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临江仙》，随着《三国演义》电视剧以及“易中天品三国”在央视的热播，广为传唱，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三国热，唤起了大家对三国英雄的神往！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故事，虽然很精彩，但是内容却有很多虚构的情节和夸张的成分，和真实的历史并不完全一样。
下面我给大家说说钱币版的《三国演义》，就是通过对魏、蜀、吴三国各自发行钱币的考察，来揭示他们以货币为武器所进行的战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三国之间的计谋权变、势力消长以及最后由篡魏而起的晋，统一三国的历史必然。
三国时期，因为政治上的分离，魏、蜀、吴三国分别建立了各自的货币制度，他们在沿用五铢钱的基础上，各自也都铸造了新的货币。
总体上看，曹魏的货币最为简单，只有五铢钱一种，习称曹魏五铢；蜀汉的货币最为复杂，有直百五铢、直百、直一、定平一百等四种；东吴的货币虽然名称上也仅有一种，称作“大泉”，但是面值却最多，也最大，有五百、当千、二千、五千等四种。
曹魏地处北方，自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以来，社会经济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基本上退回到了实物经济状态，公私都很少使用货币，多用稻谷、绢帛为交换的手段。但是，位于西南的蜀汉以及江南的东吴，受破坏的程度很轻，货币经济还都在正常地运行。赤壁之战以后，吴蜀两国因为对荆州的争夺，开始由政治上的盟友演变成为交战的敌国，最后爆发了夷陵之战。
吴蜀两国在对抗的过程中，蜀国实力相对弱小，便借助通货膨胀政策，铸造大钱，套购东吴的战略物资。东吴对此毫不示弱，货币贬值的幅度更是超过了蜀汉。在两国的竞相贬值之下，在另一条战线上引爆了一场不见刀枪的战争，上演了一场货币版的三国演义。
这场货币战争，最早可以追溯到刘备于建安十九年铸造的“直百五铢”。
直百五铢
当年刘备占领成都时，因为军用不足接受部下建议，铸造了“直百五铢”钱，虽然重量仅有当时流通的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却是一百倍。这意味着，刘备凭借手中的刀剑，强买强卖，用同样多的铜换取了民间三四十倍的物资和劳务，解决了军队的给养问题，初次尝到了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好处。
直百五铢背面的“为”字，相传为诸葛亮手书
刘备铸造直百五铢钱以后，曹丕于黄初二年，也下令“复五铢钱”。实际上曹魏这次仅仅是恢复用钱，而非铸造新钱，这次用钱的目的是筹措伐吴的军需，本来就没有另铸新钱的打算。因此，当物资筹集到手之后，就停止用钱，继续“以谷帛为市”。
曹魏五铢
总体上看，北方的曹魏收入靠谷帛，官兵的俸饷以及社会上百工的给付，也都使用实物来支付，乡村里更是以物易物，货币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因此，实物经济仿佛就像一道防火墙一样，阻断了蜀国和吴国竞相推行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冲击，保持了经济的逐渐恢复以及社会的相对稳定，这些都为西晋最后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刘备的直百五铢大钱，虽然对以实物经济为主的曹魏影响有限，但是对东吴的货币经济却造成了重要影响，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孙权首先于嘉禾五年（236）铸造了"大泉五百"，两年后又铸造了大泉当千。另外还有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它们的大小轻重与初铸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相差不多，但是面值却已经膨胀了几倍。
大泉五百 大泉当千
大泉二千 大泉五千
孙权为何如此不循常理地，一开始就发行面值高达五百的虚值大钱呢？以往大家因为不能理解孙权的这种行为，而视其为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的一大谜团。
