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故居
在《三字经》中有这样一段“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描写的是孟母三迁辛苦育子的故事，孟母所教之子正是日后成为儒家学派“亚圣”的孟子。也正是孟母的谆谆教导，让孟子“吾善养吾浩然正气”，立志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那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从而一生为天下谋，宣传自己的学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做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继而实现人生价值。笔者站在邹城孟庙的“母教一人”碑前，为这位伟大的母亲教育出一位继往开来的圣人而肃然起敬。
孟子一生追求士人的气节，“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因此他强调做事做人的原则，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我们今天读《孟子》，会觉得他非常有个性，这就是活生生的孟子。孟子在寓居宋国时，所做的几件事情，也正彰显了他的这种个性。
不拜宋王惹质疑 枉尺直寻勿可为
孟子在宋国，先后见了宋臣戴不胜、戴盈之，他们将孟子的意见是否转达宋王偃，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宋王偃既没有登门求教来见孟子，也没有礼请召见孟子，却是事实。此时孟子何去何从，是主动谒见宋王，还是不见宋王？孟子选择了后者。辛辛苦苦、风尘仆仆来到宋国，弟子们对于孟子不去见宋王很不理解。孟子高足公孙丑、万章代表其他弟子问他：“敢问不见诸侯，何义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万章下》）另外一名弟子陈代也对孟子说：“您不去谒见诸侯，似乎只是拘泥于小节；如果现在谒见一下，大则凭借他们可以推行仁政，小则可以让他们称霸诸侯。况且《志》书上说：‘弯曲着一尺长，伸展开来八尺长’（即成语“枉尺直寻”），似乎是可以这样以屈求伸的吧，也值得去做啊。”
对于三人的询问，孟子并没有直接作答，而是避开话锋谈起了古礼、古事。对于公孙丑、万章，他阐述了士人气节修养当“不为臣不见”，即如果不是诸侯的臣子就不应当主动谒见诸侯，这才合乎“礼”。但是虽然不是诸侯之臣，如果君王礼贤下士前来登门求教，当然还是可以见的。否则便是献媚。他以段干木和泄柳不见国君、孔子不见阳货的实例进行了阐述。对于陈代的询问，孟子举了虞人、王良两个事例，表明自己不主动进见诸侯是为了坚守礼义，强调“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的道理。在孟子看来，社会上各阶层的人的交际，都应有一定的规则（即“礼”），君主对士人必须待之以礼而不是颐指气使，否则就不利于实行仁政。
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孟子认为自己不见宋王偃，既不是宋王来见，自己耍大牌避而不见；也不是宋王送来礼物，自己拒不接受，而是宋王本人没有见自己的诚意，也没有实行仁政的真心。孟子和宋王志趣不合，如果勉强自己与一个志趣不合的人接交往来，一面强装笑颜，一面又满心羞愧，这不是君子之道，做人要内外如一。孟子已经认清了宋王的真面目，他宁可失去从政的机会，也不愿意屈尊以求，显示了儒家学者在礼义气节等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的坚定立场。
受赠有道称君子 禁忌货取失气节
基于对宋王偃实施仁政的失望，孟子看到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决定离开宋国返回故乡邹国。临行前，宋王送来了七十镒金作为盘缠，孟子没有推辞就接受了。路过薛地时，薛地的长官送来了五十镒金用来购买防身的武器，孟子也没有推辞就接受了。这时，孟子的弟子觉得很奇怪，因为来宋之前离开齐国时，齐君曾经送了一百镒上等金，老师都没有接受，现在反倒接受宋、薛送来的七十镒金、五十镒金，为什么呢？其弟子陈臻认为老师的做法中，一定有一个是错的：“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即成语“二者必居其一”，《孟子·公孙丑下》）他认为都是别国君主送来的钱，为什么有的就接受，有的就拒绝呢？如果拒绝齐君赠与的钱财是正确的，那么老师也应该拒绝宋王、薛君的馈赠；如果宋王、薛君赠与的钱财接受是正确的，那么老师也应该接受齐王的馈赠啊。两种相反的行为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不可能都对，这样就在逻辑上把孟子逼到了两难的境地。而出乎意料的是，孟子竟然回答道：这两种做法都没有错。
孟子耐心地向弟子们解释，宋王送来七十镒金时，说这是作为盘缠之用的（辞曰‘馈赆’），而远行在外不能没有盘缠，理由充分正当，我们怎么能不接受呢？薛君馈赠五十镒金时，说这是用来购买防身武器的（辞曰‘为兵馈之’），而我们后面将要走的路确实险象环生，为防不测需要买些武器防身，馈赠的理由同样充分正当，我们怎么能不接受呢？而齐王派人送来一百镒上等金时，什么理由都没有，如果接受了这种毫无理由馈赠而来的钱，就等于收受贿赂被齐王用金钱收买了，哪有君子可以拿钱收买的呢？（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孟子在这里教导弟子，接受别人馈赠的钱财礼物要合乎道义，即使少也应该接受；如果不合道义，即使多也断然拒绝。孟子曾坦言说：“富贵，人之所欲也。”(《孟子·万章上》)但不以其道得之则不受，此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路遇宋牼论罢兵 去利怀义向和平
在孟子师生离开宋国周游其它国家的途中，于石丘遇到了当时非常著名的宋国思想家宋牼（即宋钘，又作宋荣子）。孟子看到宋牼，非常尊敬地问他：“先生准备去哪里?”宋牼说：“听说秦楚两国交战，我准备去见楚王，劝他罢兵。楚王要是不听，我就去见秦王，劝他罢兵。两个君王当中，我总会劝说通一个。”孟子问：“你准备怎样劝说他们呢？”宋牼说：“我将告诉他们，交战是很不利的。”（我将言其不利也）即向双方阐明交兵所产生的不利因素，以及交战各自带来的不利后果，从而使他们能够各自收兵。
孟子听宋牼言说后极力反对，认为“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孟子·告子下》），这是因为若以“利”说服秦楚之王，那么秦楚之王罢兵的动机是出于“利”，如果用利害关系去换得一时的和平，早晚也会失去和平，而且会把人们引向求利之路。他指出君臣、父子、兄弟相互之间若是唯利是求、以利相对，这样的国家迟早要走向灭亡。孟子进而表明自己的观点，认为劝说秦楚罢兵的上佳方式应当是讲求仁义，“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孟子·告子下》）。秦楚若出于仁义而罢兵，人们深切感受到仁义的巨大魅力，受其感召而心向仁义，“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即成语“去利怀义”）。这样还不能够使天下归服的是没有的，何必还要去谈“利”呢？这也是孟子的义利观。
在孟子看来，和平是很重要的，他也非常支持宋牼维护和平的行为。他认为和平的前提是仁义，而不是利害关系。但是在其所处的群雄纷争的战国时代，以仁义为前提的和平只能是一种理想，正如以仁义为前提的战争只能是一种理想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