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貝·加繆是法國聲名卓著的作家、哲學家、存在主義文學的大師。1957年因“熱情而冷靜地闡明瞭當代向人類良知提出的種種問題”而獲諾貝爾文學獎，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諾獎獲獎作家之一。
加繆在他的小說、戲劇、隨筆和論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異己的世界中的孤獨、個人與自身的日益異化，以及罪惡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誕的同時卻並不絕望和頹喪，他主張要在荒誕中奮起反抗，在絕望中堅持真理和正義。
本文選自布魯姆的評論集《文章家與先知》，書中共探討了二十餘位作家，我們選取了其中的最後一篇《阿爾貝·加繆》。通過他對加繆的小說《局外人》與《鼠疫》的分析，我們可以更為明晰地看到，如他所言——“加繆是可敬且混亂的道德家，並且真正蹈襲理性清晰的漫長傳統。”
▲ 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法國小說家、哲學家、戲劇家、評論家，存在主義文學領軍人物，“荒誕哲學”的代表。他於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60年不幸遭遇車禍英年早逝，年僅47歲。加繆高揚的人道主義精神使他被成為“年輕一代的良心”。加繆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義者，儘管他自己多次否認。1951年加繆發表了哲學論文《反抗者》之後，引起一場與薩特等人長達一年之久的論戰，最後與薩特決裂。
薩特是加繆最典範的詮釋者，將他比作帕斯卡爾、盧梭，以及其他法國道德家，也就是“尼采的前人”。在薩特看來，加繆“在混亂中優遊自得”，從而《局外人》是“一部經典，一部整飭的作品，書寫荒謬，也是反對荒謬”。敏銳的薩特沒有將《局外人》排在海德格爾或海明威的行列，而是與伏爾泰的故事《查第格》和《憨第德》並置。
四十年後，我重讀加繆的短篇小說，陡覺薩特的高見，發覺很難再將現在對此書的印象與過去的記憶相連。經年後，吉爾曼·布里稱作英勇的、人道主義的享樂主義似乎衰退為含糊的享樂主義，拿捏不定自己的姿態。小說中闇然無華的敘述，雖猶存海明威的文風，但是敘述者莫爾索似乎更比四十年前渺小，當時他這種冷淡的疏離教人覺得新奇。時間這個慘酷的批評家將《局外人》砥磨平滑，卻沒有完全磨滅這個故事。
勒內·吉拉爾是當代批評家當中最詹森主義的，他“重審”《局外人》，反對加繆將莫爾索裁斷為“無辜”：“如果《局外人》中存在超自然必然性，何以單單莫爾索順從其威勢？同一故事的其他角色何以被施以不同的衡量標準？如果兇手不必為他的行為負責，法官何以要為他們的行為負責？
吉拉爾所詰難的是加繆所說的不幸的話：“在母親的葬禮上不哭泣的人，多半要被判死刑。”吉拉爾認為，加繆意在說服我們，對於罪狀的審判總是錯誤的。吉拉爾稱其為“自我中心主義的摩尼教”，宣判加繆犯下“文學唯我主義”，下面這句話尤其驚心動魄：
加繆撰寫《局外人》之時，便暴露了唯我主義，正如莫爾索謀殺阿拉伯人之時，也是暴露了唯我主義。”在這一解讀裡，“無辜的兇手”是創造過程的隱喻。
