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30日下午，從釜山回到首爾，當晚住在東大門附近的民宿，是新修的韓屋，十分乾淨明亮。果然降溫，狂風捲起的枯葉撲打著窗扉。早早收拾停當，飽睡至天明，已是一年最後一天。
從周是第一次來首爾，之前就說想去看國立中央博物館，還想去三角地的戰爭紀念館。因為新年第一天就要回日本，這天儘量將看展行程安排得很密集，甚至還想再多去一處。事實上，巨大的國立中央博物館花費了我們大半天時間，起先還認真觀察、筆記、拍攝，不久只剩下走馬觀花的力氣，嘆息著：“高麗時代還沒有結束？朝鮮時代太漫長。”看完所有展廳，已是下午三點半，兩人都絕不想繼續看展。“去仁寺洞看通文館！”我作出決定。經在韓國工作的友人向遠小姐電話確認，通文館此日不僅營業，精通日文的夫人也在店內，頓時恢復精神，號稱要領從周去看我在仁寺洞的聖地與銷金窟。
有關仁寺洞古書店通文館的歷史，從前已有考證（見2018年1月3日“澎湃新聞·私家歷史”《首爾書店奔突記》）。自2017年冬初次拜訪，此後每番去首爾，一定會去拜訪。2018年冬再訪之際，去看了幾次，皆是大門緊閉。詢問附近旅遊中心的工作人員，答說已停業，非常惋惜的樣子。2019年9月下旬去首爾，又去仁寺洞，幸運的是通文館正常營業。夫人說，書店不會停業，會堅持下去，又云近幾年來自歐美東亞研究領域的訂單不少。聞言大鬆一口氣。記得美術史學者俞弘濬先生也是通文館的常客，若沒有通文館，仁寺洞對我的吸引力不知要褪色多少。
當日在店內找到曾任奎章閣古書系系長的書志學者金得洙的舊藏，譬如書志學研究者沈㬂俊譯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是譯者籤贈本。曾讀過沈氏所著《日本訪書志》（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88年），不想在此見到他的題贈。還有一冊尹炳泰贈送的《羅麗藝文志》（李聖儀、金約瑟編，弘文書館，1964年），尹氏也是書志學研究者，專精朝鮮時代活字研究。此外還買下一冊癸亥（1803）新刊木記朝鮮童蒙讀物張混編《兒戲原覽》，店家標註“木版本”，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有同版（書號08227），著錄刊行年為1803年，也認為是刊本。據金斗鍾研究，張混曾在1803年用整理字體木活字印過《兒戲原覽》（《韓國古印刷技術史》，探求堂，1981年，346頁）。仔細辨別此本，未見版框拼接處有明顯縫隙，同葉字跡也未見新舊羼用的現象，判斷應是翻刻自1803年木活字本的刊本。忠南大學校圖書館亦藏有一冊《兒戲原覽》（1803年，木版本），標註“整理字翻刻”。此冊內容豐富有趣，蒐集了有關中國和朝鮮的許多掌故。韓國學者丁淳佑認為此書突破了朝鮮士人傳統的小學類教材，而以民間遊戲、民俗、朝鮮歷史認識為出發點，是供平民閱讀的童蒙書，也是書堂等基礎教育機構的教材（丁淳佑《十八世紀書堂研究》，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86年）。
沈㬂俊譯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金得洙舊藏
《古書真偽及其年代》譯者簽名
尹炳泰贈送的《羅麗藝文志》
癸亥新刊朝鮮童蒙讀物張混編《兒戲原覽》封面
癸亥新刊朝鮮童蒙讀物《兒戲原覽》卷首
由於種種歷史原因，在1990年代之前，韓國書志學研究者很少與大陸學者交流，而更多與日本、臺灣學界保持往來，“書志學”一詞本身也是殖民時代的遺產。這些學者在日本書志學領域頗為人熟知，在我國似較少被提及。近年，日本的書志學研究在我國幾成顯學（是否充分利用、探討則另當別論），但對韓國書志學領域的先行研究尚缺乏整理與利用，而這些顯然也是東亞書籍史、書志學研究不可忽視的重要部分。
