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
范仲淹可不是欧阳修的千里马，他比欧阳修大十几岁，算是欧阳修的前辈了。
范仲淹（989年10月1日－1052年6月19日 ），字希文。祖籍邠州，后移居苏州吴县。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 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庆历三年（1043年），出任参知政事，发起“庆历新政”。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自请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在扶疾上任的途中逝世，年六十四。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楚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
范仲淹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让范文正公名垂千古了。因为它充分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血脉里传承不断的家国情怀。和这句话一样著名的大概就是出自【孟子】的“达则兼济天下，贫则独善其身”。
传统上对范仲淹这句名言的解释已经无需在言，不过在这里我倒是愿意再矫情两句，算是一种来自现代人的补充吧。原来的解释更多地是一种人生态度，也许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即从能力的角度出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前提是你得先于一个时代的风气感受到他可能存在的忧患和不足，而这，就变成了一种能力。用今天的话讲，这就要保持相当的批判，反思的精神，这可不是光喊喊口号就能轻易做到的事情。好了，继续说范仲淹的故事。
范仲淹少年贫苦，典型的“寒儒”。
范仲淹幼年丧父，四岁时随继父迁至长山 ，励志苦读于醴泉寺。因家境贫寒，便用两升小米煮粥，隔夜粥凝固后，用刀切为四块，早晚各食两块，再切一些腌菜佐食。 成年后，范仲淹又到应天书院刻苦攻读，冬天读书疲倦发困时，就用冷水洗脸，没有东西吃时，就喝稀粥度日。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困苦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经过苦读，范仲淹终于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官至参知政事。
宋代的其他名臣们，苦过范仲淹的恐怕是没有。一般而言，少小时分物质条件的极端困顿要么导致成人后的唯利是图，要么就是宽厚仁爱，范仲淹就是宽厚长者的典型。这很可能得益于当时整个社会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另一个猜测是范仲淹青少年时代的授业恩师绝非庸常塾师，是他的熏陶培养了范仲淹宽厚高洁的品质，这从范仲淹后来非常注重经学的研究和体悟可见一斑。有一个故事可以对范仲淹的这种价值取向做一个注解。
张载少年时，喜欢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二十一岁时，谒见范仲淹，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作为将领实在屈才，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他读《中庸》。后来张载遍观释老，无所得反而求六经，后成为北宋五子之一，宋明理学关学的创始人，一代大儒。
没有对经学有过深入研究，缺乏深刻体会的人是不会有这种洞见的。
范仲淹在行为上的正直更是出了名的，他向来对君主采取的态度是儒家教导的“危言危行”。据记载，
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十九岁，章献太后（宋真宗章献皇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上疏奏报内廷，没有获得答复。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书入宫，再次石沉大海。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遍观范仲淹一生的政治行为，这种事情发生过很多次。所以，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所谓“书生意气”了，或者什么政治投机之类的把戏，而是他为人为官的坚定不移的信仰。
范仲淹在北宋名臣榜里出类拔萃的原因除了个人品质，更仰仗他文武全才的能力。他是那种典型的“出将入相”，全能型的官员。他一生中有很多年是在边关维护武备，训练军队，甚至直接指挥军队作战的日子中度过的。这使得他相比于其他的名臣，少了一些文绉绉的书卷气，而多了不少金戈铁马，气壮山河的硬朗和豪迈。
当然，北宋的士大夫们都爱美女，而且都是公然的。有记载说，范仲淹也曾经向一个朋友讨要过自己喜欢的美女，用的是典型的士大夫方式，即写诗言志。内容对我们来说过于隐晦，看不太懂，大概齐意思就是说我看上了你那么一个小姑娘，方便吗？结果自然朋友就给他送到了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不过范老先生这种事情干得很少，无损于他的声名，我想主要还是他没有太多的时间花在这种事情上。
如果说欧阳修和范仲淹都是那个时代孕育的正直，大度，器宇轩昂的国家栋梁。那么欧阳修可能更为风流潇洒，坦率自然一点。而范仲淹则更具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那就是他的厚重。
范仲淹治理国家崇尚忠厚，勤政爱民，深得百姓爱戴。范仲淹戍边西北时，邠州、庆州的百姓和众多的羌部族，在其生前就悬挂他的画像以祭拜。范仲淹去世后，闻知消息的人无不扼腕叹息，羌部族的数百首领，像孝子一样放声痛哭，并斋戒三日以后才离开。
这是一个能让异族人民，他曾经的敌人为之哭号的男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