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頓大學國際研究中心於1993至1994年間召開了主題為“比較政治中理論的作用”的研討會。埃文斯（Peter Evans）、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舍沃斯基（Adam Przeworski）、 魯道夫（Susanne Hoeber Rudolph）、斯科特（James Scott）和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傑出學者圍繞該主題進行了精彩討論。《世界政治》雜誌彙編了各位學者的觀點，以饗讀者。
比較政治領域的理論之爭並不新鮮，但是各類主張似乎存在嚴重分歧，這種分歧緣起於當時（20世紀90年代）比較政治領域出現的一些新的變化。爭論的一端是那些受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相對論啟發的研究者，他們往往質疑因果推論的重要性以及理論在比較政治研究中的作用；另一端則是極端的方法論主義者（那時主要體現為理性選擇學派），他們受經濟學的影響，認為個體都是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社會科學也完全可以通過一套邏輯自洽的假說與模型予以解釋。介於二者之間的折中主義者——他們被一些人認為太“科學”又被另一些人認為太“不科學”——他們在經驗基礎上形成特定理論，並通過各種方法對特定案例予以關注進而理解這個紛繁複雜的世界。在這次討論中，他們著重圍繞三個方面展開：其一，簡述各自的研究路徑；其二，說明為何自己路徑要優於他者；其三，為比較政治學的未來予以展望。
政觀的三位小編分工了這篇長達五十頁的筆談，他們各自選擇了自己最為熟悉的兩位學者。但這樣一來，芝加哥大學已故政治學教授魯道夫的發言內容只能留給感興趣的讀者參照原文了。魯道夫教授是著名印度研究專家，並且是美國政治學會歷史上少有的幾位女性主席之一。
彼得·埃文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系教授）
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教授
是什麼推動著研究者從事學術研究？不少人會承認這是源於我們對特定案例的關注，或進一步說，是通過研究特定案例以期理解甚至預測這個世界，進而讓避免失誤走向良治。對特定案例的關注以及案例歷史縱深的理解，其實就是本次討論所聚焦的折中主義路徑了。這種路徑強調理論的重要性，但同時將實證案例視作理論的基礎；同時由於案例過於複雜，它必然需要理論加以引導。因此，比較政治中的折中主義者們往往秉持對理論與案例的雙重介入。
在我的研究中，理論與案例都十分重要。首先，理論可以告訴我們哪些問題是重要問題。例如，我早期關於巴西的研究所試圖解釋的問題就是那些外國行動者是如何影響該國的工業化進程（Evans, 1979）。之所以選擇這一問題，就是因於當時經濟增長理論與依附論對此問題的持續關注。而當我關注國家在工業轉型中的作用時（Evans, 1995），則是由於彼時新自由主義鼓吹最小化國家的聲音瀰漫學界。學界中的理論爭論，引領著我通過實證研究參與其中。與此同時，理論還有助於幫助我們進一步描述機制，這在我之前的作品中都多有體現，例如我時常藉助經濟學理論以描述企業的運行機制。當然，理論的這些作用都是與具體案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案例也同樣有助於理論生成與概念提煉，如“依附性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正是我對於巴西發展模式的具體考察。而在關注東亞國家後，我發現這一概念並不適合這些地區，這激勵著我們重新審視之前的研究並展開新的工作，“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這一概念就是我基於理論的反思以及對東亞與拉美比較的產物。