我們從國立中央博物館附近的二村站搭乘四號線至忠武路站，又轉三號線至安國站，出來很快就到了通文館——遠遠望見書店玻璃門內有燈光，雀躍不已。推門後，果見櫃檯內坐著夫人，側面坐的是她的丈夫李鍾韻先生，正在整理新收書籍，逐冊擺在置書架上拍攝書影。是我每次來時見到的安寧光景。
與夫人寒暄過後，我們便開始看書。與夢遊錄頗有緣分的從周找到一冊題為《夢見諸葛亮》的寫本，認為十分有趣，要我也看。此本為四瓣花紋青錦封面，以圓珠筆題寫書名。封面、封底所用襯紙為《南原尹氏族譜》丙編。內文用藍絲闌紙，四周雙邊，半葉十二行，墨筆書寫，字跡整齊，篇目完整，偶有硃筆或墨筆訂誤。序文為獨立運動家申採浩所作，正文分六章，曰議者謂為非計，曰容或無怪十條，曰先生歷史演義，曰東土文學虛實，曰黃白關係真狀，曰支那政略改良。文章混雜漢文、諺文寫成，以夢中與諸葛亮相見、答問的形式，多涉近代各國政治、改革等事，表達對朝鮮國勢的強烈憂慮。
《夢見諸葛亮》寫本封面
《夢見諸葛亮》寫本卷首序
劉元杓為漢陽劉氏，出身於譯官之家，生年1852年，不少資料均稱卒年不詳。專門研究劉元杓、並曾出版《夢見諸葛亮》韓文譯本的釜山大學教授李聖惠認為其卒年當在1919年5月之後（李聖惠《蜜啞子劉元杓傳記考察》，《東北亞文化研究》61，2012）。檢索《東亞日報》數據庫，見1929年12月6日有崔誠愚詩《謹輓蜜啞子先生》，並有一則訃聞，稱劉元杓於是月1日死於開城高麗町。事實上，Yi Byeong Jik在《20世紀初夢遊錄現實認識與對應方式》（《韓國文化論叢》第59號，2011年）一文腳註中已指出劉氏末年當為1929年。感謝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慷慨的數據庫，此外還檢索到如下信息：金振九在雜談《北隊》中寫過一節“開城奇人蜜啞翁”，“世間知曉劉元杓者少矣，著作《夢見諸葛亮》之蜜啞子則無人不知”，劉已是七十八歲老人，住在高麗町，仙風道骨云云（《別乾坤》第22號）。在尹致昊日記中，可以見到尹致昊與劉元杓的往來至少從1917年延續至1928年。尹氏比劉元杓年輕十三歲，他認為“劉元杓氏是相當英敏的人物，與古代近代的其他人物都不同”（《尹致昊日記》1920年8月13日）。這些零星資料亦可對劉氏生平稍作補充。
劉氏字善七，號蜜啞子，1880年通過增廣試雜科漢科考試，擔任直長與漢學官。後曾參軍，先行研究普遍認為這是因為他精通漢語、而軍隊需要翻譯人才的緣故。1900年起，劉元杓開始在《皇城新聞》等報刊發表文章，討論政治，呼籲喚醒民眾，他對梁啟超極為推崇。當時，《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等報刊在朝鮮均設有代收點，為朝鮮進步知識人普遍閱讀，當中梁啟超的文章最受喜愛，對朝鮮進步青年的思想及生命產生了深刻影響。
劉元杓曾在《蜜啞子經歷》一文中講過一則故事。1906年春曾往水原參觀農事試驗場，歸途中拜訪舊日相熟的一位士人。談話間有一位少年帶來一箱書，主人翻閱，滿面喜色。蜜啞子見不過是四書三經、詩學全書、事物類聚、古文真寶等傳統經典，愕然問這些書有何用。主人答自家青年子孫不可不學習，因此不惜重金自漢陽買回。蜜啞子落淚，說甲午年日本全權公使大鳥圭介來駐京城，曾對宰輔金宗漢、曹寅昇言，餘駐紮貴國數碩，見貴國政治程度與民俗程度，則五百年享國萬無其理。日前閱覽貴國所用大全通編冊子，則五百年享國原因果在於此也。蜜啞子亦在尋覓朝鮮之微弱而將至滅亡之境的根由，見到主人行為，而知其原因。因為主人重視傳統經典的行為，可以說無心性、無思想、無精神、無耳目。