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眼下應當努力發展自己，以不爭為爭，避免陷入跟美國正面對抗的陷阱。不主動挑起爭端，不提高對抗烈度，不開闢新戰線，不畏戰也不戀戰，不籠統對抗。中國難以左右國際形勢變化，首要任務應是千方百計穩住經濟基本盤，以“辦好自己的事”為重
文 | 《財經》記者 鄒碧穎
編輯 | 王延春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百年以來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對人類生命安全構成空前威脅，對世界經濟造成巨大沖擊，給各國治理能力帶來了嚴峻挑戰，我認為應當堅持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做好應對。”9月5日，在北京舉行的中信基金會暨中信研究院第五次年會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原主任、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朱之鑫強調，新冠肺炎疫情將帶來長遠的影響。
朱之鑫表示，全球化進程面臨著嚴峻考驗，以世貿組織為代表的全球化規則已不能很好地適應全球發展的需要，中美貿易摩擦及競爭性對抗面臨超高風險。目前來看，從多極化到單邊化，從自由貿易到整體管制的趨勢還在進一步發展。美國對中國的排除、限制，下一步可能更為激烈與嚴峻。中國經濟平穩運行面臨很大壓力，供給側改革的任務任重而道遠。
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孔丹在會上表示，中信基金會作為第一家由央企興辦的致力於社會科學各領域研究的智庫型基金會，將進一步聚焦國企改革、工業發展和科技創新、金融安全、周邊關係等重點領域開展對策研究，積極建言獻策。而圍繞國際大變局、中國經濟走勢及應對策略，20多位來自不同領域的資深專家在此次會議上發表了演講。
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2017年被確定為國家高端智庫建設培育單位，基金會理事長孔丹在會上做工作報告。
中美關係成為百年變局最大變量，須以不爭為爭
TikTok海外併購風波仍未平息、微信在美禁用的擔憂還未消散，在美留學生的學業如何繼續尚不明朗，在9月7日舉行的美國白宮新聞發佈會上，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提到“脫鉤”想法，表示打算限制中美經濟聯繫，禁止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公司獲得聯邦合同。
“我們將在美國生產關鍵的製造用品，我們將設立‘美國製造’稅收優惠政策，把就業機會帶回美國，我們將對拋棄美國去中國和其他國家創造就業的公司徵收關稅。”特朗普表示，美國就業市場正以史上最快的速度復甦，美國將成為全球製造業超級大國，並“永遠結束對中國的依賴”。
美國的諸多行動已引發各方擔憂。今年7月，蓬佩奧在美國加州發表演講，認為“尼克松開啟的對華接觸政策已經失敗”，要求西方組建“國際反華聯盟”。逆全球化大潮下，中美關係是否最終會“脫鉤”？中美關係的變化會對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產生哪些影響？在中信研究院年會上，中聯部原副部長於洪君指出，
中美兩國的發展態勢、相互關係走向及其影響，將成為百年大變局中的最大變量。
於洪君認為，美國的真實意圖是要打造排除中國的新的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創新力量，構建中國無法參與的世界經濟貿易的新格局、新框架，最終把中國孤立於美國設想的新的世界治理體系之外。
目前，外界普遍將11月視作未來中美關係走向的一個關鍵節點。11月3日，美國總統大選開始投票，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和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將進行最終對決。拜登在競選綱領中提出，上臺後計劃修復對國際夥伴造成的巨大損害，重回世衛組織，恢復伊朗核協議等等，一些人士希望其當選總統後能夠改變特朗普的執政策略。
但多位參會專家認為，中國不應寄希望於美國總統更迭，即使拜登當選，對中美整體局勢的扭轉作用也不容高估。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原院長陸忠偉分析，疫情之後，美國經濟將呈現k型復甦曲線，富者更富，貧者愈貧，貧富差距繼續擴。社會思潮整體向左轉，桑德斯的社會變革思想市場擴大。族群關係上，白人內部再次分裂、黑白的對立將席捲東西海岸，兩黨將繼續對抗，政治體系進入鎖死狀態。
在陸忠偉看來，即便拜登成功入主白宮，搭建起理性的國安團隊或專業的幕僚班子，也將面對政治態勢的激化，最終難以協調各方、擺平疫情、重振商情，撫平社情，故而會是一個弱勢總統。而下一屆美國政府仍會以大國競爭為外交主旋律，主導全盤工作。
中信基金會副秘書長王湘穗強調，中美關係的惡化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包括文明衝突、種族衝突等，最主要是由於美國對中國崛起產生了恐懼與敵意。中國的發展改變了世界經濟結構，不斷修正世界政治秩序，危及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矛盾由此而生。美國遏制中國是基於其國家利益做出的戰略選擇，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
王湘穗將未來的中美競爭比作一場“混合戰”，光譜涉及人文、經貿、科技、軍事等領域。他認為從2020年後半年到2025年，中美將進入衝撞撕裂期，大選之前是高危期，可能出現一些出乎意料的情況。如果放長至2020年到2030年的中期來看，中國經濟存在超過美國的可能性，中美會呈現出混合性全面競爭局面，全球可能出現兩至三個並行的合作體系。