針對理性選擇主義，我並不認為它真的可以大行其道。首先，那種將宏觀現象簡單的化約為微觀行為的幻想是不可行的，個體理性無法理解制度的複雜性。其次，如果將研究對象推向歷史縱深，那麼理性選擇將會在面對各種複雜互動中力不從心。再次，即便理性選擇的思想淵源，也就是經濟學內部，也愈加強調歷史要素在形式模型中的地位，這也為我為什麼並不擔心理性選擇主義在政治學中過度擴張的另一原因。而至於近些年來同樣日漸興盛的文化主義路徑，我認為它依舊難以撼動折中主義的地位。因為即便習俗、價值、符號等要素在比較政治中十分重要，但它依舊難以超越權力與國家這些更為內核的要素。與此同時，文化主義分析疏於預測，這種缺憾使其失去了不少追隨者。在一個全球政治經濟中，文化分析必須與傳統政治經濟相結合才能有更好的出路。
彼得·卡贊斯坦（康奈爾大學國際關係講席教授）
彼得·卡贊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教授
我一直認為，政治學下的不同子學科或具體分析視角都不需要特定的學術立場。我一直歡迎學科間的交流和跨學科研究。比較政治和國際政治研究之間沒有，也不應當有明確的界限。理性選擇、文化研究和制度主義也應當互相學習。因此，好的研究永遠是問題導向的，而不應該囿於範式偏見和學派門閥。好的教學也應當如此，教授不應該宣揚自己鍾愛的學派，而應當引導學生專注於研究重要的問題。正因如此，如果有人問我應該他從事哪方面的研究，我實在無話可說。
我自己在比較政治和國際政治的交叉領域工作了很久，這對我的分析視角大有裨益。在這兩個領域中，政治經濟、安全和文化之間的界限越發模糊。因此我們需要拆除比較政治、國際關係和政治學理論之間的藩籬，才能較為完整地認識真實的政治世界。譬如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國家並不是一個統一的行動者，所以政治偏好的起源和歷史就顯得非常重要。當然，你必須提出重要而且有趣的問題。這是研究中最困難的一步，也是教學中最困難的一環。範式、分析視角和方法幾乎都可以適用“拿來主義”，而真正偉大的教育需要教會學生如何提出問題。
什麼是比較研究？我認為它一種對社會科學變量間的分析性關係的關注，而這種關注會隨著我們觀測變量的情境而變。社會科學可以視作一個包容性的教會，但它下面的各個教派卻往往陷入你死我活的爭鬥。過去是行為主義大戰非行為主義，現在則是理性主義與詮釋主義之間的纏鬥。那麼什麼是國際研究？我覺得它無法就是對國際和全球現象的關注，包括國家間關係、轉型過程以及國家邊界內外的各種結構。事實上，比較研究和國際研究的學術潮流幾乎是循環往復的。譬如國際關係研究始於戰略理論和傳統安全領域（1960s），隨後拓展到政治經濟學，然後分裂為理性主義和制度主義（1970s）。但不久之後，安全研究又再度興起（1980s）。類似的，比較研究在舊制度主義之後轉向了政治文化與政治社會學，但很快又開始擁抱新制度主義。
在上世紀40、50年代，學者為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爭論不休。到了60年代，定量-行為範式和定性-歷史範式開始針鋒相對。到了80、90年代，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都成為了辯論對象，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學者都為此感到痛苦不堪。一般而言，比較政治的學者不會採取純粹的理性選擇範式，雖然這在國際關係的某些子領域中很流行。而對於文化研究，比較政治學界也大都持中立態度。因此，比較政治學可以同時從文化和理性主義的分析中吸取養分。詮釋主義依賴於重構歷史和挖掘譜系而非假設檢驗，但它可以幫助社會科學家思考有關認同與身份的議題。這在比較政治學中至關重要。相反，理性主義難以解釋認同問題，但它可以在既定偏好的條件下來分析行動者的選擇。因此，簡而言之，在比較政治學的視野中，權力和制度是由規範、認同和利益及其互動所共同塑造的。
政治科學、國際研究和比較研究都關注現實中的政治世界，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只能研究當代的問題。事實上，現實世界給予我們靈感，讓我們能用不同以往的視角來看待歷史。同樣的，歷史也能教會我們重新思考當下。過去幾十年的動盪反而激發了學者對於更久遠歷史的興趣。毫無疑問，我們希望在歷史中學會如何認清現在的方向。
