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展覽被叫停到今天的《于右任的帖學與碑學》你不瞭解的沃興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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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 興 華

沃興華,1955年生,上海人。復旦大學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書法院研究員。曾任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上海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秘書長。曾先後在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藝術系任教。出版有《敦煌書法》《敦煌書法藝術》《中國書法史》《沃興華書畫集》等多部著作。

于右任的帖學與碑學

文 | 沃興華

一、帖學(-1919)

于右任存世作品中最早的一件是《贈輝堂世伯四條屏》,署名伯循,無年款。王澄先生在《于右任書法評傳》中考證說,1908年于右任在返陝探視父親病情,途中有《鄭州感舊題壁》詩作,1909年冬又返陝葬父。這種情況與作品中“去年今日又重來”“今來更有傷心事”的句子,以及“河南道中見舊題壁詩有作”的題辭內容相符。因此推斷,這件作品當寫於1909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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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 贈輝堂世伯四條屏 尺寸不詳 材質不詳 年份不詳

陳墨石先生《于右任年譜》1907年條雲:“先生自十歲起,學書臨帖至今未間斷,功底紮實,書藝大增。此期間專寫北魏碑帖,尤以寫何紹基臨《張黑女墓誌》極為神似。”以原作對照這段記載,用筆流暢有趙孟頫影響,結體方扁,左低右高,豎畫垂曳,蘇軾的影響更大,這些都反映了于右任學書的啟蒙功夫。通篇沒有“專寫北魏碑帖”的痕跡,但是“來”“有”等字的造型與何紹基的書法若合一契,年譜最後一句並非全無根據。而且,何紹基特別推崇《張黑女墓誌》,所臨《張黑女墓誌》影響很大,學習的人很多,由此推論于右任通過何紹基接觸《張黑女墓誌》也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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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 行書八言聯

234cm×36.5cm×2 絹本 年份不詳

《一代書聖于右任(續一)》

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

于右任有年款的作品最早一件是《延長感事》軸,寫於1918年6月,名款已不用伯循,改用於右任,寫法與1921年以後的不同,“右”字撇比橫長,“任”字“壬”旁的撇從右到左,與下豎連寫,都強調縱勢和縱向連貫,屬於帖學特徵。這種名款的作品不多,我看到過五件。除此之外,另外四件是《渭水秋天白》詩軸、《雷雨連宵送口涼》詩軸、《元遺山詩》四條屏和《辛稼軒詞》四條屏。都沒有年款,書寫方法基本相同,用筆不像碑版那樣“筆筆斷,斷而後起”,而是強調使轉。將這五件作品與上述1908年的作品相比較,雖然都屬帖學系統,但是趙孟頫、蘇軾的影響蕩然無存。用筆放逸,結體開張,章法上大大小小,參差錯落,通篇風格豪放開張,磊落跌宕。根據字如其人的說法來看,于右任早年以“半哭半笑”為齋室名,在1903年出版的詩草上,首頁照片赤膊披髮,旁題“換太平以頸血,愛自由如髮妻”,完全是一個“憤青”。以後奔走革命,出生入死,又自稱“江湖俠士”,書風的逞強使氣如實反映了于右任當年的精神面貌。

于右任說自己早年學書,“無意於求工”,對技法不夠重視。因此,他的作品雖然一掃帖學的萎靡,但是用筆過於簡單,結體過於草率,形式過於粗糙,不能引起人們的重視。有記載說他1905年在上海鬻字,馬相伯為之推介,而求書人很少。第一個月因朋友捧場,賣了三十多幅,第二個月只售出三、五幅,第三個月只賣出一幅(引自楚國仁《廟堂氣象難追摹,草聖風姿求書易》)。1917年有《海上寄懷京友詩》雲:“畫彩雲車夢裡身,輸君冷眼看京塵,天荒地變神州淚,閒煞江南賣字人。”好像也生意清淡,無人問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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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 丹邱蒼海楷書五言聯

243cm×60cm×2 紙本 年份不詳

《千古草聖于右任》

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

二、碑學(1919-1932)

