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本侵華戰爭時期，有一個日本青年學者來到蘇州專門學習吳語方言，這個青年名叫高倉正三。從1939年抵達蘇州五卅路同益裡第三號的出租房，到1941年3月13日在蘇州盤門新橋巷的蘇州醫院內孤獨離世。在這不到三年的時間裡，高倉正三請家庭教師學習吳語方言，一邊整理吳語發音和文法，一邊為日本國內雜誌撰寫文章，閒暇時遊覽蘇州園林古寺，也和同道朋友溯長江而上領略中國名勝古蹟。高倉正三喜歡把生活點滴記錄下來，直到因病去世前半個月還在寫最後的信與日記，在他死後，兄長高倉克己和在京都大學的導師吉川幸次郎出版了他的日記，名為《蘇州日記》。
高倉正三《蘇州日記》1939-1941
一個純粹的學人
現在很多新蘇州人都不願意學習蘇州話，很難想象抗日戰爭期間會有一個日本人不遠千里來學習蘇州話。但是如果您對歷史學、語言學、人類學略有了解，就很容易理解了。
日本人對中華文化的景仰從唐代開始，當時日本派出大量的遣唐使，前來學習中國文化，那時候中國文化像一座巍峨的高山，讓孤懸海外的島國小民高山仰止。
近代以來，西學日盛，起源於西方的文化人類學傳入日本，20世紀20年代以後，隨著研究範圍的深入和擴大，文化人類學才形成包括民族學、考古學和語言學等分支的學科。日本的文化學者將中國地域文化當作一種社會風俗、民俗傳統的觀察對象，因此在日本京都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的資助下和日本外務省的協助下，青年學者高倉正山來到蘇州，學習整理吳語方言，並對相關的風土人情進行觀察、記錄和研究。
在蘇州期間，高倉正三經常往返上海、杭州，採購很多地方語言的戲曲唱片、古典書籍、文學作品寄往日本國內。博古齋、覺民書社、同文書院、公署、護龍街口的書店等等淘書的地方接連出現在日記裡。高倉正三痴迷地收集《四部叢書》《古史辨》《樂府古辭考》《初學集》之類的古籍，極度推崇俞樾、章太炎等國學大師，推動日本領事館修繕章太炎的墓地。也讀冰心、郭沫若、劉大白、、聞一多、沈從文這一批當時的中國作家作品；他研讀《中原音韻》《古音叢目》，也讀《九尾龜》《何典》之類的吳語小說來學習音韻。他非常讚賞葉紹均（葉聖陶）的著作，也很愛看豐子愷的漫畫，甚至買了一套寄給自己的侄子。
蘇州話很難學，僅在日本國內學習過北平官話的高倉正三面對蘇州話毫不畏懼，他說：“遊獅子林時，在亭子裡聽他們哼哼崑曲，曲調優美，連一竅不通的我都感到十分有趣。”到後來，聽崑曲和到北局書場聽評彈成為常態。為了研究吳語，他購買了大量的崑曲、彈詞唱片，並詳細地記錄下名稱，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資料。他還記錄了王美玉、雲秋蘭、馬駿驊等期他戲曲類型的演員的表演。
高倉正三請了兩位老師教他蘇州話，一位是當時省政府某張姓科員的女兒，每日兩小時，每月二十法幣，一位是男性，每月十二法幣。憑著一股子熱情，這個才來蘇州一年半時間的日本人，竟然已經可以用蘇州話和當地人對話，並能把民國作家寫的童話、書簡和戲曲等改寫成了蘇州方言。他寫了《蘇州志略》介紹蘇州歷史，而他所著的《蘇州語辭典》底稿和收集的一千多條蘇州話詞條，被其老師吉川幸次郎認為“把頗具魅力的蘇州語的發音帶給了我們學術界”。
豐子愷《豁然開朗》
一個貧苦的青年
在閱讀高倉正三的《蘇州日記》過程中，無時無刻都在感受到那些無處不在的窘迫和困苦。他常常扳著手指頭生活，資助的錢到了銀行或者領事館，都是第一時間去領出來，出去兌換，雖然日元比法幣保值一點，但是最終還是要換成法幣。法幣一直貶值，拆東牆補西牆，買書買唱片要墊錢，蘇州的冬天非常寒冷，添置棉衣棉褲耗費頗多，生活處處都需要錢。
“十二月二日，早上去了臺灣銀行（日本人在蘇州開辦的銀行）……回來與管家婆婆結賬。木炭三袋計十元八角，腳爐一隻兩元八角，湯婆子兩元一角，洗褲子一條三角，木炭一袋三元六角，蜂窩煤五角。”