無論如何，必須明確，在學科、領域、範式或視角間構築藩籬無益於我們認識真實的政治世界。在盲人中獨眼可以稱王，但兩隻眼睛才能看得更深更遠。
亞當·舍沃斯基（紐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亞當·舍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教授
有人邀請我談談研究方法，但我實在無可奉告。我是一個方法論機會主義者，我認為有用的方法就是好的。如果博弈論有幫助，我欣然接受。如果歷史方法行得通，我也放心大膽地用。如果需要用解構主義，我也不會拒絕。在方法論上，我沒有原則。
話說回來，我還是有一些經驗可以分享，因為比較研究學界還沒有完全認識並接受它。一句話，比較一定需要反事實。我們不能完全依賴於已經觀察到的事實，我們還需要關於未被觀察到的對象的理論。無論我們要做大樣本統計還是個案研究，所有的比較研究者都應當將反事實謹記於心。
具體而言，我分四個部分來詳細闡釋。首先，究竟什麼是“比較”。其次，為什麼需要反事實。第三，比較和反事實的關係。最後，如何在統計和案例研究中應用反事實。
這裡我首先介紹一個正在研究的例子，關於政體類型與經濟發展。或者說，民主對發展的影響。比如我們觀察1985年的智利，它是一個威權政體，而且人均收入每年衰退2.26%。那麼要研究政體的影響，我們事實上希望有一個民主版本的1985年的智利，然後觀察它的經濟情況。因為我們需要比較民主和威權。但這是不可能的，我們想要比較的對象並不存在。因此我們只能用半實驗的思維，退而求其次，找一個只有政體不同而其他方面都極端相似的案例。如果這個民主國家的經濟好於1985年的智利，那麼結論就是民主有利於經濟發展。
這就是一種流行的研究設計，用過“匹配”的方法來實現“比較”。這一邏輯同樣適用於多案例比較，無非就是在最大相似的設計中同中求異。當然，這涉及到現實世界中的“可比性”問題。拿瑞典和丹麥比是合理的，但拿瑞典和智利（或者肯尼亞/阿根廷）就有失公允了。匹配和比較可以解答很多問題，譬如政變對貧困的影響、貿易政策對經濟偏好的影響、選舉制度對政治參與的影響等等。我們也經常拿德國和英國比，或者拿日本和中國比。
回到政體類型與經濟發展的問題。事實上，我找到了139個國家在1950-1990的數據。我把它們分為民主和非民主兩類政體。我發現民主政體的年均增長率為2.44%而非民主政體為1.82%。迴歸分析也顯示出民主對發展的顯著影響。那麼，我們能否就此得出預期的結論呢？
試想一下，1985年的智利是威權政體，但這並不是一個獨立於經濟發展的事實。這裡面可能有很多因果關係，譬如經濟發展會影響政體存續，又譬如潛在因素會同時影響政體和經濟。這會導致什麼結果呢？那就是我們的樣本中會有無法匹配的樣本，因此我們的因果推斷很可能有偏誤。
如果我們假設民主政體會在5年的經濟衰退後必然消亡，而非民主政體的存續則與經濟情況無關。這時，非民主就成為一個完全外生的條件，而民主則是內生的。那麼我們就很難為經濟困難的非民主政體找到民主的比較對象。那麼在潛在的結果中，我們觀察到的樣本本身就是偏誤的。
事實上，我們有必要重新整個世界，它的生成過程本身就是內生的。可觀察到的世界，正是我們自己締造的。因此，可觀測的世界對於我們想要研究的潛在條件而言並不是隨機的。如果我們要比較，那就必須在相似的條件下觀測自變量的影響。但相似的條件卻總是求而不得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談談比較和反事實的關係。回顧上面的例子，我們發現一種可能：平均而言民主國家的增長率更高並不代表民主促進發展，而恰恰表明民主無法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生存。也即，“好的”民主生存下來被觀測到，而“壞的”民主自行變成 了非民主政體。這在統計學上被稱為“樣本選擇偏誤”。我們必須承認的是，學界正在做的比較研究也可能存在很多的樣本選擇偏誤。