清代書法,帖學大壞,碑學勃興,一盛一衰,反映出社會文化的轉型。朱大可《論書斥包慎伯康長素》雲:“追乎末季,習尚詭異,經學講公羊,經濟講魏默深,文章講龔定庵,務取乖僻,以炫時流,先正矩鑊,掃地盡矣,長素乘之,以講書法,於是北碑盛行,南書絕跡,別裁偽體,觸目驚心,此書法之厄,亦世道之憂也。”他的觀點我不贊同,但是將康有為的碑學理論看作是清末經學和文學等思想文化戰線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正確的。碑學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帖學的萎靡,返回漢魏六朝碑版,去品味蠻荒的力和頑強的勢,去追求一種生命的充盈和開張,讓厚重、沉雄、博大的精神重新復活。

于右任受這種時代文化的影響,作為一個憤青,一個任俠之士,一個不滿腐朽統治的革命者,在審美觀上自然會傾向雄渾博大,在書風追求上很容易走向碑學。鍾明善先生《于右任的書法藝術》說:“青年時代於先生極熱衷於北魏碑誌書法之研究,特別是拜謁孫中山先生之後,他對北魏碑誌書法更有了深層的認識與情懷,他曾告訴友人,孫總理提倡魏碑,他也提倡魏碑,因為魏碑有‘尚武’精神。自鴉片戰爭以來,清廷愈加腐敗,國力日衰,中華民族受到列強侵略,就是缺少‘尚武’精神,所以他喜歡粗獷豪放有‘尚武’精神甚至有幾分野氣的北魏碑誌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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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 南無阿彌陀佛

149.5cm×39cm 紙本 年份不詳

北京匡時2013年秋季藝術品拍賣會

成交價:111.55萬元人民幣

然而,帖學與碑學,風格面貌和創作方法完全不同,要實現這種轉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內因與外因合力促成。中國書法史上有一個現象,大凡志士仁人文化精英在遭受挫折時,都會親近書法,以書法來排遣愁悶,療治精神創傷,于右任也逃不出這種宿命。1918年到1922年,于右任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與北洋軍閥勢力作戰,因敵我力量懸殊,戰爭極其艱險。他在悲觀的時候,致上海友人書雲:“故人厚我,當拾我骸骨於灰燼中也。”而且,靖國軍內部矛盾重重,一些將領經常倒戈,“三秦子弟多冤鬼,百戰山河倒義旗”。于右任悲憤、苦悶,開始沉緬書法,訪碑臨碑成為日常生活一部分。《紀廣武將軍碑》詩云:“軍中偏有暇,稽古送黃昏。”《廣武將軍碑復出歌》詩云:“七年躍馬出山城,披荊斬棘搜求遍。”《尋碑》詩云:“曳杖尋碑去,城南日往返。水沉於福寺,雲掩五臺山。洗滌摩崖上,徘徊造像間。愁來且乘興,得失兩開顏。”愁來之時,整天披荊斬棘地訪求碑碣摩崖。由於古都陝西的文化積澱深厚,漢魏六朝石刻隨處可見,因此于右任得以廣綜博覽,最後促成書風從帖學向碑學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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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 潤德堂

61cm×138cm 紙本 1929年

廣東崇正2016年秋季拍賣會

成交價:126.5萬元人民幣

1918年以後,于右任開始學碑。碑版主要有四種類型:墓誌、碑碣、摩崖、造像記。它們的風格面貌各不相同。根據于右任書法風格的變化,分析其中的取法對象,我們發現他的學習過程分兩個階段,先是墓誌,然後是碑碣、摩崖和造像記。

《年譜》記載:1921年,先生開始購置碑石墓誌。1983年,我參觀河南新鄉千唐志齋,聽前輩老人郭也生先生轉述,于右任在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期間,與副司令張鉉(後為千唐志齋主人)都好蒐集墓誌,但各有側重。兩人約定,凡見唐墓誌歸張,見六朝墓誌歸於。1924年,于右任一下子收到100多塊六朝墓誌。1935年,他將380塊六朝墓誌全部捐贈西安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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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 德無日長六言聯

