會有些隔閡與矛盾,但是在我所親歷的巴金研究的圈子裡,學者們彼此之間豈止是團結的,他們互相之間有一種雖未謀面、心嚮往之的親熱感。這種感覺可以用“知音”來形容。——我是說1980年代那個時代的學術氛圍,我不敢肯定,是不是因為研究者都受到巴金作品所洋溢的真誠、熱情的精神鼓舞,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真誠而簡單。我至今還懷念那時代的巴金研究領域的學術風氣,我們彼此間從不封鎖資料,都是互相信任,傾心相交……彷彿研究巴金就是一個標誌,標誌我們都是志同道合的同志。我更願意相信,巴金的人生理想和信仰多少會影響他的研究者和追隨者,尤其在做人道德方面,他們會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我不太瞭解定宇是否深度研究過巴金所信仰的無政府主義,但他寫過這方面的論文,並親炙於著名的世界語學者、無政府主義元老盧劍波先生。定宇曾經告訴我說,劍波先生對他說過,無政府主義理論你要麼不接觸,對它一無所知,只要你一接觸它,你就會被它深深迷住,一輩子都不會忘記。我想,定宇心底裡也有他一輩子不會忘記的東西,那就是一輩子做個好人,做個正直的人,不謀私利,多為別人著想。他有一段時間擔任過中山大學中文系的副系主任,記得那時他很認真地對我說,他接受這項工作時向系裡老師承諾,他擔任副系主任期間,不要學校給他分房子,也不要任何利益和榮譽。他說了一句我至今難忘的話,他說:我不要讓老師們以後用手指戳我的脊樑骨。現在回想起來,一個系的副系主任究竟能支配多大的權力?可是定宇不因為官小職低權少而放鬆了自己的道德原則,可見他為人的方正和認真。我還能想起一件與他有關的事。研究巴金的圈子裡有一位學者,山東宋曰家先生,先前我們也都認識,但不相熟。1990年代老宋的兒子宋明煒在山東大學念本科,已經是個小有名氣的先鋒詩人,畢業時被大學推薦直升碩士研究生。老宋也真是個謙謙君子,他希望兒子能跟隨我讀碩士學位,但又不好意思開口。正在猶豫中,定宇知道了,就主動來找我,告訴我老宋的心思。當然這件事很容易地解決了,宋明煒憑著他的優異成績順利進入復旦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其間還寫作了一部張愛玲的傳記,在海峽兩岸一同出版,獲得海外專家的好評。考博的時候他申請海外留學,同時獲得美國七座名牌大學的錄取書,隨後跟隨了那時還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王德威教授。名師出高徒,現在明煒已經是海外非常成功的青年學者了。圈子裡都知道宋明煒是王德威和我的學生,但是誰也不知道在他的人生路上,定宇在關鍵時候的仗義相助,推了他一把,把他推上了學術的順暢大道。古人說,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這兩方面,定宇為人處世都是做到了。所以我要說,這是一個人格高尚的人,也是我在輓聯上句所寫的意思。

接下來我簡單說說輓聯下句的意思。學術界都知道,定宇後來不是以研究巴金著名,而是以研究陳寅恪著名,進而轉向研究“傳統文化與二十世紀文化”方向。這件事與我也是有點關係。上世紀九十年代學風普遍低迷的時候,我與臺灣學界的幾位朋友一起攜手合作做過一些工作。其中一項就是在臺灣業強出版社編輯出版“中國文化名人傳記叢書”,那時候兩岸文化交流還不像後來那麼頻繁,但接觸已經開始,有一點民間破冰之旅的味道。叢書主編有三位,都姓陳:陳信元、陳子善和我。我們都是研究現代文學的學者,叢書一開始自然先推出現代作家的傳記,第一本就是王曉明兄的《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但我一直認為,既然是以“中國文化名人”為題目,那就不能僅僅限制在文學領域,應該朝“文化名人”的方向去約稿。幾經商量,初步定了馮友蘭、熊十力、張元濟、陳寅恪四位大師級人物的傳記選題。前三位約稿都很順利,唯有陳寅恪先生的傳記,約了幾次沒有成功,於是我想到了定宇。最初想法僅僅是定宇在中山大學任教,有些人緣,比較容易找到有關陳先生的資料文獻。但我深知陳先生學問大如天,研究其平生傳記談何容易,只是編輯責任在肩,不管不顧地把定宇推上險境。沒想到定宇對陳先生的人格學問神往已久,陳先生的著作也讀過幾遍,我一提出約稿,他很高興地答應了。於是就有了那本在海峽兩岸同時出版的《學人魂》,陳寅恪先生的身後名望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如日中天,這本著作受到重視、引起爭論都是必然的現象。在定宇去世後,我從網絡上閱讀到一篇文章,才知道發生過如下的一件事:當時一位讀者寫信給報社,指出這本書中有些錯誤。報社把讀者來信轉給出版社,出版社又轉給作者。那位讀者也是研究陳先生的學者,後來在一次會上兩人相逢,定宇主動上前招呼,感謝他的批評。那位學者比定宇年輕,但定宇不以為忤,反而表達了真誠的感謝。其人之忠厚可見一斑。我讀到這篇文章,才知道這件事情,作為當年的叢書主編之一,書中有許多錯誤(有不少是印刷校對錯誤),我的粗疏之責不可推卻。我覺得對不起老友,慚愧之意,久久盤踞在我的心中。定宇晚年在《學人魂》的基礎上又著述《守望——陳寅恪往事》一書,材料篇幅比原先的《學人魂》多出數倍。記得他給我寄書時,寫了一封長長的信,訴說了許多心中委曲。

回到那副輓聯,上句“無人”對下句“留我”,“人”自然是指定宇,斯人已逝;“留”我寂寞地閱讀著他的著作,以釋我滿腔的哀悼之情。

2020年10月13日於海上魚焦了齋

陳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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