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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歷史上最早使用的“生物武器”是什麼時候？《上帝的壞笑》的作者霍華德.邁克爾說，是1346年。
這一年，西征的蒙古軍隊包圍了黑海港口城市克法，也就是今天的烏克蘭的某個地方，用投石機把患鼠疫死亡的死屍射入城內，城裡的鼠疫由此開始流行。
城裡的熱那亞居民逃離了這個地方，於是黑死病（鼠疫）也跟隨他們傳播到了西西里，隨後導致了歐洲1/3到1/2的人口死亡。在這之後的300多年間，黑死病在歐洲反覆爆發，直到17世紀末18世紀初才逐步平息。
當時，許多無辜者被指控為傳播黑死病的人，被恐慌的民眾處死。
據公開資料記載，黑死病於1347年9月抵達歐洲的第一站——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島的港口城市墨西拿，11月經水路一下子蹦到北部的熱那亞和法國地中海港口城市馬賽，1348年1月攻破威尼斯和比薩，1348年3月一鼓作氣佔領了居於意大利中心位置的工商、文化重鎮佛羅倫薩。於是，黑死病在這些城市厲兵秣馬、集中兵力，通過陸路、水路，輻射到歐洲的四面八方：從意大利北部經布倫納山口到蒂羅爾、克恩騰、施泰爾馬克到維也納；在法國，以馬賽為起點，橫掃了從普羅旺斯到諾曼底的整個國家，巴黎在1348年8月“陷落”；1348年夏，黑死病找到了進攻英國的突破口——多塞特郡的港口，8月攻克倫敦，翌年征服整個不列顛；1349年初，黑死病從法國的東北部越過萊茵河，5月到巴塞爾、8月法蘭克福、11月科隆，1350年抵達漢堡、不來梅、但澤……黑死病的遠征又轉向北歐、轉向東歐，1352—1353年，最終來到了俄羅斯，結束了它這次觸目驚心、血腥的征程。
這場大瘟疫對歐洲文明發展方向產生了重大影響，西方學者認為它已成為“中世紀中期與晚期的分水嶺”、“標誌了中世紀的結束。”經歷了黑死病後，歐洲文明走上了另外一條不同的發展道路，更加光明的道路，原來看起來非常艱難的社會轉型因為黑死病而突然變得順暢了。因而它不僅推進了科學技術的發展，也促使天主教會的專制地位被打破，為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乃至啟蒙運動產生重要影響，從而改變了歐洲文明發展的方向。
當然，引起鼠疫的鼠疫桿菌直到1894年方被發現，而感染鼠疫的齧齒動物(如鼠類)由蚤叮咬傳染給人，這個經由鼠類、蚤類傳染的途徑也遲至1898年方大白於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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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的歷史上，微生物的迅速滋生與進化，帶來了不一而足的瘟疫災難。其中，也有國家行為。生物武器雖然不會像核武器那樣破壞建築物，但它可以在短時間內令一座生機勃勃的城市變成一座死城。
邁克爾說，目前常見的可被用作武器的病菌有埃博拉、天花、炭疽熱等。儘管生物武器在國際上是非法的，但它們正在全球像細胞分裂一樣大量擴散。或者更確切地說，有許多國家表面上同意不發展或使用生物武器，但暗中卻在組織這項工作。
生物武器的殺傷力有多大？1993年，美國計劃評估辦公室在一座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3000-10000人的城市進行了兩種武器的模擬比較研究，計算出一枚12.5千噸的核導彈能造成圓形7.8平方公里的破壞，2.3萬人-3萬人死亡。而在烏雲密佈中等風速的白天和傍晚，一枚攜帶30公斤炭疽孢子的同樣的導彈將在10平方公里雪茄形區域造成3萬-10萬人死亡。
在第一世界大戰中，特製的化學武器就出現了，28萬名步兵死於法蘭西，四分之一死於氯氣或芥子氣。而最早將化學科學的發明用於屠殺人類的則是日本人。最臭名昭著的就是日本的731計劃。