67cm×32cm 紙本 年份不詳

鑄山古美術 藏

六朝墓誌書法有三個特點:第一,字體介於分書向楷書演變的過程之中,沒有程式,舊體未漓,新意迭出,近分近楷,分楷合一。第二,因為是刀刻作品,線條很挺,尤其是單刀刻成的作品,橫畫側鋒斜入,點作三角,豎成懸針,捺角尖銳,轉折處雄奇角岀,勁峭爽辣。第三,結體大多左低右高,斜畫緊結,點畫分佈內鬆外緊,造型偏側,非常生動。于右任在1921年到1927年之間,寫了許多墓誌作品。1921年的《王太夫人事略》,1924年的《鄒容墓表》《茹欲可墓誌》《張清和墓誌銘》,1925年的《胡厲生墓誌銘》《彭仲翔墓誌》,1927年的《佩蘭女士墓誌銘》等等,風格雖然各不相同,但都脫胎於六朝墓誌,形式和趣味非常接近。

這種墓誌書風反映在大字作品中,徹底改變了原先的帖學傳統。這時期的大字作品主要有1921年10月的《贈召卿楷書四屏》,1922年8月的《清露太華八言聯》《曠懷公論五言聯》《朗抱高文五言聯》,1926年寫的《外蒙諾顏山下訪古墓詩》,1927年寫的《石室生虛白詩》等,點畫平直勁挺,結體化圓為方,內緊外鬆,造型左低右高,欹側生動,風格英俊颯爽。所有這一切都與六朝墓誌相近,只不過因為是大字,因為是行書,表現得更加隨意和跌宕而已。其中,碑帖轉變最明顯的特徵表現在名款上,“右”字的橫比撇長,“任”字的壬旁撇寫成從左到右的橫,用筆變圓轉為方折,橫豎相交的筆畫常常斷而後起,不作連寫,結體開始強調橫勢。這一切都屬於碑版的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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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 與鍾為民行書五言聯

173.5cm×44.5cm×2 紙本 年份不詳

中國嘉德2014秋季拍賣會

成交價:368萬元人民幣

于右任取法墓誌,而墓誌只是碑版書法的一種,風格與恢宏博大的碑碣和摩崖作品相比,點畫偏細勁,中段太簡單,結體偏遒緊,風格偏秀麗;與奇肆稚拙的造像記書法相比,造型有些刻意和矜持。尤其是墓誌埋在壙內,上有覆蓋保護,所刻文字不接觸泥土,點畫線條少有損傷,不像其他碑版作品那樣暴露野外,風雨剝蝕,人工椎拓,斑斑駁駁,別有一種蒼茫渾厚的金石之氣,墓誌書法的不足也正是這時期于右任書法的不足。

于右任強調學習書法要多讀多臨多寫多研究,“四多”的結果是于右任“發現了自己的缺點”,取法開始從墓誌走向碑碣摩崖和造像記。根據于右任詩文所涉及到的作品來看:“醉摹《爨寶子》,醒遊白馬湖。半醒半醉時,狂寫歲寒圖。”“慕容文重庚開府,道家像貴《姚伯多》,增以《廣武》尤奇絕。”“朝寫《石門銘》,暮臨《十二品》。竟夜集詩聯,不知淚溼枕。”他所接觸的碑版主要有《爨寶子碑》《慕容恩碑》《姚伯多造像記》《石門銘》《龍門十二品》和《廣武將軍碑》等,最使他傾心的是《廣武將軍碑》,《廣武將軍碑復出歌》雲“碑版規模啟六朝,環宇聲價邁二爨”,認為它超過《爨寶子碑》和《爨龍顏碑》,可以作為六朝書法的代表。他還說:“我初學魏碑和漢碑,後發現了《廣武將軍碑》,認為眾美備,即一心深研極究,臨寫不輟,得大受用,由此漸變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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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 高山深宅五言聯

