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寫情愛的“海派”作家
晚清有一部吳語小說叫做《海上花列傳》，寫的是上海妓女的故事。張愛玲覺得這部小說極好，把它翻譯成國語版本，後來被侯孝賢又拍成電影。
作者韓子云要替上海這一批妓女立傳，我們現在大概會很不解：妓女不是社會里最糟糕的一群人嗎？怎麼會為她們立傳？
張愛玲卻認為，如果是真正瞭解上海文化的人就會發現，在當時的上海，接受新思想最快的就是妓女。
大家知道，張愛玲是“鴛鴦蝴蝶派”作家，張恨水也是，他們就是描寫情愛。
這類小說產生於近代意義上的城市（例如上海）之中，是在商業大繁榮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商業城市中人的生活與農村是非常不一樣的。
當時，中國已經有了報紙、期刊，很多小說最開始就是在這類出版物上連載的，對讀者來說主要是休閒的作用。比如報紙上刊登小說的部分叫做“副刊”，是讀者看完國家大事之後的消遣。
上海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城市，當時上海有租界，有所謂“十里洋場”，現在大家到外灘去，還能看到很多西式的樓房，有意大利式的，有法國式的，有西班牙式的，原先是外國人的商業機構之類。
當時上海引進了很多外洋的東西，外洋文化在這裡發展起來，促使舊的文化發生了最大的質變。靠稿費生活的職業小說家，也在近代化的背景下出現了。
像張愛玲這樣一個女性作家，並且是“海派”作家的代表，她會認為在那個時代能夠寫出《海上花列傳》這樣的小說的地方真的只有上海。
因為上海可以保護一種比較自由的思想，在正統文化比較佔優勢的地方，大家會覺得這樣的文學是不入流的，或者說不夠正統的，會批判它。
母親帶來的西洋文化衝擊
張愛玲出身的家族本是很顯赫的文化世家，但後來沒落了。大家如果看過張愛玲晚年自己編的家族舊照以及相關講述，會感到非常奇特。
她的家族很有錢，但家裡的男性坐吃山空，抽鴉片，提個鳥籠盪來盪去，根本不事生產，這使得家裡的女性變得特別強。
張愛玲的母親和她的姑姑很要好，兩個人覺得家裡的男人太沒用了，也沒有辦法挽回，這個家就讓它敗下去吧，於是一起出走，到英國留學，那年張愛玲四歲。
張愛玲的母親後來又去了印度，做過尼赫魯姐姐的秘書。她還到工廠當女工，要拋掉自己的階級，要拋掉貴族出身，就是這樣一個讓人覺得她的一生非常奇特、非常精彩的人。
那時還是民國初年，張愛玲的母親是纏過小腳的女人，可是我們今天能看到當時她穿了雪鞋在瑞士滑雪的照片——那是第一代解放自己的女性。
張愛玲在這樣的環境裡成長，後來她其實是以自己的母親、姑姑作為典範。她不是在內地讀的大學，而是在香港接受英式教育。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
上海代表性的文化受外洋衝擊很大，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某一種女性覺醒的東西出來了。張愛玲後來解釋自己為什麼要翻譯《海上花列傳》，她說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書中的女性吸收了西洋文化，是最早一批傳播西洋文化的人，並且以這些文化影響了到來長三書寓找她們的清朝官吏。
長三書寓的這些妓女會告訴官吏們最近在流行什麼，也會身穿男裝、頭上戴著高高的帽子、拿著柺杖出去玩兒，完全是西洋裝扮。
張愛玲重新解讀了《海上花列傳》，透視了其中的生命現象，也將其所描述的種種情況作為社會變革的一個範例。
晚清到民國這段時間，文學大體會走兩條路。一條是強烈意識到要救國的。從鴉片戰爭開始，列強一次一次欺凌中國，使得“救亡圖存”變成了文學最大的主題，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男性主題”。
另外一條路出現在比較商業化的大城市中，比如廣州、上海，或者後來的天津。後者是一種休閒文學，像《孽海花》《海上花列傳》，從側面去描寫一個時代的變革。
講述在文化中的成長
有人問張愛玲怎樣變成一個好的小說家，張愛玲說你不要擔心自己是不是好的小說家，你走出去好好生活，如果你能把這生活記錄下來，就會是好的作品。這些都說明文學的真正本質是鮮活生命的狀態。
張愛玲繼承了“鴛鴦蝴蝶派”的傳統。她從來不在自己的作品裡講救國救民這類內容，只是講一個人在自己的文化中怎樣生長。
她有一箇中篇小說名叫“金鎖記”（後來改寫成《怨女》），主人公曹七巧是麻油店老闆的女兒，長得很漂亮，可是嫁給了大戶姜家的殘疾兒子，後來還生了女兒長安和兒子長白。
曹七巧嫁到姜家以後，非常受欺負，因為她不是這種家世出身的。她恨這個家族的所有人，和家裡每個人鬥，甚至去勾搭丈夫的弟弟；自己抽鴉片，也讓兒子、女兒抽，破壞他們的生活，無惡不作。
張愛玲自己就是出身於這種家族的，我們講過張愛玲的母親和姑姑之所以離開張家，是因為家族中的男性已經腐敗不堪。
所以張愛玲筆下曹七巧的故事是有所本的，她相當於在寫自己的家族，而這個家族的腐敗，也象徵了當時整個上層文化巨大的腐敗。
能夠觸及這一層，我們說她完全是“鴛鴦蝴蝶派”，我覺得有失公平，她其實是在從側面書寫文化裡面發生的巨大而嚴重的問題。
民國的時候，白話文終於成為了文學的主流。之前的語體文、平話小說、《水滸傳》等，都不屬於正統文學，可是五四運動以後，白話文成為了正統文學，這在歷史上當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白話文得以成為主流文學，明顯受到了外來文化的影響。
很多作家直接移植了西方的語言系統，文法有些不倫不類，或者說不中不西，所以當時也有人在檢討這方面的問題，批評他們沒有縱向的繼承，只有橫向的移植。
文學創作其實和整個社會的脈搏是連在一起的。作品能夠感動人，是因為它和社會之間存在對話關係。而且有些文學作品寫出了人性共通的部分，或者人類的通感，經過數千年仍有其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