主人愕然，反問這些書籍既非天主教書籍，又非佛教書籍，何至於此。蜜啞子問他可曾看近日報刊。主人說報刊雜用漢文諺文，文法文格賤陋。蜜啞子長嘆，認為“今日我國之百度改良之中，最先急務者，乃為改良上等人類的心情”。主人遂問青年應讀何書，蜜啞子的建議中，有云“實心熱覽彼清國哲學博士梁啟超著述《飲冰室文集》十八冊，洞悉其義，則天下形勢、國治方向、人道就緒之大方針可自然出生。若此危弱垂亡之國勢，自是挽回之非難也”，並認為《飲冰室文集》是挽救國之萎靡滅亡的“第一靈藥”，建議這位士人務必買來閱讀（《大韓每日申報》1907年9月6日）。這則故事充分說明梁啟超在劉元杓等朝鮮進步知識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出身於譯官之家的劉元杓在朝鮮時代只是中人階層，與這則故事中崇奉傳統經典的兩班貴族相比，身份頗為懸殊。故事裡的貴族以漢文為正統，認為夾雜諺文的報刊文章“賤陋”，這也是朝鮮士人的基本認知。而劉元杓認識到漢文諺文雜用的口語文章於喚醒青年的重要性，顯然服膺梁啟超通過新文體啟迪民智、開通風氣的理念。乙巳條約簽訂後，韓國淪為日本的保護國，此後，劉元杓在各種場合發表了大量鼓勵新學、提倡改革的演說。如1906年12月19日，曾為徽文義塾、桂山學校、普光學校等學校師生演講，呼喚學生須從畏懼、羞恥、憤發出發，致力追求新學問（《皇城新聞》1906年12月22日）。1907年1月，劉元杓在漢城基督教青年會演說東土四千年以來經義虛實論及國政向背，“若使我韓當局官吏當年曾聞此言，今日政治之腐敗必不至此”（《皇城新聞》1907年1月10日）。1908年5月，“蜜啞子劉元杓演說，激切慷慨，聞者動容”（金允植《續陰晴史》）。《皇城新聞》社長張志淵“每為新聞，必嘲侮儒者而讚揚侮慢聖賢之梁啟超，稱述詬罵經籍之劉元杓”，這受到當時不少傳統士人的牴觸與反感，有儒者這樣批判認可梁啟超和劉元杓的張志淵：“餘謂如志淵者，正劉向之謂晚世惡人之反非儒者者，可惡，亦可哀也。”（田愚《華島漫錄》）
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朝鮮總督府圖書館舊藏）廣學書鋪本《夢見諸葛亮》題簽
《夢見諸葛亮》卷首配圖
《夢見諸葛亮》（廣學書鋪，1908年）版權頁
《夢見諸葛亮》廣學書鋪本卷首劉元杓寫真
《皇城新聞》刊《夢見諸葛亮》廣告
《夢見諸葛亮》寫本中出現的日文勘誤字跡（右數第五行“ナキモノ”小字）
1908年8月，廣學書鋪出版了劉元杓的《夢見諸葛亮》，定價五十錢，漢城各處書店均有發售。此書屢經加印，受眾甚廣。日韓合併之後，此書被朝鮮總督府定義為妨害社會安定秩序的禁書，從此消失於市場。從周找到的這一寫本自然成立於廣學書鋪版之後。翻檢此寫本，見到“黃白關係真狀”一章中“苟如是，則乙未年日清約章朝鮮自主之句語，與癸卯年日本詔勅獨立擔保之金石之文”的“日清約章”，寫本原誤作“日清戰爭”，後以墨筆在“戰爭”二字旁劃線，並細書“ナキモノ”，即日文“不用”之意）。可知寫本作者當精通日文，那麼很大可能是殖民時代生人，則推測此本成立於日本戰敗之前，或距事實不遠。
既是從內容、形式到來歷都如此有意思的書，當然要買下。就在此時，店裡進來一位歐美客人，以英文詢問夫人書店玻璃窗內展示的美人照片是否出售，那美人是誰。夫人一口動聽的英文，答說那是著名的舞蹈家崔承喜，戰後去了北朝鮮，店裡照片都是當年拍攝、沖印的原版，暫不出售。客人離去後，我小聲與從周讚歎夫人出眾的語言能力。不料夫人竟笑著對我們說中文：“原來你是中國人！”我更驚訝，此前每番都與日本友人同行，得知夫人會日文後，就想當然地僅以日文交流，不想夫人的中文與日文一樣漂亮。
“您究竟會多少門外語？”忍不住問她。