142cmx38. 5cmx2 紙本 年份不詳

《滄海一粟——古今書畫拾穗》

臺北歷史博物館2008年版

《廣武將軍碑》的字體介於分楷之間,結體取橫勢,患肆奇古,極盡變化,點畫粗枝大葉,不拘小節,草法上雖有界格,但絲毫不受束縛,左右騰挪,上下避讓,常常寫出界格,放浪形骸。于右任從《廣武將軍碑》中借鑑了豪逸的特點,原先比較緊湊的結體開始打開,橫畫極力舒展,字形寬博恢宏,風格變得大氣磅礴。

《石門銘》的線條艱澀而跌宕,如銘文所云:“鑿山為道,峭蛆盤,九折無以加。”結體左右歌側,也如銘文所云:“崖岸崩淪,澗閣埋褲。”康有為說它的風格是“飛逸奇渾”。于右任借鑑《石門銘》之後,線條不再像以前那樣直來直去,中段開始有跌宕起伏。結體也不再像以前那樣規整,左右傾倒明顯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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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 黃庭堅《溪上吟》

109.5cm×51cm 紙本 年份不詳

鑄山古美術 藏

《爨寶子碑》的字體介於分楷之間,最大特徵是橫畫兩端上舉,撇捺左右頓挑,如鯤鵬展翅,凌空飛翔。這種寫法對於右任的影響很大。舉一個例子,碑版書法取橫勢,橫畫寫得很長,為避免僵直,採取弧勢,或是下彎作“⌒”形,或者上翹作“ᴗ”形。從造型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形有壓抑和收斂的感覺,“ᴗ”形有開張和爽朗的感覺。于右任好寫《石門銘》,而《石門銘》的長橫一般都作“⌒”形,向下彎曲,于右任不喜歡,認為像人嘴下撇,有悲苦的哭相(見王士儀《草聖于右任》),因此他寫長橫時常常在起筆處甚至在收筆處加個上翹的動作,寫撒捺勾挑時,特別誇張上翹的筆勢,使結體有一種開張和爽朗的感覺。這種寫法就是從《爨寶子碑》中借鑑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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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 揮觴撫劍五言聯

146cm×39cm×2 紙本 年份不詳

五載芳華·小雅齋2019年秋季藝術品拍賣會

成交價:563.5萬元人民幣

除此之外,《龍門十二品》的用筆爽辣,《姚伯多造像記》的造型靈變,都對於右任書風的形成有重大影響。1928年以後,于右任將這些借鑑熔鑄陶冶,裁成一種新體。例如《持身力行五言聯》《說劍琢玉五言聯》《樹德立節五言聯》等等用筆縱橫揮灑,渾脫宕逸,正如他自己說的:“起筆不停滯,落筆不作勢,純任自然。”而且,為表現金石氣,加重運筆時下按的力量,加大前行時的阻力,使線條更加沉鬱,更加渾厚蒼雄。在結體上注重橫勢,寬博開張,並且強調體勢,左右搖曳,“縱復不端正者,亦爽爽有一種風姿”。章法上不採用傳統的“一筆書”,基本上字字獨立,很少牽絲映帶,維繫單字的凝聚力主要來自對比關係,特別是讓每個字的結體左右欹側,產生動態,通過上下左右字的相互配合,組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總而言之,點畫因金石氣而厚重,結體因取橫式而博大,章法因強調體勢,造型左右傾側而顯得稚拙渾樸,于右任開創了一種重拙大兼而有之的風格面貌。

清以來,帖學大壞,碑學流行,碑學發展的過程先是由鄧石如改變運筆方法,逆鋒頂著紙面書寫,創造出空前厚重的點畫形式。接下來是趙之謙、康有為等人在結體上橫向取勢,使字形儘量左右拓展,變得恢宏博大。到于右任手中,在厚重與博大的基礎上,又強調體勢,結體造型左右欹側,因不穩而產生出拙樸的趣味。于右任書法融重拙大於一體,體現了碑版書法的所有內涵,標誌著從清初逐漸興起的碑學經過了二百多年,到此臻於極致。

(本文節選自《論于右任書法》一文)

圖文轉載網絡;版權歸屬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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