“十二月二十二日，去大丸百貨商店買燈泡，因種類多而買了不少，每隻燈泡五十五錢，洋襪每雙五元五角，襯衫一元八角，手帕八十錢。到觀前街一看，燈泡高達每隻一元，差價之大，令我咋舌。購買以上貨物，已用盡所帶錢款。”
“十二月二十九日，自從到蘇州以來的三個月，月月都是赤字，所帶來的錢到這個月也已墊空……這兒的物價百分之一百，百分之兩百地上漲，因為有規定，我只能節儉地去過日子，能夠給我加百分之五十也就心滿意足了。無論如何請先生多加費心。如可能的話，最好能從我來蘇州的第一個月開始加起。這也許是得寸進尺的要求，不勝惶恐不安，請您多加寬恕。”
高倉正三的集體主義意識比較強烈，即使這樣入不敷出的生活窘境下，調薪一事也不願自己一個人提出，他知道在北平還有四位像他一樣的學者，他希望五個人能聯名申請調薪，避免自己顯得突兀和不合群。“給我的來信說我們四人聯名不聯名均可，但我認為還是聯名的好，請你們與在北平的三位在協商的基礎上寫好一封陳情信，留下我署名的餘地給我寄來，或者請佐藤先生帶來也可。”
高倉正三向外務省申請的差旅費補助500元，收到後，他首先感謝了蘇州領事館照顧和幫助。“回家後給張女士二十元，朱爺十二元。另買化妝袋六十五錢，鞋和挎包二十九元。還向林借的兩百三十元。”這500元到手還沒焐熱，就只剩200元了。
東方研究所的資助不足以涵蓋生活的開支，高倉正三想方設法增加收入，一方面幫助上海的日本國內的雜誌翻譯中國的著作，一方面通過蘇州領事館的工作人員介紹日語教學兼職，“決定應邀講課，時間是星期一、二、四的白天和星期二、四、五、六的晚上，哎呀，這下又可以作為研究經費了。還掉借款，付掉房租，竟還有六十元餘款。”
除了學習、工作，高倉正三還記錄了蘇州的物價情況，幾乎到了事無鉅細的地步，平均每筆消費明細都會記入日記。這是一個收入拮据，常常入不敷出，每月赤字的蘇漂日本青年，為了生活能過得下去，衣食住行總是精打細算，蘇州楊梅上市，高倉正三一邊懷念家鄉的楊梅，一邊感慨已經數月沒有吃過水果。
一個孤獨的旅人
父母在，不遠遊。高倉正三來蘇州的前一年，母親去世，他在日記中記載著，“昭和十四年（1939年），八月二十四日，母亡”。就這樣，一個了無牽掛的年青人遠赴重洋，來到中國。
除了少數旅行時間，高倉正三在中國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個人住在蘇州五卅路同益裡第三號的出租房中，夏天蚊蟲叮咬，冬天衣被單薄，沒有母親的叮嚀，沒有父兄的照顧，一切只能靠自己。
長期超負荷的工作和貧苦生活，使得高倉正三同時染上了傷寒和肺結核，1940年10月份，入蘇州醫院治療，入院後高燒不止，“二月二十七日，陰。體溫為36.8℃、37.2℃、38℃、38.6℃。整天雲層低重，蕭索而淒涼。給哥哥寫回信。午睡時體溫有所上升，四點以後腦袋炸裂似的疼痛。汗一直從晚八點多出到十點多。但一出汗頭就不痛了。只要天氣稍冷，我就受不了”。一個人遠在異國他鄉，因為沒錢，甚至護工都不辭而別，喝水起夜均很為難。病情反覆，終於不治。
高倉正三臨終前半個月最後一封給研究所浜田先生的信交待了兩件事，第一在1940年十月底他曾向蘇州領事館警察閏間借過三十元，請研究所幫忙還清；第二自己所有的藏書捐贈給研究所。高倉正三之將死，尚記得欠朋友的三十元錢而心中不安，設法彌補，高倉正三之將死，這個年僅28歲的青年學者所有的財產大概就是幾百本書。
高倉正三的哥哥高倉克己聽到弟弟病危的消息後趕緊乘船西渡。十三日那天，船還在東中國海的海上航行。另據說在他離開人世時，照看他的護士也巧不在病房。高倉正三的導師吉川幸次郎在日文版《蘇州日記》的《跋》中長嘆一聲，這位學生高倉正三正可用“天涯孤獨”四字來形容了。
這個學習吳語方言的日本青年，在中國不滿三年，除去病中半年，學習的時間不到兩年，略有小成。我們不知道高倉正三生命中最後半個月的想法，因為日記戛然而止，語言學研究沒有達到自己的目標，故土家鄉又是那麼遙不可及，生前生後皆茫茫。就這樣一個孤獨的生命永遠留在了異國他鄉的姑蘇城中，來時一人，歸鄉時已是一抔塵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