夫人以中文笑答曰：“我大學專業是西班牙語。中文是自己非常喜歡，學了有四五年。”她舉起手中的書冊給我看，“我要考漢檢五級，每次總覺得應該能過了吧，但臨到考試老出錯。”那是漢語水平考試（HSK）的真題集。
“你日語說得真好，之前以為你和你朋友都是日本人。”
我搖頭：“可是我不會西班牙語，也不會韓語。”
夫人不再自謙，告訴我們不久前她剛去了北京：“在天壇，遇到了初雪。”那是11月29日的事，她給我們看天壇的雪景照片。初雪在韓國流行文化裡有格外浪漫的意味，難得去北京，碰巧趕上，自然難忘。聽說我們剛從安東、釜山轉了一圈回來，夫人也驚歎。又說自己比起研究舊書，更喜愛學習語言。我們談話過程中，店主李先生一直兢兢業業拍攝書影，偶爾對我們微笑。記得李先生曾說過自己不會外語，店裡與外國相關的生意都是夫人負責。今日更深刻領略到夫人的魅力，佩服又感慨。
舊書店標籤集錦
店內有一張小小的畫框，是舊書店標籤集錦。這標籤一般貼在舊書封底內或卷首，一半是店標，一半寫價格。出售之際，店家將價格撕下，店標仍留於書頁。當此書再次進入市場，下一家舊書店一般會將舊店標除去，貼上自家標籤。第一次來時就留意到，這次不忘指給從周看。上面有許多我熟悉的書店：京都的喜久屋書房，東京的東陽堂書店、叢文閣書店、秦川堂書店、巖松堂書店、山陽堂書店，福岡的葦書房……也有昔日首爾的文光堂書店、金港堂書店，許多已成為歷史。這些跨越山海抵達通文館的舊書，又帶著通文館的印記去往四方。小小畫框內是書籍之旅的留念，也是書籍生命力與舊書店使命的明證。
《夢見諸葛亮》之外，又挑了幾冊近代以來的韓國出版物。與主人家互道過“新年快樂”，依依惜別。又是黃昏，聽說這晚附近的普信閣有敲鐘慶典。而我們在通文館已十分滿足，對其他熱鬧不再動心。與友人向遠小姐在仁寺洞吃飯喝茶畢，便回了住處。夜裡果然聽見鐘聲與煙花綻放的響動。“難得住在景點，卻不去看風景。”從周笑，“倒像我們去年在釜山，好不容易住在海邊，卻沒有看海。”
京都府木津川山城町高麗寺遺址
高麗寺遺址所在地
新年第一日，我們回到日本。因是傍晚的航班，得與首爾從容告別。在日本生活多年，痛感若不熟悉朝鮮半島，則對於理解東亞史會缺少重要一部分。又逐漸認識到京都與朝鮮半島從古代至近代的密切關聯。譬如欽明天皇曾在山城國相樂館接待高句麗使節（《日本書紀》卷十九），今日京都府木津川山城町有高麗寺遺址，被認為是朝鮮半島渡來人狛氏所建。有學者認為高麗寺前身即是相樂館，那一帶也曾是渡來人的聚居之所。曾在仲春時節來到高麗寺遺址，原上碧草如浪，山藤花搖曳如瓔珞，遠處是秀麗清澈的木津川，遙想千餘年前來到此地構築寺院的渡來人心情。又譬如忠清北道沃川出身的詩人鄭芝溶曾留學同志社大學，有詩歌《鴨川》，“鴨川，十里野原上/日已暮，日已暮/每一箇中午，送別你/喉嚨已嘶啞，激流的水音/握緊冰冷的砂粒，冰冷的人心/握緊，捏碎呀，抑抑不樂”……1928年7月，他在河原町天主教會受洗，教名弗朗西斯科。今日河原町天主教會仍在那裡，每番進城，都會路過，常去教堂旁的小書店。還有一位曾留學同志社大學的韓國詩人尹東柱，1943年被下鴨警察署檢舉為思想犯，在距日本戰敗不久的1945年2月16日，病死於福岡刑務所。下鴨警察署——就在出町柳不遠處，因離大學太近，不同時代以種種名目逮捕過不少學生。“我好像能夠無憂無慮地/數清這秋夜的全部星星/刻入肺腑的那一顆兩顆星星/如今數也數不清了/因為晨曦即將走近/因為明晚還有夜晚/因為我的青春尚未燃盡。”古寺遺蹟、存留的教堂、詩歌的音節……它們極直接地打動我，影響我對待歷史的態度，告訴我與生息之地存在過的靈魂之間的關聯，並將我一次又一次帶往新的旅途。
附記：
感謝通文館夫人慨允拍攝書店內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