莫爾索是壞孩子，而撰寫莫爾索的故事之時，加繆又變成孩子。吉拉爾認為這部小說具有美學成就，但在道德上尚欠成熟，因為加繆雖不願叫主人公受審判而莫爾索本人已犯下審判的罪狀。吉拉爾以帕斯卡爾的語調提醒我們：“我們生活的世界，便是一個永恆的審判。”對吉拉爾來說，類似莫爾索的人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拉斯科里尼科夫和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
但在加繆而言，相似的人物大概是卡夫卡的約瑟夫·K、土地測量員K。無論哪種比較都要摧毀《局外人》，因為此書已疲於和馬爾羅和海明威相競爭。在這裡，我要提出自己的異議，反對吉拉爾。《局外人》難以維持美學尊嚴，遠不及我們歸功給它的成就。但是書中並無道德缺陷或矛盾。在這部小說的宇宙裡，罪與無辜是不可區分的，並且猶太教或基督教的審判在此都是不相干的。莫爾索並不是如吉拉爾所說的幼稚的不良少年，而是心理太薄怯，無力應對複雜的人生處境，如同被太陽迷昏了雙眼：
他一看見我，就稍稍欠了欠身，把手插進口袋裡。我呢，自然而然地握緊了口袋裡萊蒙的那支手槍。他又朝後躺下了，但是並沒有把手從口袋裡抽出來。我離他還相當遠，約有十幾米吧。我隱隱約約地看見，在他半閉的眼皮底下目光不時地閃。然而最經常的，卻是他的面孔在我眼前一片燃燒的熱氣中晃動。海浪的聲音更加有氣無力，比中午的時候更加平靜。還是那一個太陽，還是那一片光亮，還是那一片伸展到這裡的沙灘。兩個鐘頭了，白晝沒有動；兩個鐘頭了，它在這一片沸騰的金屬的海洋中拋下了錨。天邊駛過一艘小輪船，我是瞥見那個小黑點的，因為我始終盯著那個阿拉伯人。
我想我只要一轉身，事情就完了。可是整個海灘在陽光中顫動，在我身後擠來擠去。我朝水泉走了幾步，阿拉伯人沒有動。不管怎麼說，他離我還相當遠。也許是因為他臉上的陰影吧，他好像在笑。我等著，太陽曬得我兩頰發燙，我覺得汗珠聚在眉峰上。那太陽和我安葬媽媽那天的太陽一樣，頭也像那天一樣難受，皮膚下面所有的血管都一齊跳動。我熱得受不了，又往前走了一步。我知道這是愚蠢的，我走一步逃不過太陽。但是我往前走了一步，僅僅一步。這一次，阿拉伯人沒有起來，卻抽出刀來，迎著陽光對準了我。刀鋒閃閃發光，彷彿一把寒光四射的長劍刺中了我的頭。就在這時，聚在眉峰的汗珠一下子流到了眼皮上，蒙上一幅溫吞吞的，模模糊糊的水幕。
這一淚水和鹽水摻和在一起的水幕使我的眼睛什麼也看不見。我只覺得鐃鈸似的太陽扣在我的頭上，那把刀刺眼的刀鋒總是隱隱約約地對著我。滾燙的刀尖穿過我的睫毛，挖著我的痛苦的眼睛。就在這時，一切都搖晃了。大海呼出一口沉悶而熾熱的氣息。我覺得天門洞開，向下傾瀉著大火。我全身都繃緊了手緊緊握住槍。槍機扳動了，我摸著了光滑的槍柄，就在那時，猛然一聲震耳的巨響，一切都開始了。我甩了甩汗水和陽光。我知道我打破了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灘上不尋常的寂靜，而在那裡我曾是幸福的。這時，我又對準那具屍體開了四槍，子彈打進去，也看不出什麼來。然而，那卻好像是我在苦難之門上短促地叩了四下。
倘若將這個情節歸類為“荒誕的”和“無緣由的”，似乎是錯誤的。我們被陽光曬暈了而產生幻覺，將意識與意志熔化成單個否定，並且焚盡這一否定之中所有非人的目標。紀德的拉夫卡迪奧是真正的荒誕主義者，說道叫他好奇的不是事件，而是他自己，而莫爾索對於兩者皆不好奇。莫爾索最後說“對於宇宙的良性冷漠”，然而陽光的實用主義不仁，昭揭這番話說得極不真誠。在我看來，真正影響《局外人》的是梅爾維爾的《白鯨》，加繆用太陽的見證替代白鯨。
