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著名的哲理诗《放言五首·其三》：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首诗告诉我们对人、对事要得到全面的认识，要从整个历史去衡量、去判断，而不能只根据一时一事的现象下结论，否则就会把周公当成篡权者，把王莽当成谦恭的君子了。
诗的道理很浅显，但是存在一个小问题：王莽到底是不是篡汉的“伪君子”？传统认知王莽篡汉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是这几年以来，很多人开始为他“翻案”，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我无意为他翻案，仅仅从历史“外证”“内证”的角度分析一下，王莽失败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01 何谓历史的“外证”与“内证”？
内证与外证是医学专用名词，“内证”指的是指人通过修炼而具备内视反观的能力；“外证”指的是身体外露的病状与症候。用在历史研究上，“内证”就是通过正史阅读与逻辑推理来研究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 ，比如通过《史记》《汉书》等研究孔子、秦始皇等人。
“外证”就是在正史之外，借助野史，诗词，民间杂记，甚至器物，壁画等各种能够搜罗到的事物作为外部证据进行历史研究。
“内证”比较好理解，也好操作，只需要按照史书来就好。“外证”可就比较复杂了，因为牵扯到众多鱼龙混杂的史料和各种旁证，需要我们分条缕析，抽丝剥茧，一步一步去考究，如胡适所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咱们举一个“外证”的例子：
公元1141年（绍兴十一年），金兀术，也就是完颜宗弼再度领军南下。二月，岳飞领兵第三次驰援淮西。金国在无力攻灭南宋的情况下，准备重新与宋议和，完颜宗弼在给秦桧的书信中说“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
宋高宗立刻遣使向宗弼请和，并表示
“上令下从，乃分之常，岂敢辄有指述，重蹈僭越之罪！专令良臣等听取钧诲，顾力可遵禀者，敢不罄竭以答再造”。
同时令使臣以奉岁币、割地等条件与都元帅面商。为表示请和之诚，还以谋反罪将抗战将领岳飞下狱。
十一月，完颜宗弼与宋第三书，许和。年底，宋杀岳飞，1142年（绍兴十二年）二月，宋使何铸等使金，进誓表，宋称为“绍兴和议”。
这段历史出自《宋史》与宋人编纂的诸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史书。在《宋史》中，“绍兴和议”记载南宋向金国递交的是《皇朝讲和誓书》，而在《金史·宗弼传》中却命名为“誓表”。
大家不要小看“书”和“表”这两个简单的字，其实意义差距很大。在古代，书是平级或上对下的文体，而表则为下对上的文体。
《金史》中该表与《宋史》中该书还有一处最显著的差别即是，《金史》开篇有“臣构言”三字，明确无误地显示了南宋史官所讳言的宋高宗赵构向金国奉表称臣的事实。
不但如此，《金史·宗弻传》还明确记载了金国派使者册封高宗之事，南宋的史籍中更是只字不提。而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戊午和戊辰，高宗还两次强调“朕守太祖、太宗基业，岂可受金人封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四）。
如果没有《金史》这样的“外证”也许我们就很难搞清楚那段屈辱的历史是怎么回事，大家还会稀里糊涂以为这是一次平等外交呢？
以上是史书的“外证”，咱们再说一个考古或者科学技术模拟的“外证”。比如南方不少地方都发现古代少数民族的悬棺，在没有机械设备的条件下，古人是如何将悬棺放置到背山面水、无路可攀的悬崖绝壁上去的呢？结果有人用原始的吊杆和绳索，只依靠人力就试验成功了，这就破除了以往不少离奇的猜测。
又如，一些人坚持认为今甘肃金昌境内曾安置过西汉后期的罗马战俘，甚至演绎出“罗马军团”之说，有的报道还举出一些当地人至今还保持着高鼻、卷发、蓝眼珠为证据。
其实这个假设很容易证实，即使真有罗马战俘，他们绝大多数应该是男性，要有后代就得与汉朝妇女通婚，2000多年来经过六七十代还能留下多少具有罗马人特征表型的遗传基因？居然还能保持罗马人的相貌特征？只要对这些人做一次DNA检测就能得出科学结论，并且早已有人作了建议只是当地人坚决拒绝检测罢了。
02 “圣人”王莽是如何炼成的？
很多时候，由于历史年代的久远和资料的匮乏，我们找不到“外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从通过“内证”来寻找矛盾，发现间题，破解古人留下的谜题。
鉴于现有史料大多出于一人或一方之手，所以这样的漏洞不会太多、太明显，我们必须深入探求，整体把握理解历史脉络，才有可能发现问题。
以往研究王莽，唯一的史料来自《汉书》，而《汉书》作于东汉，完全延续了西汉的政治价值体系，将王莽定位为篡夺汉朝权力、导致西汉覆灭的好臣。相反，出于王莽方面或其他方面的史料已经不复存在。完全根据《汉书》的记载无疑不可能复原真实的王莽，也不可能做出公正的判断。
《汉书》中班固对王莽极尽诬蔑之能事，说他“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等等，连他的长相，也说是
“侈口蹶顄，露眼赤睛，大声而嘶”，“所谓鸱目虎吻豺狼之声者也”
（嘴巴宽大，下巴突出，双目外突，眼珠发红，声音大而嘶哑，就是有猫头鹰的眼睛、老虎的嘴已、豺狼的声音的那种人）。
这样的记载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对他有利的说辞，但是即便从这个完全来自对立面的史料中我们也会发现，班固也实在举不出王莽多少真正的坏事来。说白了，班固说的都是一些形而上的抽象内容，而缺乏实打实的具体事例作为佐证，这是极难说服人的。
