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市場的發軔，可以追溯到15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隨之而來的殖民浪潮，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全球經濟時代，這個時代已經持續了500年。
從那時起，由於國際貿易和分工的發展，人類經濟活動的複雜性開始提升。此外，西歐一大批主權國家崛起，又帶來了國家經濟競爭的浪潮。於是，經濟發展的實踐提煉和國家競爭的需要，同時推動了經濟理論的發展。
從15世紀末期開始，西方的知識精英不斷對經濟問題提出見解，並形成理論，逐漸成為一種自覺。在主權國家面臨白熱化競爭，或各國都出現共同的經濟問題的時候，總有新的理論湧現，它們試圖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
500年來，有的成功，有的失敗。
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戰之後發達經濟體最大的公共衛生危機，它帶來了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同樣，它也再次給經濟學提出了新的“採購需求”。然而，無論採用或發明什麼新學說，它都始終逃不過一個範疇：國家與市場的博弈。
重商主義
在過去的500年，經濟思想領域湧現出大大小小几十個流派，但如果拉長曆史，真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經濟學派別有三個：重商主義、古典主義和凱恩斯主義。今天各國的經濟實踐，都沒有脫離它們的範疇。
一直以來，有人並不把重商主義算作經濟學。他們認為經濟學的正統起源是亞當·斯密（1723-1790）的古典主義，而重商主義是前現代的東西，它更像是一種來自東方集權國家關於富國強兵的權術。
所謂重商，首先是相對於過去的重農而言。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過去的人類社會，出現過兩種讓國家富強的政治經濟學體系。一是重農主義，二是重商主義。
《國富論》的寫作時間是18世紀的下半葉，亞當·斯密將重商主義看成過去兩三百年（15-17世紀）人類最主要的經濟學思想之一。
“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
對有著“重農抑商”傳統的中國人來說，重農主義很好理解，東西方的重農主義區別都不大。但重商主義則不一樣，本質上，它兼具東方皇帝集權和西方契約主義的雙重性。
在15世紀，也就是中國明朝前半段的時代，西方的民族國家開始發軔，除了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各個日耳曼城邦國家之外，英國、法國、西班牙和荷蘭等國都已經成型，國家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
特別在新大陸發現之後，隨著貿易的擴大，美洲金銀的開採，爭奪市場和殖民地的競爭開始了。
在各國的內部，由於封建傳統的存在，國王和貴族的博弈一直都在持續。國王為了擴大權力，必須用發展經濟來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國王必須有強大的稅收，來建立隸屬於自己而不是貴族的國家軍隊。於是，以貿易競爭來積累財富，成為了首選手段。
國王所依託的力量，不是舊的田園貴族，而是新興的商人階層。國王向商人階層出售特許經營的牌照，商人則通過繳納特許經營費和稅收，來支持國王。當然，他們自己也賺得缽滿盆盈。
比如，荷蘭和英國差不多同時在17世紀初（中國明朝後期）建立了各自的東印度公司， 給予它們在印度和東南亞進行貿易的特許權，兩家公司的股本都以新興商人的出資為主。
倫敦東印度公司的總部東印度大樓
在重商主義指導下的國際經濟活動中，特許商人和國王兩者可以說是“各司其責”。
商人要做的主要工作，是通過發展製造業、手工業，不斷擴大出口，賺回金銀。美洲金礦被發現之後，
西歐各國展開了全球範圍的金銀爭奪戰——不是靠戰爭，而是靠貿易。金銀在這個時代被看成是唯一的硬通貨，是真正的財富，國家強大的核心標準即是誰擁有的黃金最多。