考慮到中國周邊局勢也處於複雜多變的時期，於洪君認為，中國應當爭取改善中日、中韓關係，深化東盟“10+1”合作，密切同巴基斯坦等南亞友好國家的關係，通過政治對話管控住中印邊界衝突，拉近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利益紐帶。在全球範圍內繼續恪守不結盟政策，努力擴大內需的同時，繼續拓展“一帶一路”建設的新路徑，確保中國全面復興之路不變。
在王湘穗看來，中國眼下應當努力發展自己，以不爭為爭，避免陷入跟美國正面對抗的陷阱。不主動挑起爭端，不提高對抗烈度，不開闢新戰線，不畏戰也不戀戰，不籠統對抗，不尋求替代美國，更不謀求消滅美國，鬥爭留有餘地，堅持權力和利益的競爭，避免生死存亡之爭。
中信基金會先後聘請230多名專家學者為諮詢委員。
專家們在會上積極建言獻策，就進一步發揮民間智庫作用展開討論。
優先“辦好自己的事”，穩住經濟基本盤
從亞當·斯密到大衛·李嘉圖，主流國際貿易理論認為，兩個國家依據比較優勢、分工生產兩種產品，進行貿易交換，能夠增進彼此的福利。但經濟學家薩繆爾森2004年在《經濟學展望》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通過數學模型證明，國際貿易可能導致一個國家的利益得到拓展增強，而另一個國家的利益受到損害。
中國社科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宇燕認為，薩繆爾森的證明與推論邏輯嚴密，可以從兩個國家擴展至N個國家的N種商品，這為理解當下美國不惜付出雙輸代價打壓中國、進行零和博弈提供了重要的觀察支點。如何看待美國當下的對華經貿政策？張宇燕將其形容為“規鎖”，即“用新的一套國際規則，目的是把中國鎖定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受益於全球化。中國進出口銀行原董事長、行長李若谷表示，中國過去40年在許多領域取得的成績有賴於參與國際市場、開展國際合作、學習國外先進經驗。但今年中美博弈加劇疊加疫情衝擊，中國過去外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正在經受劇烈衝擊。7月底，波士頓資訊公司發佈《重繪世界貿易地圖》報告預估，到2030年中美貿易將較2019年下降15%，約1280萬美元。從2019年到2023年，中國與歐盟的貿易將減少300億美元。
聚焦國內，今年1月至7月，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9.9%，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1.6%，其中製造業投資下降10.2%。朱之鑫指出，部分國家更加重視製造能力和產業安全，全球產業格局調整的進度已經加快。企業家的投資意願減弱，利潤下滑又限制了企業技術改造和擴大再生產的能力。疫情過後，國內部分企業存在“復產不達產、經營不能收”等現象值得注意。
如何應對疫後更加動盪不定的國際經濟局勢？多位與會專家認為，
中國難以左右國際形勢變化，首要任務應是千方百計穩住經濟基本盤，以“辦好自己的事”為重。朱之鑫建議，應著重激活國內消費潛力，促進消費新業態發展，滿足不同領域、不同偏好、不同收入群體的消費需求；積極推行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和新型城鎮化，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此外，還要努力穩外貿，推動出口市場多元化。
針對中央近段時間佈局的“雙循環”戰略，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中國銀聯原董事長蘇寧表示，擴大投資可促進當期生產、拉動需求，但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需要未來的消費進行消化，如此才能實現“循環”。1978年至2018年，中國居民消費支出從48.8%下降至39%，說明居民消費並未對經濟起到更好的拉動作用，目前中國經濟發展要補的短板主要是居民消費。
蘇寧指出，提高居民消費在總需求中的比重，關鍵要提高勞動者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在一些國家，勞動者收入佔國民收入分配的70%，中國目前為30%至40%，存在較大差距。今後要讓農民進城，前提是要提高工資，如此才能支持在城市的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解決農民在城市的生活、住房、醫療、教育等問題。
重視“保就業”也是提高收入的重要前提。今年1至7月，全國新增就業671萬人，較去年同期少增近200萬人，就業形勢不容樂觀。朱之鑫提醒，有就業才有收入，有收入才有穩定，應當重點關注農村在外務工人員與高校畢業生兩大群體。不但要注意失業率，也要注意不納入統計的失業、不納入統計的待業、不納入統計的工時減少、不納入統計的收入減少。
朱之鑫指出，過去，廉價勞動力紅利促進了中國外向型經濟的發展，而今卻阻礙了中國內需的擴大。他建議，政府應當放寬對自主擇業的限制，切實加強最低生活保障。蘇寧也建議，在市場對勞動者收入的提高作出反應前，政府可採取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等轉移支付方式，擴大勞動者收入或強制性提高勞動者收入。
中國財政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賈康認為，當下所提“內循環”為主與穩中求進、擴大內需的方針一脈相承。 中國以後彌合二元經濟的過程，就是一輪一輪的擴大建成區，接納從農村進入城鎮區域的人口，一輪一輪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升級換代，一輪一輪的產業結構優化互動和產業升級，一輪一輪的人力資本培育，不斷釋放巨量需求對有效供給作出回應，支撐經濟循環。
