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針對中國與中美洲三國建交後美國召回駐三國使團團長事件，回顧並分析了我國與三國建交的基本情況及建交後的合作願景，並就中美博弈背景下中國如何加強與三國乃至更多拉美國的外交合作給出了建議。
作者 | 朱紹明、藍國瑜（IMI研究員）
以下為文章全文：
中美洲三個國家巴拿馬、多米尼加、 薩爾瓦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後，美國從三國召回了三名駐外使團團長，其對中國在拉美地區不斷增長的影響力更加不安與焦慮。而三國與中國的經貿合作雖已進入新階段，但在拉美地區左降右升的整體政治生態下，中國與中美洲新建交三國的深入合作依然充滿不確定性。中國需要超越與三國的建交關係，來審視這一外交成果所關聯的更大場景和時代意義。
1 中美洲新建交三國與中國建交後的基本情況
2017年6月，巴拿馬正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而在雙方正式建交之前，中國就已經承建了巴拿馬的多項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投資與興建，比如中國建設承包的阿馬多爾會議中心、橫跨運河第四大橋以及巴拿馬城地鐵三號線重大工程等。中國與巴拿馬的建交得到了巴拿馬政府各個部門的積極支持，包括旅遊局等。他們認為“這對於振興巴拿馬旅遊業帶來巨大機會。” 2018年4月，多米尼加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隨後，多米尼加有史以來最大的電力項目即正式落地。之後，2018年8月，薩爾瓦多正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雙方在經貿領域和人文教育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得到切實加強。但2019 年初，在薩爾瓦多的總統大選中，布克萊擊敗塞倫，成功當選新總統。他在多個場合表示自己將重新審視與中國的關係，並多次批評中國無視國際貿易規則、操縱貨幣。儘管在雙方正式建交後，中國已向薩爾瓦多提供了1.5億美元的援助。
巴拿馬、多米尼加，以及薩爾瓦多與中國建交的基礎是明確的。一方面，全球化、技術進步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等外部條件，為中拉關係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動力。另一方面，中國日益增長的外交力和海外投資能力為需要開展國際合作、共謀發展的國家打開了新的可能性。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尋求務實合作的希望與作為得到了更廣泛的認同。洪都拉斯總統埃爾南德斯曾表示， “中國在中美洲日益增長的外交力，對於中美洲而言是一個機遇，這向中美洲所有人提供了機會。”同樣，中美洲新建交三國對中國的期待也是明確的，那就是深入開展各個領域的合作，促進貿易與投資，助力該國經濟發展。
2 中國與中美洲新建交三國建交後的更高願景
巴拿馬、多米尼加，以及薩爾瓦多與中國建交後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得到了直接的惠益。而對於中國而言，中國的期待應當是高於貿易與投資合作層面的。中國2/3的全球倡議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遠遠超乎於經濟發展之上的人類整體進步的更高遠景。
經濟全球一體化下治理體系的形態和實質呈現出了一個更加複雜與不斷變化的現實，這其中充斥了處於不同層面的群體預期以及相應的話語。這就要求中國需要更加謹慎和全面地去思考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與地位。中國當下正處在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當中， 面對中美博弈的緊張態勢、面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需要，中國在拉美國家的跨國行動關係著中國是否能在新一輪國際秩序的構建中尋求到戰略性位置與角色。而關於具體做法，中國可以從美國在全球範圍內製定規則的經驗，以及其在全球範圍內失去陣地的教訓中得到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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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如何加強與中美洲新建交三國甚至更多拉美國家的外交合作
1.從內部出發，積極提高中國規則與標準的全球應用
中美兩國博弈的本質是兩國內部制度的國際影響方式和國際影響成果的博弈。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教授 Larry Backer 表示，自20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就在自內而外地構建國際貿易及投資的框架結構、規範性原則和其操作運行標準。美國的國內規範及法律原則通過全球互動得以國際化，成為國際框架。通過強化經濟、社會、文化活動聯結的過程中實現美國的外交政策，一直是美國的強項。就這一點而言，在建立國際影響力的方法上，中國應當向美國學習，首先從內部將行業標準法律化，其次在跨國項目的投資與實施中將國內法律國際化。
2.藉助於與中美洲的建交關係增加中美博弈的砝碼
美國習慣於利用第三方國家向博弈對手施加壓力。智利安德烈斯·貝略大學中國中心主任、前智利駐華大使費爾南多·雷耶斯·馬塔感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曾向智利施加壓力，要求智利政府拒絕與中國通訊公司華為進行合作，但是智利總統還是頂住了美國的壓力，更是到了北京參加“一帶一路”峰會。中國也應當學會利用他方向美國施加壓力。
據路透社報道，薩爾瓦多等國常年處於政治動盪、幫派暴力活動橫行的環境之中。美國曾聯合三國設立“中美洲被三角繁榮聯盟計劃”，以幫助其發展經濟、改善治安、減少該地區的赴美難民數量。但該計劃成立後，美國對該地區的援助卻持續減少。在 2016年至2018年期間，美國對該地區的援助下降了超過三分之一，動搖了中美洲地區國家對美國政府的盟友信任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可以支持薩爾瓦多指控美國不僅違反了其對自己承擔的義務，而且違反了對其他國家乃至整個國際社會的義務。在此情況下，中國可以支持薩爾瓦多積極地向國際社會發聲，以類似事件為著力點，藉助於薩爾瓦多向美國的單邊主義施壓。
3. 面對政治環境的不確定性， 充分重視民間組織可能為中拉外交關係帶來的新契機
民間組織在參與國際治理中發揮著政府和企業無法替代的作用，它們不僅可以成為官方外交和企業合作以外的輔助者，而且可以在文化、教育、科技等的傳播方面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在美國實現其外交目標的過程中，民間組織的是其運用最得手的力量之一。美國藉助於民間組織來推動其全球化政策與目標的實現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模式與機制。通過撥款或政府合同， 聯邦政府積極地與非政府組織保持密切聯繫，通過它們來實施一些政府的海外項目以及外交政策。而這些項目中，有很多都分佈在拉丁美洲地區。2014 年，《英國衛報》曾專題報道美國國際開發署利用拉美青年鼓動古巴內亂。
中國應當在與拉美國家的深化外交關係的過程中推動中國民間組織走出去、同時使得民間組織反哺於中國外交。尤其是在拉美地區左降右升的整體政治生態下，政治局面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民間外交的可預期性有可能可以超越國家行為的可預期性。通過民間組織確認拉美國家的價值共鳴與發展目標，可以克服該國內的政治風險，成為一種更穩定的長期戰略資產，也更有可能使得“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的中國理念得到拉美國家的認同與支持。
編輯 李昂
責編 金天、蔣旭
監製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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