莫爾索不是探索者，不是亞哈，亞哈也斷不會許他上斐廓德號。但是從根本上說，《局外人》的宇宙就是《白鯨》的宇宙。在很多可見的方面，莫爾索的世界似是由愛打造的，而其不可見的領域則由恐懼構成。詹森主義者吉拉爾在加繆的世界中看到諾斯替主義的痕跡，這是準確的，但是裁斷加繆僅是具有壞孩子的無辜意識，這是不準確的。審判莫爾索，一如審判給他定罪的法官一樣，都是徒勞，炫目的陽光焚盡所有審判。
加繆的《鼠疫》（1947年）面世至今已有四十餘年，在我們的時疫之下（含糊地稱作艾滋病），這部小說呈顯怪異的痛烈。《鼠疫》的傾向性遠超過《局外人》。小說家須有萬分縱橫的表現力，才能夠維持這種傾向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具備這樣的表現力，而加繆沒有。或者若卡夫卡這樣的遁辭大師，足能規避他自己的拘束，可是加繆又太直白。最悲觀的比較應當是貝克特，他撰寫的三部曲《莫洛瓦》、《馬龍之死》、《無名氏》，傳神地表現形而上學的又是心理學的威嚇和苦悶，令《鼠疫》相形見絀。
奧蘭在精神上排斥地中海的健康空氣，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場瘟疫是這座城市咎由自取的。在真正的傳染病降臨之前，奧蘭本身就是瘟疫。這話可能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實是寫作小說的陷阱，因為加繆意欲兼顧兩頭，卻俱未顧及。要麼令相對的無辜者遭受外來的疾患，要麼迫使難辭其咎的人遭受缺乏內在慈悲的表面跡象。在我們真實的人生裡，真理無疑在兩者之間，然而若要在小說中表現如此混雜的真理，你須是十分嫻熟的小說家，而不是文章家或撰寫半哲學故事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能耐將超越和物質墮落的糾纏戲劇化，在每一樁事件、每一個人物身上表現出來。而《鼠疫》在必須戲劇化的時刻，平庸得出奇。
我將加繆與貝克特、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些文學巨擘作比較，這做法實在有失公允，倘若將《鼠疫》與狄更斯《雙城記》相比較，便更不公平，因為狄更斯在小說家當中有著近乎莎士比亞的地位。不過這兩部小說在思想、結構、主題，以及被惡所吞沒的現實與語言的關係這些方面驚人地接近。加繆的《鼠疫》是狄更斯筆下的恐怖的一種版本，裡厄醫生、蘭伯特、巴納魯神父、塔魯，志願防疫衛生員，都走在高貴的卡爾頓所走的路上，因為他們都可以宣告：
“我眼下做的，遠遠勝過我做過的一切。”我們可以把這場鼠疫看作艾滋病、法國革命的恐怖、納粹佔領時期，或者無論什麼你願意的東西，但我們還是要求其中的人物具有說服力，不論是群體，還是個人。
“冷漠”這種態度，倘若培養得好，能夠算作斯多葛主義的一種德性，甚至還可看作一種英雄氣概，只是這種態度極難表現。在這裡，加繆與梅爾維爾或陀思妥耶夫斯基較，又一次落敗。試看塔魯和裡厄醫生這段重要對話，運用任何道德、宗教或社會文化的衡量標準，兩人都是真正的英雄：
塔魯說：“既然您不相信天主，您自己又為什麼表現得這麼富有犧牲精神？您的回答恐怕也可以幫助我回答您的問題。”
醫生仍留在暗影裡沒動，他說已經回答過了，假如他相信天主是萬能的，他將不再去看病，讓天主去管好了。但是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會相信這樣的一種天主，是的，沒有一個人會相信，就是自以為有這種信仰的帕納盧也不會相信，因為沒有個人肯如此死心塌地地委身於天主。至少在這點上，裡厄認為他是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同他生於其中的世界作鬥爭。
