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臨江仙》，隨著《三國演義》電視劇以及“易中天品三國”在央視的熱播，廣為傳唱，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三國熱，喚起了大家對三國英雄的神往！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我們耳熟能詳的《三國演義》故事，雖然很精彩，但是內容卻有很多虛構的情節和誇張的成分，和真實的歷史並不完全一樣。
下面我給大家說說錢幣版的《三國演義》，就是通過對魏、蜀、吳三國各自發行錢幣的考察，來揭示他們以貨幣為武器所進行的戰爭。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三國之間的計謀權變、勢力消長以及最後由篡魏而起的晉，統一三國的歷史必然。
三國時期，因為政治上的分離，魏、蜀、吳三國分別建立了各自的貨幣制度，他們在沿用五銖錢的基礎上，各自也都鑄造了新的貨幣。
總體上看，曹魏的貨幣最為簡單，只有五銖錢一種，習稱曹魏五銖；蜀漢的貨幣最為複雜，有直百五銖、直百、直一、定平一百等四種；東吳的貨幣雖然名稱上也僅有一種，稱作“大泉”，但是面值卻最多，也最大，有五百、當千、二千、五千等四種。
曹魏地處北方，自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以來，社會經濟就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基本上退回到了實物經濟狀態，公私都很少使用貨幣，多用稻穀、絹帛為交換的手段。但是，位於西南的蜀漢以及江南的東吳，受破壞的程度很輕，貨幣經濟還都在正常地運行。赤壁之戰以後，吳蜀兩國因為對荊州的爭奪，開始由政治上的盟友演變成為交戰的敵國，最後爆發了夷陵之戰。
吳蜀兩國在對抗的過程中，蜀國實力相對弱小，便藉助通貨膨脹政策，鑄造大錢，套購東吳的戰略物資。東吳對此毫不示弱，貨幣貶值的幅度更是超過了蜀漢。在兩國的競相貶值之下，在另一條戰線上引爆了一場不見刀槍的戰爭，上演了一場貨幣版的三國演義。
這場貨幣戰爭，最早可以追溯到劉備於建安十九年鑄造的“直百五銖”。
直百五銖
當年劉備佔領成都時，因為軍用不足接受部下建議，鑄造了“直百五銖”錢，雖然重量僅有當時流通的蜀五銖的三倍，作價卻是一百倍。這意味著，劉備憑藉手中的刀劍，強買強賣，用同樣多的銅換取了民間三四十倍的物資和勞務，解決了軍隊的給養問題，初次嚐到了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的好處。
直百五銖背面的“為”字，相傳為諸葛亮手書
劉備鑄造直百五銖錢以後，曹丕於黃初二年，也下令“復五銖錢”。實際上曹魏這次僅僅是恢復用錢，而非鑄造新錢，這次用錢的目的是籌措伐吳的軍需，本來就沒有另鑄新錢的打算。因此，當物資籌集到手之後，就停止用錢，繼續“以谷帛為市”。
曹魏五銖
總體上看，北方的曹魏收入靠谷帛，官兵的俸餉以及社會上百工的給付，也都使用實物來支付，鄉村裡更是以物易物，貨幣在日常經濟生活中所佔的比重非常小。因此，實物經濟彷彿就像一道防火牆一樣，阻斷了蜀國和吳國競相推行通貨膨脹所帶來的衝擊，保持了經濟的逐漸恢復以及社會的相對穩定，這些都為西晉最後的統一奠定了基礎。
劉備的直百五銖大錢，雖然對以實物經濟為主的曹魏影響有限，但是對東吳的貨幣經濟卻造成了重要影響，引起了強烈的反應。孫權首先於嘉禾五年（236）鑄造了"大泉五百"，兩年後又鑄造了大泉當千。另外還有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它們的大小輕重與初鑄的大泉五百、大泉當千相差不多，但是面值卻已經膨脹了幾倍。
大泉五百 大泉當千
大泉二千 大泉五千
孫權為何如此不循常理地，一開始就發行面值高達五百的虛值大錢呢？以往大家因為不能理解孫權的這種行為，而視其為中國古代貨幣史上的一大謎團。