要解決這種偏誤，我們必須構造反事實來填補沒有觀測到的樣本。通過反事實，我們才能在相似的條件下比較民主和非民主的影響。當然，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我們要明確樣本出現的具體過程，才能設定反事實。韓國通過出口貿易實現了經濟騰飛。但為什麼韓國選擇了這種政策，巴西卻沒有？只有回答了這個問題，我們才能開始研究韓國和巴西會不會在相反的策略選擇中做的更好或更壞。假設韓國是因為美國市場才選擇了出口政策，那麼就要考慮如果巴西也能同樣接入美國市場的後果。
這一過程在統計學中有標準方法：先模擬樣本選擇過程，然後產生反事實樣本並用其與實際樣本進行比較。這一思想也可以應用於小樣本研究。譬如托克維爾認為革命並不會引起社會的實質性鉅變。但我們可以設定一個樣本選擇過程：革命本身只會發生於難以改變的社會中。那麼我們就要研究，如果革命發生在易於改變的社會中，會產生怎樣的結果。
因此，我建議在進行比較研究之前先來一場思維實驗。詳細的寫出你的案例，譬如韓國和巴西。然後通過“搜索和替換”的word功能，把這兩個國家的名字互換。最後再重讀你的案例，留意其中說得通與說不通的部分。此時也許你就明白了樣本選擇的真實過程。
總而言之，對於可能的世界而言，可觀察的世界不是隨機的。我們必須通過反事實來糾正樣本選擇偏誤。注意，真實世界中的樣本不是成對出現的，因此對於機制的理論化要遠遠重於對於現實樣本的匹配。
詹姆斯·斯科特（耶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 ）教授
我不太擅長抽象地描述自己如何在比較政治中從事理論研究。我更擅長去做而不是討論怎麼做。我寫了一句比較研究的重要格言，待我最後揭曉。在發言的主體部分，我想分享一些正在做的研究，這些工作體現了我對比較政治研究方式的偏好。
我對理解發展災難（development disasters）很感興趣。要理解為什麼不同民族、族群、宗教的人的互相殘殺似乎是一件相對簡單的事情。更加困難但重要的是解釋為什麼那些表面上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schemes）實際上卻是致命的。
讓我從所謂的“國家簡化”（state simplifications）的論點開始，也就是為什麼國家需要以圖解的方式（schematic ways）來理解社會。我希望讓讀者瞭解這些項目的潛在危險，儘管我認為它們也是必要的。某些類型的知識和統治需要縮小視野。狹窄的管道式視野的最大好處就是使原本非常複雜和難以處理的現實變得清晰可見。這種簡化使處於視野中心位置的現象更清晰，因此一方面更容易被度量和計算，另一方面也更容易控制和操縱。我將以18世紀普魯士和薩克森所發明的科學林業和現代國家土地制度的演進作為國家簡化的模型和隱喻。（譯註：參見斯科特：《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65頁）它們被用來隱喻利益界定明確的大型機構的知識形式和操縱特徵。國家也許是這類機構中的突出例子，儘管不是唯一的例子。通過了解這種簡化和操縱如何在森林和土地管理中發揮作用，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視覺操作如何在其他領域展開，包括社會科學知識的產生過程。
對於行政管理而言，森林和土地的原始形式過於複雜且不實用，創造出一片更容易被國家統計、控制和評估的森林和土地是合乎邏輯的要求。事實上，在國家的支持下，森林科學、土地科學和幾何學有能力使無序和混亂的真實森林和土地更加符合網格式的技術管理要求。但是，其結果必然會凍結一個活的過程，犧牲現實的可塑性和適應性。而強制執行這種標準化和簡化制度的一個主要後果是，它從根本上貶低了地方知識和自治，這種以國家權力為後盾的專門知識改變了地方和國家之間的權力平衡，人們也必須按照國家的標準和分類而生活。如果我有更多的時間，我將提出這樣的論點：這種簡化與其他因素（如改善人類生活的現代主義計劃）結合在一起可能會變得致命。