从阳朔三年（前22）步入仕途，至当上新朝的皇帝，王莽花了31年时间。在《汉书・王莽传》中除了当上“摄皇帝”时刘氏宗族曾两次武力反抗外，在这31年间没有什么反对王莽的具体事实，只是在王莽设置西海郡并人为制造“以千万数”的罪犯迁往那里时，才说“民始怨矣”。
此事发生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也就是说前面27年间王莽没有遇到任何来自民间的阻力。在西汉末年政界贪赃枉法成风，外戚聚敛唯恐不及的社会，王莽非但不贪，还一次次把自己的钱财、土地和获得的赏赐分给下属和贫民，甚至连俸禄也常常用于救济。
而他自己呢？生活极其节俭，一到发生自然灾害，王莽就吃素，如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行动的感召下，230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
有一次王莽的母亲病了，公卿列侯都派夫人登门问候，只见一位穿着布衣短裙的女士出来迎接，这批贵妇人以为是位佣人，一问方知是王莽夫人，都吃了一惊。王莽的儿子王获杀了自家的一名奴坤，被他痛骂一顿，逼令自杀。
在奴婢的地位与牛马相同的情况下，像王莽这样一位贵戚高官的儿子杀死一个奴婢，实在是小事一柱，王莽竟逼他自杀，百姓和奴婢们闻讯，怎能不感激他，称颂他呢？
这些都是《汉书》承认的事实，王莽并没有表面吃素菜，背后喝参汤；也没有公开将钱财散发，暗底下又去搜刮回来；王莽的儿子也的确是自杀了，并没有藏起来或送到外国去；要是有这些事，绝不会逃过东汉史臣的刀笔。
从中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当时王莽会有那么大的号召力。王莽的这些行为，就是在一个国泰民安的时代也已够得上典范了，更何况是处在一个腐烂透顶的社会和一群禽兽般的贵族之中？
《汉书》谈到这些时，一概断定是王莽洁名钓誉的伪装，“其匿情求名如此”。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在伪装，那也不就成了真的了吗？我们固然可以将这种行为冠之以“虚伪”，但为什么不可以理解为一种对自己私欲的高度克制呢？
如果一个人能够一辈子克制自己，难道就不是一种崇高的修养吗？如果政治家都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作假，政治一定会清明得多，道德水平也一定会提高很多。如果说，王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当皇帝，是为了以新朝取代汉，那么他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
除了他不姓刘以外，其他条伴都不比成帝、哀帝、平帝差。西汉自从成帝开始，外轮流执政，忠正能干的大臣被杀害或排斥，留下的不是谄奉承，就是明哲保身，政治腐败透顶。皇室滥加封赏，外戚宠臣穷奢极欲，贪得无厌者如“断袖之癖”的主人公汉哀帝的宠臣董贤在短短几年里，积聚的家产竟达43万万钱。
朝廷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只要能结交上外臣、宠臣，就能肆无忌惮，对百姓搜刮盘剥。成帝、哀帝时，流亡的百姓已经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是不计其数。富相差悬殊，奴婢与牛马一起供买卖，对农民实际的剥削量已达收成的一半，全家辛劳终年却连自己都养不活，这样的社会怎么能长久存在呢？
在这种情况下，从高层官员到百姓贫民，对现实已普進不满，对前途已丧失信心，无不希望出现某种积极的变革，但却一直不见其人，以至无所寄托，王莽的出现当然会给大家带来希望。
所以，当时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救世主是完全正常的。对王莽的称颂虽然有宣传和夸大的成分，但在他代汉之前、多数人还是出于诚意，否则，只靠刘歆等学者是造不出那么大的声势的。
03 王莽走向灭亡的悲剧根源是什么？
如果王莽只是为了夺取权力，当皇帝，他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他已经相当平稳地取得了汉朝的最高权力、又顺利地当上了新朝的皇帝。但
王莽不但要当皇帝，还想当改革家、当圣君，这样脱离实际的目标就注定了他的悲剧下场。一般都说王莽是“托古改制”，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或篡位，“古”只是一个幌子，只是假托。我以为，王葬倒是真心意地复古，因为他把儒家经典中描述的古代社会当成了可以实现的目标。
如果王莽的复古只是为了篡位，那么在他当上了新朝皇帝以后就可以改弦更张了，历来的政治家大多如此。
可是王莽这个泥古不化的书呆子，却在上台以后以更大的热情顽固地推行他那乌托邦式的复古改革，从而把自己推上了绝路。直到临死前，王莽还手持所谓的“虞帝比首”（应当是好事者伪造了进献给王莽的）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上天给了我德，汉兵又能把我怎样）。
就连这句话，也是套用儒家经典中的句子（《论语·述而》：“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实在迂腐得可以。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痴心妄想。
增加王侯官员的俸禄和供养学者的开支，势必减少农民的土地，提高百姓的赋税；而要缓解土地矛盾，减轻百姓的赋税，只有削减朝廷开支，裁减贵族官僚，限制他们的土地占有量；绝对难以两者兼顾。所以要得天下的人心里都清楚，自己该依靠谁抑制谁，书呆子王莽却不明白。