根據《上帝的壞笑》的記載，1939年當日本人企圖在美國弄到一些黃熱病毒的時候，美國人開始對這種生物戰產生興趣。1943年底，美國自己已經生產出了225公斤的炭疽炸彈和肉毒桿菌炸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美國為了回報他們的專業知識的來源，沒有對731細菌部隊的日本科學家的戰爭罪行提起訴訟。
1979年4月初，據一家俄國移民報紙報道，在斯維爾德羅夫斯克的蘇聯研究基地發生了一起爆炸事故。間諜衛星拍攝到了該複雜組合體的照片，奇怪的是一處蘇聯軍事基地竟然有動物柵欄和一套空調系統，在爆炸發生後幾天，一場炭疽病爆發的消息披露了出來，受害者忍受42攝氏度的高燒，在到達醫院幾小時內便死亡。
2001年4月27日出版的美國《科學》雜誌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提到，炭疽桿菌是最佳生物武器細菌，由於相對容易培養，便於大量生產，而且可以長期保存，已經被多個國家制成可怕的生化武器。
更令人可怕的是，病毒細菌通常是在實驗室培植出來的，如果洩露或者人員被感染上，便會引發一場可怕的瘟疫，讓世界措手不及。
城市越大，危險越大。全球化越緊密，世界就越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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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尾隨瘟疫的就是爭端、衝突與對抗，甚至是戰爭。因為，在大瘟疫中，相互指責的雙方或多方，都會尋找“替罪羊”。儘管這於事無補。這方面，水哥此前專門寫了文章。
有一個歷史的例子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在現代的特效藥被髮明出來之前，最恐怖的一種皮膚病就是梅毒。一開始患者只是覺得皮膚瘙癢，然後這種皮膚病就會組建向內部侵蝕雞肉和骨骼，直到人體的骨架。這種可怕的疾病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名字。在俄羅斯，被稱作波蘭病。在波蘭，被稱作的德國病。在德國，被稱作法國病。在法國，被稱作意大利病。在意大利，被稱作法國病。反正，總之就不是自己國家的病。
世界的本能習慣就是每遇到某個國家出現一種疾病的時候，就會責怪這個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的人民，並用這個國家的名字來給這種疾病命名。而通常這些指責，是不需要有效證據的，並帶有情緒。
《事實》一書的作者專門就此進行剖析過，認為政治領袖們經常為自己邀功，吹噓自己做了多麼大的貢獻，而別的國家則是有問題和責任的。“當我們傾向於歸咎他人的時候就會停止思考事情真正的原因，也不會對問題進行系統性的全面分析。”
當壞事發生的時候，人們總是試圖找到一個清晰而簡單的理由去責怪其他人。而當所有壞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似乎總是很自然想到，一定是有其他人故意做壞事。《事實》的作者說，我們總是傾向於相信有人利用權力或者手段，才能夠使得事情發生，否則的話，這個世界就會讓人感到不可預測，令人困惑和害怕。
歸咎他人的本能使我們誇大了個人或某個團體的重要性。這種本能總是驅使我們去找到一個被責怪的對象，而使我們忽略了對這個世界的真相的理解。“當我們過分執著於指責他人的時候，我們就會迷失自己的重點，同時喪失了學習能力。”
眼下，圍繞新冠病毒來源的問題，正陷入一場大爭論的白熱化之中。這個時候，指責和歸咎都無助於事情的解決，反而會讓事情的走向變得更加難以控制。
還是這個觀點：一方面，病菌與人類一同進化，人類並不是自然的主人，甚或微生物的世界才是真正的主宰者，人類在病菌面前，脆弱無力。另一方面，病菌既讓人類成為其最好的宿主，也找準了人類的知名弱點：“相互殘殺”，重新激發出人類世界的民族情緒、種族主義以及狂熱仇恨，促動著一步步走向“深淵”。唯有“合作”方能救贖。
但同時，我們必須也要知道，國家行為與生物武器，在21世紀的今天，同樣是值得警惕的。尤其是處於搖晃的世界時局下，更需生物安全大戰略。
本文頭條號首發，同時亦是《上帝的壞笑》與《事實》的讀書思考筆記。特此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