“啊！”塔魯說，“這就是您對自己的職業的看法嗎？”
“差不多是這樣。”裡厄說著又回到燈光下。
塔魯輕輕地吹出了一聲口哨，醫生看看他。
“不錯，”裡厄說，“您一定會想這未免太自大了吧。請相信我，我只有這應有的驕傲，我並不知道會有什麼結果，也不知道在這些事情過去後將來會怎樣。眼前擺著的是病人，應該治癒他們的病。過後再讓他們去思考問題，我自己也要考慮。但是當前最要緊的是把他們治癒。我盡我所能保護他們，再沒有別的了。”
“對付誰呢？”
裡厄轉身向著窗口，地平線上可見一道陰暗的線條，那是大海。他感到的只是疲乏，同時又在抗拒一個突如其來而又無法理解的念頭：想跟這個古怪而又給他親切之感的人一訴肺腑之言。
“我完全不知道，塔魯，我可以發誓，我完全不知道。當我開始行醫時，我幹這一行有點迷迷糊糊，因為我需要幹它，也因為這同其他行業一樣，是年輕人所企求的行業之一。或許也因為，對像我這樣一個工人的兒子來說，這是一個特別困難的行業。還有，得經常看著人死去。您知道有人就是不肯死嗎？您聽見過一個女人臨死時喊叫我不要死嗎？而我卻見到聽到了。對著這種情景，我發覺自己無法習慣。那時我還年輕，我甚至對自然規律抱有厭惡的情緒。從此，我變得比較謙遜了，理由不過是我總不習慣於看人死去，此外我一無所知。但畢竟……”
裡厄中斷了他的話，重新坐下，他覺得舌敝唇焦。
“畢竟什麼？”塔魯慢騰騰地問。
“畢竟……”醫生繼續說，但又猶豫起來，一邊注視著塔魯，“這是一件像你這樣的人能夠理解的事情，對嗎？既然自然規律規定最終是死亡，天主也許寧願人們不去相信他，寧可讓人們盡力與死亡作鬥爭而不必雙眼望著聽不到天主聲音的青天。”
“對，”塔魯表示贊同，“我能理解。不過您的勝利總不過是暫時的罷了。”
裡厄的面色陰沉下來，說道：“總是暫時的，我也明白。但這不是停止鬥爭的理由。”
“對，這不是一個理由。不過，我在想，這次鼠疫對您說來意味著什麼。”
“不錯，”裡厄說，“是一連串沒完沒了的失敗。”
塔魯對醫生凝視了一會，而後起身以沉重的腳步走向門口。裡厄也隨後跟著走去。當他走近塔魯時，後者好像低著頭注視著自己的腳，一面說：
“這一切是誰教您的，醫生？”
他立刻得到的回答是：
“苦難。”
在這裡，對超驗存在的“漠視”是人類的一種反抗，“同他生於其中的世界作鬥爭”，衛護瀕死，以反抗死亡。這是一種堅忍，因為裡厄不再“對自然規律抱有厭惡的情緒”，縱然他仍清醒地知道“自然規律規定最終是死亡”。在這段話裡，最好的文學細節是塔魯和裡厄開始相互理解的時刻，彼此發現瘟疫的意義便在於這是“一連串沒完沒了的失敗”。
可惜引文的末句辜負了這段精彩的描寫，裡厄說“苦難”教會他這些實用主義的智慧，這個陳套實在缺乏意趣。反覆閱讀更使這段話失色。“地平線上可見一道陰暗的線條，那是大海”。康拉德會懂得如何將這景緻融入複雜的印象主義，而在加繆這裡，這風景構成又一種機械的象徵手法，叫我們想起奧蘭漠視大海，從而招致瘟疫。
加繆是可敬且混亂的道德家，並且真正蹈襲理性清晰的漫長傳統。 他沒有寫出《憨第德》,甚或《查第格》；我也想不起他小說中任何幽默的片段。正如他餘下的虛構作品，《局外人》和《鼠疫》是壯麗的時代劇，典型地反映1940年代，也就是納粹解放前後的法國和西方社會的心氣和關切。一個時代的強勁有力的表現，自有其用處和存在的正當理由，並提供審美以外的價值。
文字丨選自《文章家與先知》，
[美] 哈羅德·布魯姆 著，翁海貞 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4月版
圖片丨網絡
編輯丨kuris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