如果僅僅從孫吳單方面孤立地來看待這件事，確實難以理解。但是，如果我們將孫吳鑄錢與劉備發行直百五銖，推行通貨膨脹政策聯繫起來分析，那麼就能明白孫權急切地鑄造當五百大錢，自有他的道理。實際上，孫權這是為了應對劉備發動的“貨幣戰爭”的無奈之舉！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根據政治經濟學原理，當有兩種實際價值不同的貨幣同時流通時，實際價值高的貨幣即“良幣”必然要被迫退出流通領域，而實際價值較低的貨幣即“劣幣”反而會充斥市場。這就是著名的“劣幣驅逐良幣”的理論。
在這一貨幣流通規律的作用下，東吳地區流通的五銖錢這一足值的“良幣”，就會被迫退出流通，從而被大量地走私到蜀國銷燬改鑄成直百五銖錢，然後再被用來套購東吳的戰略物質以及民生必需品，這樣孫吳的經濟將會受到沉重的打擊。
面對蜀國以通貨膨脹為手段發動的這場貨幣戰爭，東吳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坐以待斃，要麼進行反擊。曾經被曹操在詩中盛讚為“生子當如孫仲謀”的孫權，顯然不可能坐以待斃，他選擇了強力反擊。
他反制措施之強烈、幅度之大，遠遠地超出了大家的想象。竟然一出手就造出了面值當五百的“大泉五百”來應對劉備的“直百五銖”，這既反映出了孫權的決斷與氣魄，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當時形勢的緊迫與嚴峻。貨幣領域不見刀槍的這場戰爭，其慘烈程度相比那場火燒連營的夷陵之戰也毫不遜色！
在早期金屬稱量貨幣時代，統治者推行通貨膨脹政策一般有兩種做法：
一種是在重量不變或稍微增加重量的情況下，成倍地大幅度加大貨幣的面值，使其成為虛值大錢；
另一種則是在保持面值不變的名義下，減少貨幣的重量和尺寸，使之成為減重的小錢。
這兩種手段的目的，實際上都是一個，那就是希望用盡量少的銅兌換到儘量多的物品。
劉備鑄造“直百五銖”大錢，使用的就是第一種方法。孫權強力反擊劉備所使用的手段實際上用的也是第一種方法，只是膨脹的幅度更大，他用當五百的膨脹幅度應對劉備當一百的膨脹幅度，希望以此回擊劉備發動的貨幣戰爭，杜絕東吳貨幣的外流。那反擊的結果如何呢？
面對東吳的強力反擊，蜀漢被迫採用了通貨膨脹戰術的第二種方法，即減少重量。於是“直百五銖”的面值雖然沒有再增加，但是重量已從初鑄時的重約7克，急劇減重為1克，甚至最輕時僅有0.5克。
蜀漢的這一回擊手段也非常的陰辣，看似沒有改變貨幣的面值，實際在重量上已經又貶值了六七倍甚至更多。迫使東吳不得不將兩種通貨膨脹手段結合起來使用，即一方面將貨幣的面值從當五百提高到當千，甚至當二千，乃至最後高達當五千。另一方面則將重約20克的“大泉當千”，減重至12克，最輕的甚至不及4克，有的甚至還沒有五銖錢重。改鑄“大泉二千”的時候，面值雖然增加了一倍，但是重量已經僅有12克，後來又減重為10克，再減為8克，甚至有的輕至6克不到。
因此，在這一輪貨幣戰爭中，孫吳貨幣減重最嚴重的時候，可能並不亞於蜀漢，只是時間較短而已。但是，東吳在應對蜀漢貨幣戰爭的反制措施中，因為交替使用了提高面值和減少重量這兩種通貨膨脹的方法，因此導致各種大錢輕重錯落、作價顛倒，根本無法流通，引起民眾的激烈反對，紛紛罷市，社會經濟遭受重創。
識時務的孫權，當他發現這種貶值貨幣的政策破壞國內民眾的生活，於己不利的時候，就果斷地於赤烏九年停鑄大錢並將已經發行的大錢回收，仿效魏國迴歸實物經濟，以谷帛為交換手段時。這樣一來，蜀漢的通貨膨脹政策就成了獨角戲，也玩不下去了，後主劉禪就於延熙三年進行了一次幣制改革，罷廢“直百五銖”錢，改鑄
“直百”與“直一”兩種新錢。但是不久又出現了減重，反映了蜀漢滅亡之前，國力已經江河日下、朝不保夕的慘狀。
直百 直一
貨幣作為一種歷史的見證，客觀真實地記錄了各國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文化上的發展變化。我們通過對魏蜀吳三國各自發行貨幣的考察分析，能夠清晰地看到三國在貨幣領域曾經有過一場不見刀槍的戰爭，以及彼此勢力的消長變化。三國最後統一於代魏而起的晉，單從貨幣上就能夠看出來這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必然性。
文章轉載於微信公眾號《永生說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