警惕可能出現的金融風險，進行系統性調整
疫情之後，全球經濟會出現通貨膨脹，還是通貨緊縮？對此，張宇燕認為，目前爭議很大，主要有兩派意見。
一派意見主張會出現通貨緊縮，主要根據有三：首先，貨幣供應量快速增加，但流通速度變慢。美國M1、M2在7月較去年同期增長30%以上。與此同時，金融機構3萬多億美元準備金瘀在央行，商業銀行放貸很少。其次，家庭恐懼消費。美國2009年到2019年可支配收入的儲蓄率低於10%，今年4到6月儲蓄率達到25%，支出明顯變少。最後，美國失業率超過8%，說明勞動要素尚未充分利用。而只有要素實現了充分利用，才會引發通貨膨脹。
另一派則認為會出現惡性的通貨膨脹，理由主要有四：一、為救助受疫情衝擊的經濟，全球政府已投入20萬億美元的紓困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今年全球的債務與GDP之比將上漲19%。二、一些低收入家庭能夠獲得政府補貼，總體來看家庭財富上升，將導致通脹。三、許多國家的央行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諸如歐洲、日本實行負利率，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目前在0至0.25之間，預計下一步也會採取低利率、負利率貨幣政策。四、疫情衝擊導致許多供應鏈受阻或斷裂，部分產品價格迅速上升。
實際上，今年3月20日，美國股指從2019年12月12日道瓊斯股指最高峰，暴跌至最低點，跌幅達35.1%，主張又一次金融危機發生的聲音已經再次出現。5月以來，美國一些著名經濟學家、資本市場專家更是預期，通貨膨脹將會重現，由此鼓吹持有黃金、比特幣等。
但在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餘永定看來，今年3月這一波很難被視作又一次金融危機的爆發。“雖然美股暴跌，但還沒有重要的美國金融機構破產，特別是沒有出現許多重要的金融機構通過某種連鎖反應破產，所以還很難斷言這是一場金融危機的前奏。”
餘永定舉例，諸如2019年8月出現所謂的美國國債收益率的倒掛。根據經驗，凡是出現這種情況，往往隨後會發生經濟危機。但到目前為止，國際金融形勢基本有驚無險，國債收益率倒掛後沒有出現金融危機，股市迅速回升，創下新高，通貨膨脹依然沒有蹤影。
不過今年二季度以來，全世界的經濟、金融都受到了疫情巨大沖擊。“直到目前為止，我們聽到有人不斷地說狼來了，狼來了，結果狼還沒來。但是當你覺得它不會來的時候，它可能就來了。”餘永定分析，美元資產的價值早已被稀釋，以後確實有通貨膨脹的危險，從長遠來看，減少美元資產的持有應該是一個基本方向。中國應當調整海外資產結構，提高海外資產的安全性和盈利性。
“中國現在大致有5萬億的海外資產，其中3萬億左右是海外負債，2萬億是淨資產，但我們的投資收入已經十多年為負。”餘永定指出，國家進入老齡化階段後，需要靠過去的資本“吃老本”。諸如日本2015年的外貿為逆差，但經營項目卻實現順差，靠的就是海外投資的收益。“中國人口老齡化總有一天會走到這一步，如果我們不調整，我們借人錢、還給人利息，那時候我們沒有大量的貿易順差，就很麻煩了。”
即便沒有中美貿易戰，中國的系統性經濟調整也不可避免。在餘永定看來，從“三來一補”開始，中國的外匯儲備開始增加。在經濟體量很小之時，出口對海外市場的價格沒有影響。而伴隨中國成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第二大經濟體，出口將對國外市場形成衝擊，貿易摩擦必然會加劇。下一步，中國應當貫徹落實“雙循環”戰略，對經濟發展進行全面調整。
餘永定建議，要進一步降低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加速對國際貿易失衡的糾正，減少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同時減少對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在關鍵行業和產品要實行進口替代；對引資政策、外貿政策、匯率政策做出相應調整，匯率儘早實現自由浮動；對外投資要量力而行，儘量避免陷入海外債務陷阱。
在中美貿易戰與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之下，除了應對國際金融與貿易形勢的風雲變幻，中國還應當做好哪些長期措施，爭取化危為機？
在餘永定看來，還要大力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嚴格打擊侵權行為，護航中國的創新發展；積極參與全球產業鏈，更多強調本地化、區域化，讓更多產業鏈條和終端留在或靠近本國市場；改善內陸地區的投資環境，鼓勵企業向勞動成本較低的內地轉移；通過財政手段、二次分配，減少階層行業地區的收入差距；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決定作用，同時注意探索改善公司治理結構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所有制改革新形式。
而李若谷建議，要通過國企改革，提升國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和被接受程度；改變政府對經濟的監管框架和模式，在管控風險與實現發展中取得平衡，放水養魚，而非竭澤而漁；改革金融體制，將大銀行的縣市兩級銀行變成法人，大銀行控股，風險、流動性由母行負責，在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問題同時，減輕地方和中央監管部門的壓力。此外，還應當考慮在互聯網、電信、農業等領域擴大開放，對接國際上通行的規則，進一步支持全球化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