而國王的任務主要有三個。一是建立強大的陸軍和海軍，在陸地和海洋保衛商人們的利益；二是設置關稅，將本國市場留給自己人；第三是整合國內的要素市場，降低內部成本，支持特許商人對外打貿易戰。
前兩個任務很好理解，但第三個則比較特殊，它具有很強的現代性。比如，取消內部“關稅”，提高了物流效率，降低了物流成本，其實也打擊分疆裂土，收取“過路費”的貴族。此外，把依附於田園貴族的農民解放出來，充實到勞動力市場，也意味著舊貴族的逐漸瓦解。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這一時期的西歐國家甚至還用嚴刑峻法來懲罰那些不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亨利八世在任期間，英國絞死了7000多個職業小偷。亨利八世還頒佈法律，那些身強力壯卻不勞動的流浪漢，初次被發現將被割掉耳朵，再犯將被處死。
為什麼以大憲章而聞名的英國，在那個時代還會頒佈這些反人權的法律？道理很簡單，國王希望擴大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壓低工資，有利於特許經營的商業貴族。重商主義的精髓，從中足以窺豹一斑。
自由市場
在經濟學思想流變的長河之中，重商主義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沒有重商主義，就不會有資本主義的近代經濟。
在國際範圍內看，在重商主義的指導之下，從15世紀到17世紀，歐洲的民族國家展開了席捲全球的大規模“商戰”，構建起了全球化世界最初的輪廓，也為工業革命打下了物質和制度基礎——航海技術在這個時代達到了“前蒸汽機時代”的巔峰，而特許經營之下，股份制被髮明用來分散風險，公司作為現代經濟組織開始崛起。
在各國內部，重商主義的進步意義也是明顯的。如果說火藥和熱兵器削弱了封建貴族的軍事優勢，那麼在重商主義之下，國王、國家和特許商人的聯合，則摧毀了舊貴族的經濟和社會基礎。藉助於貿易積累的財富，國王和國家的財政不斷充實，其權力也不斷擴大。
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的倫敦
同樣，新興商人地位也不斷提高，教會對商業活動的壓制成為了歷史，商人成為獨立而強大的政治力量。同時，新興商人也開始通過各種特許契約制約著國王。於是，
現代國家的治理框架開始形成，這是資產階級革命之所以爆發的社會條件。然而，重商主義的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它至少有三個缺陷。
首先，它對財富的定義出現了嚴重偏差。重商主義將金銀看作財富的主要形式，出口商品的目的即是為國家積累金銀儲備。
造成這種“偏執”的原因，除了金銀本身的貴金屬屬性之外，還在於當時的人類還沒有進入信用貨幣時代（銀行體系創造信用），人們只相信貴金屬。
等到美洲金礦開始大規模開採，貴金屬產量暴增。於是，它們大量流入重商主義實踐最成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其結果是導致了國內嚴重的通貨膨脹，最後損害了整個國家的經濟。相反，在金銀主產區南美洲缺乏影響力的英國，則沒有出現這個問題。
第二，重商主義者沒有看到分工的好處。重商主義者推崇關稅，而且推崇一條龍式的最終產品出口。
比如，英國曾一度禁止綿羊出口，即便綿羊生產的羊毛可能回到英國的紡織工廠，織成紡織品再從英國出口。因為，在重商主義者看來，產業鏈內部貿易也會造成國家的財富損失。國家財富最大化的手段只有一個，就是必須全產業鏈一條龍通吃。
重商主義的第三個缺陷是它有走向集權主義的風險。國王財力的增長，也同時帶來了權力的擴大，對國內要素市場的整合，也削弱了可能制約國王的城邦和貴族。
重商主義的三個缺陷，最終是通過古典主義或者說自由主義的興起來解決的。這個學派的開山鼻祖是亞當·斯密，他系統性地回應了重商主義的三個缺陷，並給出瞭解決方案。
近代手工工廠僱員
斯密認為，財富的存在形式不是金銀，而是人類自己創造的產品和服務，金銀的數量終歸有限，但人類創造財富的能力卻是無限的；分工是提高人類財富創造能力的最好辦法，因為每個人，每個國家都有著自己的稟賦優勢（斯密提出的是絕對優勢），所以要降低關稅，通過分工來發展國際貿易；人類必須用“看不見的手”，而不是國王來配置資源，市場機制的效率最高，福利的損失也最小。
