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行一客（ID：carcaijing）原創文章，作者 | 周林林，未經授權禁止轉載
近日有兩條消息引起了大家的熱議：一條是日本政府將專門拿出2435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58億元）資金，用於資助日本製造商將生產線撤出中國，以實現生產基地的多元化。在2435億日元當中，有2200億日元將用於資助日本企業將產線遷回日本本土，235億日元將用於資助日本公司將工廠轉移至其他國；另一條是美國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洛德提議：“對於美國企業從中國遷回美國的所有支出，美國政府應同意給予百分之百的稅前列支”。許多自媒體開始炒作這條新聞，甚至打出了“白宮官員提議美國公司全部撤離中國”這樣聳人聽聞的標題。
對於這些新聞，只有分清政治口號和商業邏輯之間的差異，才能幫助我們正確判斷形勢，抓住事物本質。政治口號通常代表政治家的願望和導向，但跟商業的現實利益往往有很大距離，從而難以落實。在西方多元社會，政府對商業行為的影響力是有限的。商業背後的利益考量才是決定企業行為的根本。
根據日本外務省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進駐中國的日資企業增至2005年的2.2倍，達到7.6萬家，其中大多數企業都在中國開設工廠，比如眾多知名的日本車企和日本半導體電子企業。
假如有一萬家日企要搬回日本，根據日本政府給出的資助資金數量，平均每家能夠獲得22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43萬元。這樣的金額對於跨國搬家顯然只是杯水車薪，恐怕用於職工的遣散費都不夠。其實，當年日企和美企從本土搬到中國本身就是基於商業邏輯的理性行為。他們離開本國，一方面是基於成本的考慮，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本國的經濟結構轉型和調整，使得環境對製造業越來越不利。而現在這些基本因素依然存在，簡單把製造業搬回本國並沒有任何的合理性。隨著過去幾十年的轉變和調整，今天美國和日本的勞動力結構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日企和美企搬回本國的最大挑戰是缺乏產業工人，而不是單單成本的問題。這一挑戰在日本的老齡化社會尤為嚴重，使得製造業的大規模回遷已經幾無可能。
同時，外企搬出中國在過往十年也是一種常態，而並非這兩年才出現的獨特現象。在這同時，外企也在不斷地進入。外企的進進出出已成為一種動態平衡。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遷出是一種必然。中國加入WTO的初期，中國出口的八成是資源性商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到今天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機電製造大國，出口商品中機電產品已佔到六成以上，而勞動密集型產品已下降不到二成。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已基本完成了產業的轉移。
外企遷出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但還有一種原因是部分外企在中國的競爭優勢的逐步喪失。我們應該看到，外企當初主要是把中低端的製造轉移到中國，許多中高端製造並沒有遷移過來。隨著中國本土產業的不斷進步和發展，這些中低端的外企製造業越來越無法和中國本土企業競爭，外遷也就成為了一個無奈的選擇。三星手機的生產從韓國到中國，再轉移到越南就說明了這一典型現象。
今日中國製造的優勢，早已從勞動力成本轉變為供應鏈效率和技術成本的優勢。中國許多產業的供應鏈效率，特別是機電產品，所帶來的綜合成本和時間成本的優勢已成為很大的競爭優勢，全球其它地區很難複製和具備。一個很好的案例就是手機生產，由於供應鏈的高效率，中國手機的製造成本總體普遍要比周邊地區低15%-20%。
中國技術人員的低成本是中國製造的又一突出優勢。製造業技術人員包括了硬件技術和軟件開發人員。雖然中國各方面的技術與國際高端及先進水平相比，還有一段距離。但中國靠著自身豐富和龐大的技術勞動力資源，近十年的追趕速度還是相當驚人的。中國製造業近幾年的轉型升級離不開這一豐富和龐大的技術勞動力資源。2019年，中國有750萬大專畢業生，而新增普通勞動力只有150萬。這一新增的人員結構也決定了未來中國製造的結構和方向。
中國不但是製造大國，還是全球少有的消費大國，這也是各國企業不得不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對於大多數商品，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市場，其中眾多商品，中國已是全球最大的市場。例如中國汽車的市場規模已是美國的兩倍多，手機的市場更是如此。這麼大的市場是沒有一家跨國企業可以忽視的。為了進入並佔領這一市場，更加貼近客戶，將部分生產能力轉移到中國，也就成了許多跨國公司的自然選擇。
總體來看，外國企業為了利用中國製造優勢和貼近中國市場需求而進入中國是理性的選擇，將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轉移出中國也是產業發展的自然過程。過去二十年中國製造所形成的優勢不會瞬間消失，中國製造大國的地位也無法從根本上撼動。即使某些外國政治家希望本國企業撤出中國，但他們的政治願望終究難以改變多數企業家的商業利益考量。 （責編/楊佩謙）
出行一客（ID：carcaijing）文章，《財經》雜誌交通工業組創建，專注交通出行領域新聞，致力於探索出行、科技與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