《汉书・食货志》中说“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他为了恢复《周礼》中所描绘的上古三代的井田制，即位之初便颁布诏令，将天下田改名“王田”，规定不许买卖，每个不足八个男口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没有田的人可以根据制度受田。在当时情况下，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王莽又将奴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但改个名称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利益，禁止买卖更没有改变他们的身份。相反，由于买卖改为暗中进行，或者主人原有的土地减少，他们的处境只会更坏。
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剩，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根据《周礼》中赊贷、《乐语》中五均的记载，在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下诏实行
五均六莞。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平抑物价。所谓六莞，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统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从这些政策的内容看，似乎相当合理，制定的出发点也是为了“齐众庶，抑并兼”（《汉书・食货志》），如果真能有效实行，政府和百姓双方都能得益。但其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
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
由国家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总之，国家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主也受到打击。
王莽又根据周代的制度进行货币改革，废除五铢钱和刀币，“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其下名目繁多，体系复杂，以后又多次变更，使老百姓无所适从。受到百姓抵制后，还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规定携带使用五铼钱的人与反对井田制同样处罚，流放边疆。
为了提高他颁布的“布钱”的地位，王莽规定官民出入都得带上，否则，就是有合法的证明，旅馆也不接待食宿，关隘和渡口可以加以拘留。连公卿出入宫门时，也必须出示所带布钱。一种货币一旦变成了通行证以后，流通的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王葬又深受儒家“夷夏之辨”的影响，对边疆少数民族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
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王莽又将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引起了各族首领的不满；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边疆人民深重的灾难。
本来，中原王朝的政权更选不至于影响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王莽完全可以维持现状，但他却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使自己内外受敌。
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初一，更始军入长安城，攻至宫门。初三天明，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最后将士全部战死，其他随员在台上被杀。
王葬终于为他心目中崇高的政治理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是是幸运还是不幸？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的社会，竟然还会有千余人自愿与山穷水尽、必死无疑的王莽同归于尽，也总算能给他一丝安慰，也应该向后人透露了一点真实的信息。
在同样代表东汉官方立场的《后汉书・刘玄传》中，记述王莽被杀以后，他的头被割下送到南阳宛县更始帝刘玄的堂前，他高兴地说：“莽不如是，当与霍光等。”（王莽要是不这样做，就与霍光一样了）。
霍光受武帝遗诏辅佐年幼的昭帝，昭帝死后，又迎立宣帝，秉政长达20年，是匡扶汉室社稷的大功臣。可见身为西汉宗室、光武帝刘秀族兄的刘玄深知王莽败亡的根本原因不是他的个人品质或政治举措，而是他夺了刘家的天下。
王莽之所以遭到东汉以来正统史家的“妖魔化”，原因正在于此。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完全是流氓无赖出身，又能比王莽好到哪里去呢？
所以，经过“内证”的层层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王莽是一位满怀儒家政治理想坚持以经治国的复古主义改革家，是品德高尚礼贤下士的优秀政治家。可惜的是王莽的政策根本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缺乏适当的用人安排，违背了所谓的“正统观念”，最后无可避免逃脱不了被史学家口诛笔伐的噩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