亞當·斯密的古典主義論述，是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基石。從18世紀到今天，古典主義的觀點指導著人類300年的經濟實踐。至今，他們依然是市場經濟國家關於經濟問題最大的“政治正確”與不容動搖的核心價值觀。
凱恩斯崛起
在亞當·斯密到凱恩斯之間，還有璨若星河的經濟學家群體，比如在斯密絕對優勢基礎上提出比較優勢的大衛·李嘉圖，提出“生育陷阱”而廣為人知的馬爾薩斯以及引領了邊際革命的馬歇爾等。凱恩斯是馬歇爾在劍橋大學的學生。
“凱恩斯主義”最廣為人知的，是他創造性地解釋了經濟危機的根源，並提出了應對經濟危機的方法論。
在過去，古典主義經濟學認為，在一個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中，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所以社會的總需求始終等於總供給，達到一種自然的平衡。即使短暫出現不平衡，也會最終歸結於平衡，這被稱為薩伊定律。
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
從人類歷史的某種哲學視角來看，薩伊定律是一種真理，有著“天下之事，分久必合”的必然性。可是，經濟危機對歷史來說，的確是一種“短暫的不平衡”，但對一個個體來說則是人生的災難和職業生涯的毀滅。
所以，凱恩斯說出了那句有名的話“從長期看，我們都死了”。他在嘲笑，自由主義者對經濟危機的放任自流和束手無策，將帶來災難。
凱恩斯首先找到了危機的根源，他創造性地引入了心理因素。經濟危機是由於有效需求不足所導致的，而有效需求決定於消費和投資。
消費決定於邊際消費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MPC），但根據普通人的心理規律，MPC一般是小於1的，因此社會總會存在消費不足。
而投資的積極性取決於資本持有者的預期收益，而預期收益受到資本的邊際效率影響，而後者必然是遞減的，所以預期收益最終也會遞減，並等於利率，達到這個臨界點是一種必然。預期收益等於利率意味著投資無錢可賺，之後，資本持有者將不再投資。
針對以上癥結，凱恩斯找到了方法論：國家要適時推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財政支出會帶來強大的乘數效應，拉動消費和投資。而貨幣政策則降低了利率，拉長了資本持有者預期收益等於利率這個臨界點到來的時間，這將刺激私人投資。
實際上，今天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應對經濟危機時，採用的都是凱恩斯的那一套。4月份，美國財政部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現金髮放，便是拉動消費。而美聯儲的QE（量化寬鬆）既是為了穩定資產價格，也是希望增加貨幣供應，拉低長期利率，刺激私人投資。
凱恩斯是亞當·斯密之後，最具劃時代意義的經濟學家，他是宏觀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他的理論博大精深，以上的推演只是窺豹一斑。但今天，凱恩斯卻被很多國家的治理者有意無意地曲解。
舉個例子來說，財政政策是有硬性約束的，過高的赤字將帶來民眾和議會對政府的問責，而貨幣政策的約束相對較弱，可能導致政府藉機對普通國民收取“通脹稅”。所以，凱恩斯曾強調，財政政策是主要手段，而貨幣政策只是輔助手段。
描繪“鍍金時代”的漫畫
但今天，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是以貨幣政策為主，而財政政策為輔。發鈔國用貨幣政策向其他國家收取“鑄幣稅”，而其他國家則用貨幣政策向國民收取“通脹稅”，他們都是“偽凱恩斯主義者”。
凱恩斯只提倡過溫和通脹，因為他擔心通縮帶來的物價水平下滑，將摧毀廠商所剩無幾的生產慾望。
偉大的經濟學說是人類的智慧之光，但過去的理論不免被後人故意曲解和利用，就像中國的儒家學說會被帝王們肢解一樣。
新冠肺炎疫情帶來了衰退風險，但另一種風險也在浮出水面：重啟重商主義的貿易保護，藉助於“偽凱恩斯主義”的國家擴權，以及以貨幣政策為手段的成本轉嫁。
作者 | 南風窗常務副主編 譚保羅
編輯 | 李少威
排版 | 阿麗菜
圖片 | 部分來源於網絡
南風窗新媒體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