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記》中，司馬遷書寫了近幾百個歷史人物，不同於文學作品的虛構故事，書寫歷史著作要求作者必須做到出言有據，每一字每一句都必須要有出處。正是從這一原則出發，司馬遷才網羅天下舊聞搜索史料，並將自己的理論見解和實踐經驗載入歷史。在司馬遷看來，史學理論是有兩層含義的，一是涵蓋了諸多文學成果，二是儘可能豐富取材渠道和類型，從這兩點看來，確定了這部作品的豐富。面對龐大的歷史對象，司馬先生必須做到聽從多家的見解，最大可能地以事實為標準。
首先來看一下司馬先生是如何增加書籍文字的長度的以及有什麼樣的標準，也就是取材方面。閱覽遺留的典籍，漢朝建立後，國家重視古代典籍的收藏並交給專人看護，這給司馬遷修史提供了好的資料條件；從文物、圖像和建築上考究人物所處在年代的特徵；深入底層遊歷訪問、實地調查，司馬遷一生共有三次出遊，在此期間他挖掘了很多不曾被書入歷史的事件，也糾正了學者所傳的錯誤，積攢了實踐經驗；接觸當事人或者他人的口述資料，其中包括自己的所見；採集歌謠詩賦、俚語俗諺。司馬遷不遺餘力地蒐集史料，甚至有時置身險境，正是這樣的態度和精神才使得司馬先生不辱祖德，完成遺志。
司馬先生取材豐富，而世上事物有真有假，他又是採取什麼樣的標準將見聞記載入冊呢？大致也可以分為六類。以孔子的言論作為鑑別是非的標準；以可以信服的古代文獻作為寫史依據；區別古代的科學知識和宗教迷信，對於一些毫無根據的怪誕傳說不做記錄；塑造人物的典型形象用來反映歷史的本質，也就是對於沒有功過的人物不做傳，對於有過作為的下層人物採取立傳，對於對歷史有重大貢獻的人，只載入軼事，真正做到了精煉不繁瑣；成一家之言，說出自己對歷史發展的見解。司馬先生的取材方法和取材標準使《史記》不流入俗套，對於現代的史實探索方面還有很好的借鑑意義。
無論是遙遠的古代史，還是正在發生著的近代史，對於司馬先生來說，記入在冊的必須是以實錄為前提的。據實是歷史學家必須具備的從業素質，否則就會淪為宣揚皇帝功績的人從而歷史也就成了皇帝的財產。史家不能曲解歷史和漏錄歷史，對於流傳的傳說必須進行細緻地考證。面對受爭議的歷史人物李斯，司馬先生根據事實記載，條列了李斯協助皇帝平天下建立先進制度的功績，同時又記述了他貪腐、讒言二世改變歷史的行徑，從而駁斥了人們心中固存的李斯盡忠死去的形象。還有一個值得稱讚的是，在男尊女卑背景下的司馬先生並未流入輕蔑女性的迂腐思想，比如他剝開呂后在政治鬥爭中的作為而指出呂后的功績可與始皇並稱，對呂后統治而帶來的社會安定給予肯定評價。可見，司馬遷對於歷史採取的態度和兩點論是相似的，正是這樣才能讓歷史成為現世的鏡子。
書寫當朝歷史的司馬遷身處強權或利益之下卻不染汙泥，勇於揭開武帝時期從盛到衰所潛藏的矛盾，暴虐收斂百姓錢財、貪腐黑暗的官場、諂媚的文學作風······。強權之下的司馬先生意味深長地以舊王朝來暗示武帝要以史為鑑，正是這樣大無畏且懷揣志向的司馬遷才成為中華歷史上一位脊柱人物。
《史記》能夠成為古代文壇的瑰寶作品之一的原因就是作者對於作品的態度，廣泛而求實的蒐集歷史史料，不乞媚權貴而曲寫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