總之，我想說的是國家如何簡化其所管理的社會和學者如何簡化其所研究的社會之間的類比。兩種類型的簡化都是必要的，但我們絕不能忘記這也可能帶來嚴重的負面後果。就我個人而言，如果不將簡化過程嵌入到具體的案例中就無法進行思考。我從來不能理解抽象的概念，除非我能通過一些我理解得很好的東西來運行它們。因此，我覺得人類學家的方法非常重要，他們自己好像一個相機，在田野花了大量的時間來觀察和記錄，從早上睜開眼睛到晚上閉上眼睛都在工作。擁有能夠仔細測量的儀器固然不錯，但是如果只通過儀器來觀察世界，那麼這個世界很可能是一個難以擴展和極度貧乏的世界。這些工具限制了你可以得出的結論。雖然我原則上反對格言，因為它們有固化成教條的風險，但我還是要說：如果你一半的閱讀沒有超出政治學的範圍，你就有和其他亞種（subspecies）一起滅絕的危險。本學科大多數值得關注的創新都受到了其他領域的見解、實踐、概念和範式的啟發。只在本學科範圍內閱讀，可能會複製正統觀點，遠離創新的源頭活水。
西達·斯考切波（哈佛大學社會學系與政府系教授）
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教授
比較政治學，以及比較社會學，都應該是以“比較”為前提，而非單單是對某個國外政治社會現象的研究。與此同時，“比較”的價值一方面在於檢驗既有的理論與假設，另一方面還在於在因果分析中形成新的理論與假設。我將這種路徑稱之為“宏觀分析的比較歷史研究”（macroanalytic comparative history），它在探索國家形成、政體變遷、革命與社會運動等方面都展現出了巨大優勢。在這種意義上，我的《國家與社會革命》一書在學術史上具有議程設定（agenda setting）的意義。這倒不是說它具有令人信服的結論並終結了相關話題。而是說，該書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進而很多學者圍繞它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另一些學者則沿著它所提供的方法繼續從事比較歷史研究。
在這裡，我主要討論的是該書受到的各種挑戰。第一類挑戰來自於以布洛維（Burawoy）為代表的理論導向的研究者，他們認為比較歷史分析的固有缺陷來自於它缺少一個既有的理論前提。而且，這樣的研究是以經驗歸納而非理論演繹而得出的結論，且必然受到了案例選擇的影響。相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研究，諸如托洛茨基的分析，則具有更大的優勢。針對這種批評，我有專門的文章予以回應，但我甚至這種挑戰是否能夠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尚另當別論。我想表明的是，馬克思主義與其它理論一樣都為“革命發生論”提供了思想啟迪；但也同其它理論一樣，當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與歷史證據不符時，我們就應該對其重新審視，而不是教條般加以應用——這也是比較歷史的優勢所在。
第二類挑戰來自理性選擇學派，他們認為，科學研究的標準在於能否提供一套具有普遍性的理論與演繹模型（Kiser and Hechter, 1991）。在他們看來，比較歷史分析著實是一種概念混雜且只關心少數案例的老掉牙了的歷史研究法。當我滿懷期待地想看看以微觀為基礎的理性選擇理論是如何超越《國家與社會革命》時，兩位作者卻話鋒一轉，開始拿泰勒（Taylor, 1988）的例子來說事兒。我又衝到圖書館找來泰勒的文章，發現即便是泰勒自己也承認他是在修繕而非顛覆《國家與社會革命》的觀點，而將個人層面的進程與宏觀衝突和制度進程聯繫起來的做法在我的書中也多有體現。總之，理性選擇理論並沒有為革命運動或政權更迭提供因果解釋的理論，微觀分析似乎無法完全適用於宏觀變遷。
最後一種挑戰脫胎於《國家與社會革命》之中，但日後在一些學者的推動下卻沿著另一個方向發展，休厄爾（William Swell, Jr）是典型代表。先前，休厄爾批評我忽視了觀念與意識形態在革命中的作用；如今，他則將批評的矛頭轉向了我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休厄爾認為，比較歷史分析完全背離了歷史研究最寶貴的品質，反而希冀於實驗的邏輯運用於複雜的歷史背景，從而導致了對歷史的斷章取義與肆意拼湊。為此，他倡導“事件型時間”，強調歷史的敘述。