如果仅仅从孙吴单方面孤立地来看待这件事，确实难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将孙吴铸钱与刘备发行直百五铢，推行通货膨胀政策联系起来分析，那么就能明白孙权急切地铸造当五百大钱，自有他的道理。实际上，孙权这是为了应对刘备发动的“货币战争”的无奈之举！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当有两种实际价值不同的货币同时流通时，实际价值高的货币即“良币”必然要被迫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较低的货币即“劣币”反而会充斥市场。这就是著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
在这一货币流通规律的作用下，东吴地区流通的五铢钱这一足值的“良币”，就会被迫退出流通，从而被大量地走私到蜀国销毁改铸成直百五铢钱，然后再被用来套购东吴的战略物质以及民生必需品，这样孙吴的经济将会受到沉重的打击。
面对蜀国以通货膨胀为手段发动的这场货币战争，东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坐以待毙，要么进行反击。曾经被曹操在诗中盛赞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显然不可能坐以待毙，他选择了强力反击。
他反制措施之强烈、幅度之大，远远地超出了大家的想象。竟然一出手就造出了面值当五百的“大泉五百”来应对刘备的“直百五铢”，这既反映出了孙权的决断与气魄，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形势的紧迫与严峻。货币领域不见刀枪的这场战争，其惨烈程度相比那场火烧连营的夷陵之战也毫不逊色！
在早期金属称量货币时代，统治者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一般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在重量不变或稍微增加重量的情况下，成倍地大幅度加大货币的面值，使其成为虚值大钱；
另一种则是在保持面值不变的名义下，减少货币的重量和尺寸，使之成为减重的小钱。
这两种手段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一个，那就是希望用尽量少的铜兑换到尽量多的物品。
刘备铸造“直百五铢”大钱，使用的就是第一种方法。孙权强力反击刘备所使用的手段实际上用的也是第一种方法，只是膨胀的幅度更大，他用当五百的膨胀幅度应对刘备当一百的膨胀幅度，希望以此回击刘备发动的货币战争，杜绝东吴货币的外流。那反击的结果如何呢？
面对东吴的强力反击，蜀汉被迫采用了通货膨胀战术的第二种方法，即减少重量。于是“直百五铢”的面值虽然没有再增加，但是重量已从初铸时的重约7克，急剧减重为1克，甚至最轻时仅有0.5克。
蜀汉的这一回击手段也非常的阴辣，看似没有改变货币的面值，实际在重量上已经又贬值了六七倍甚至更多。迫使东吴不得不将两种通货膨胀手段结合起来使用，即一方面将货币的面值从当五百提高到当千，甚至当二千，乃至最后高达当五千。另一方面则将重约20克的“大泉当千”，减重至12克，最轻的甚至不及4克，有的甚至还没有五铢钱重。改铸“大泉二千”的时候，面值虽然增加了一倍，但是重量已经仅有12克，后来又减重为10克，再减为8克，甚至有的轻至6克不到。
因此，在这一轮货币战争中，孙吴货币减重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并不亚于蜀汉，只是时间较短而已。但是，东吴在应对蜀汉货币战争的反制措施中，因为交替使用了提高面值和减少重量这两种通货膨胀的方法，因此导致各种大钱轻重错落、作价颠倒，根本无法流通，引起民众的激烈反对，纷纷罢市，社会经济遭受重创。
识时务的孙权，当他发现这种贬值货币的政策破坏国内民众的生活，于己不利的时候，就果断地于赤乌九年停铸大钱并将已经发行的大钱回收，仿效魏国回归实物经济，以谷帛为交换手段时。这样一来，蜀汉的通货膨胀政策就成了独角戏，也玩不下去了，后主刘禅就于延熙三年进行了一次币制改革，罢废“直百五铢”钱，改铸
“直百”与“直一”两种新钱。但是不久又出现了减重，反映了蜀汉灭亡之前，国力已经江河日下、朝不保夕的惨状。
直百 直一
货币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各国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上的发展变化。我们通过对魏蜀吴三国各自发行货币的考察分析，能够清晰地看到三国在货币领域曾经有过一场不见刀枪的战争，以及彼此势力的消长变化。三国最后统一于代魏而起的晋，单从货币上就能够看出来这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必然性。
文章转载于微信公众号《永生说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