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新冠肺炎疫情簡報會上以世界衛生組織（以下簡稱“世衛組織”）抗擊疫情不力為由，表示暫停向其提供資金支持。罔顧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國際合作，美國此舉令世界譁然。
世衛組織經費來源
世衛組織的規劃預算資金來源於評定會費和自願捐款兩個途徑，其中評定會費是世衛組織會員國交納的會費。近年來，評定會費佔規劃預算百分比有所減少，不到組織資金總額的四分之一，但仍然是世衛組織資金的一個重要來源。
評定會費由世界衛生大會根據會員國的財富和人口狀況計算評定。美國2016—2017、2018—2019以及2020—2021幾個財年的攤款比額佔評定會費總額的22%，相對比較穩定。以2020年為例，美國應交的評定會費為1.16億美元。然而，世衛組織網站顯示，“美國拖欠了2019年全年及2020年大部分會費，截至2020年3月31日，美國仍然拖欠約合2.02億美元的會費”。
近年來，自願捐款佔到世衛組織籌資總額的四分之三以上，是世衛組織非常重要的資金來源，但具有不穩定性。根據世衛組織網站公佈的數據，美國是世衛組織近年來規劃預算中自願捐助最大的供資方，2017年自願捐款數額達4.01億美元，佔當年所有會員國規劃預算自願捐款總額的38.52%，相當於當年規劃預算自願捐款總額的19%。然而，2018年美國在規劃預算中的自願捐款數額減少為2.81億美元，佔當年所有會員國規劃預算自願捐助總額的24.12%，相當於當年規劃預算自願捐助總額的12.53%。由於世衛組織仍未公佈2019年規劃預算的自願捐款明細，所以美國是否捐助不得而知。雖然美國近年來規劃預算中的自願捐款數額呈下降趨勢，但其可能仍是世衛組織規劃預算自願捐款最大的供資方。
在全球合力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當下，美國停止向世衛組織交納會費和提供資助，看似在懲罰世衛組織，實則給抗擊疫情的國際合作帶來消極影響。
“斷供”對美國的影響
為了使世衛組織能實施經批准的規劃預算，所有會員國應在會費所涉年度的1月1日之前交納會費。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法》第7條的規定，如果在世界衛生大會開幕時，某一會員國欠交會費數額達到或超過其前兩個整年應交會費額，世界衛生大會將暫時中止該會員國在大會的表決權。比如索馬里就曾因為連年內戰，拖欠世衛組織會費，導致其表決權一度被中止，經其承諾交納將來的會費以及在2018年之後的20年間分期補齊拖欠的會費，世界衛生大會才決定恢復索馬里的表決權。
美國如果停止交納會費使得拖欠款項達到其前兩個整年應交會費總額，同樣在世界衛生大會的表決權將會被中止，但並不會導致其會員地位的喪失，除非美國主動退出世衛組織。因此如果美國想要恢復在世衛組織的表決權，遲早需要補齊評定會費。誠然，在自願捐助的問題上美國並沒有任何國際法上的義務，當然可以率性地停止對世衛組織的自願捐款。然而，此舉真的不會對美國有任何不利影響嗎？
事實上，美國在衛生領域與世衛組織合作密切、相輔相成。作為世衛組織最大的供資方，美國在“全球衛生方面的領導力”得到了世衛組織的公開認證。全球800多個世衛組織合作中心（collaborating centers）有十分之一設在美國。僅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就有21個世衛組織合作中心，比如CDC的全球衛生保護部門是世衛組織的全球公共信息學合作中心、生物安全與生物安保合作中心及國際衛生法規合作中心。此外，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衛生與人類服務部門是世衛組織的全球癌症控制、健康與環境合作中心。美國著名的學術機構包括波士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家癌症研究所、紐約大學、聖裘德兒童研究醫院和耶魯大學，也都被指定為世衛組織合作中心。
世衛組織通過合作中心確保其全球衛生工作科學有效進行，被指定為世衛組織合作中心的機構可以據此提高知名度和認可度，獲得與其他國際知名機構合作的機會，以及從世衛組織籌資夥伴獲得更多資源的機會。雖然世衛組織合作中心大多數情況下依賴自身機構的財務支持，但在世衛組織有資金可用並已指定用於某項目的的情況下，也可以獲得世衛組織的經費資助。
因此，美國停止提供資金給世衛組織，必然會使得世衛組織的部分工作無法順利開展，從而影響到美國國內的衛生領域工作及科學研究。長此以往，如果美國繼續欠繳會費、停止資金資助甚至再次“退群”，勢必會削弱美國在全球衛生領域的領導力和軟實力。
美國與世衛組織爭端何去何從
特朗普給出“斷供”世衛組織的理由為，世衛組織“處置失當和隱瞞病毒擴散真相”，顯然美國和世衛組織對此有不同的理解。《世界衛生組織法》並沒有明確規定締約國與世衛組織之間發生爭端應如何處理。但根據該法第76條，世衛組織可就其主管事項的法律問題請求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見。2005年《國際衛生條例》更加適用於解決由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措施引起的爭議。值得注意的是，該條例的出臺不僅僅是針對公共衛生風險，預防、抵禦和控制疾病的傳播，還要避免對國際交通和貿易造成不必要的干擾。美國與世衛組織之爭即在防控疾病傳播和避免對國際交通造成不必要干擾的平衡點上產生了分歧。該條例第56條就締約國與世衛組織之間有關本條例的解釋或適用發生爭端時，給美國提供了一條救濟途徑，即提交世界衛生大會審議。
無論是2009年甲型H1N1流感還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對於世衛組織發佈“大流行”預警的時機引起部分國家的爭議，世衛組織及各國在未來化解分歧時應將關注點聚焦於如何進一步明確“全球大流行”預警的標準，完善國際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措施，從而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抵禦風險、保駕護航。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學講師、海洋與自然資源法研究所秘書長）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何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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