休厄爾批評我割裂歷史，是的，我就是這樣做的，這也是研究的必然要求，否則研究者無法在如此宏大的歷史中分析具體事件。至於他所推崇的敘事社會學嘛，歷史敘述是迷人的，即便是三歲小孩也喜歡聽故事。但是，只有當我從事比較分析時，我才能針對革命的發生及革命後的重建複雜歷史加以敘述。換句話說，如果我沒有通過比較方法和因果分析認識到國家崩潰與農民起義的重要性，我也就不會挑選案例並加以敘述了。因此，如果休厄爾承認《國家與社會革命》展現了“敘述”的力量，那麼他就不能忽視比較方法所發揮的作用。歷史敘述與比較分析是相輔相成的，如果單純使用休厄爾等人推崇的方法，那麼研究者尤其是初學者會陷入紛繁複雜的歷史中難以理清頭緒。休厄爾的路徑的確有利於豐富歷史描述，但卻無助於進一步解釋革命等重大歷史事件的原因、過程及其對當今世界的影響——後者反而是比較政治學與比較社會學的初心與歸宿。
綜上，比較的方法十分重要。對於比較研究者而言，比較歷史分析作為一種折中的路徑：它既可以讓我們關注複雜的歷史進程，同時還可以讓我們從中得出有價值的理論。我相信，宏觀因果分析的路徑為學者研究現代世界的政治變遷提供了十分有力的工具。我們樂於和理性選擇學派以及從事歷史敘述的學者們對話與合作，但是並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讓我們屈服於任何一方。我們比較歷史研究者無需妄自菲薄！
阿圖爾·科利（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與國際事務教授）
阿圖爾·科利（Atul Kohli）教授
幾位比較政治的領軍人物各自闡述了理論在比較政治中的作用。每位與會者的不同意見已經以相對簡略的形式提出，沒有必要再作總結。因此我的總結包括對於三個重要主題的簡短討論，它們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學者們的共識。
首先，比較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問題驅動的研究領域。推動比較政治研究的是現實世界中具有重要性的難題。這種問題導向將比較政治與其他以理論或方法驅動的社會科學領域區別開來。由於對現實世界問題的濃厚興趣，比較政治學者傾向於將理論、取向和方法主要當作幫助建構和解釋經驗問題的工具。
關注，關注因果普遍化的重要性。鑑於重要問題需要解釋，比較政治學者追求因果分析，希望識別在各種可比較案例中存在的關係。雖然這是傳統的研究規範，但這一取向近年來受到了其他學者的挑戰，他們認為存在其他同等目標的學術目標，尤其是在諸如對外國文化和社會、文化的深描、對“他者”的同情理解、對常用概念類型的批判性結構等研究中。
如果該領域的問題導向傾向於將理論的作用降級為經驗研究的工具，那麼對因果普遍化的追求則將理論的作用抬到了極致。這種健康的張力，加上其他的學術偏好，使得比較政治學的學者傾向於追求各種各樣的知識策略來創造具有理論意義的學術成果。因此，最後一點所關注的，與其說是研討會參與者達成一致的領域，不如說是他們偏好的多樣性。
試圖產生理論的學術研究可能有宏觀或微觀的焦點，也可能沿著演繹和歸納的維度變化。在上述兩個維度的二分基礎上通過傳統的2x2矩陣可以得到四類比較政治研究的理論傾向。大多數比較政治學的學者屬於第2類，即他們所關心的問題往往是宏觀的（例如，民主、革命、國家），而試圖發現或檢驗對這些現象的因果解釋則導致學者研究一個或多個國家的案例。
綜上所述，本次研討會的目的是評估理論在比較政治中的作用。學者們表達了各種各樣的觀點。然而，一個重要而令人驚訝的結論是，當代的理論爭論並沒有造成很大的分歧。儘管理性選擇和後現代文化取向都帶來了挑戰，但是與會者堅持一個比較政治的寬泛“核心”。這個“核心”的最小定義包括問題導向和因果普遍化的承諾。除此之外，各種理論取向也被認為是可取的。在這一點上，在微觀歸納取向和演繹的框架提供重要補充的同時，大多數比較政治學學者追求與理論相關的宏觀實證分析，通過不同的概念視角和利用各種數據關注一個或多個國家。
編譯/審校：釋啟鵬、陸屹洲、何家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