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郝柏林先生（1934—2018）是大家熟知的著名理論物理學家，他在中國物理學科發展大業裡深耕苦幹、身先士卒，影響並激勵了很多後學投身其中，接棒傳承。2011年4月郝柏林先生曾在復旦大學物理系及理論生命科學研究中心發表演講，講述自己的成長奮鬥過程。之後又受邀在多所學術單位作同樣內容的報告，深受聽眾歡迎。郝先生去世後，根據他2013年在復旦大學希德書院的報告錄音，由復旦大學物理系周魯衛教授文字整理、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劉寄星研究員修改審核成文，收入吳曉明主編的《書院的理念與探索——復旦大學書院講演錄II》（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文中郝先生結合自己年輕時的經歷，回憶並講述了大量有趣的往事。郝先生這篇富有哲理的講演中所體現的在困境中的奮鬥精神和積極的人生態度，必然會對年輕的朋友們有所啟發。值此郝先生去世兩週年之際，《物理》雜誌徵得郝柏林先生家屬同意，特分三次刊發此文，以饗讀者。
撰文 | 郝柏林
整理 | 周魯衛、劉寄星
來源：中國物理學會期刊網
1 快變量和慢變量
今天給同學們講點我年輕時的故事。我先要說點一般的概念，就是快變量和慢變量的概念。任何隨時間變化的系統，都可以叫做“動力系統”。複雜的系統，可以用很多變量描寫。粗略地說，這些變量可以分作慢變量和快變量。慢變量對時間的導數比較小；如果它變化非常慢，導數就很小；它不變了，導數就為零。所以慢變量的極限情況是不隨時間變，不隨時間變的量就不叫變量，而叫參數。一個系統裡有些參數可以調，給一個參數，觀察系統的行為，過一會變一個參數。所以實際上參數也是一種變量，只是變得很慢。在這個意義上講，參數和變量並沒有太大差別。這麼粗略地分成兩組變量以後，你會觀察到：快變量受慢變量控制。參數很明顯，參數調了，這個行為就跟著變。所以系統受參數控制。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在計算數學裡有套方法叫“絕熱消去法”，就是把快變量消去，讓快變量的導數都等於零，這樣方程就不再是微分方程了。把它當超越方程解出來，將解代到前面那個方程組裡，方程組就變小了。
德國有位赫爾曼·哈肯教授，他提倡一門學問——synergetics (協同學) 。20世紀80年代國內協同學也很熱，翻譯了一些書。其實當中的內容並不特別新，有一些統計、複雜系統、非線性系統的行為，有些共同的東西，作者將它們總結到一塊。把慢變量控制快變量叫做奴役原理，說的是快變量受慢變量奴役。我今天提到這件事情，是希望大家從這個角度想一下人生。人生百年，相對於國家的、民族的歷史文化語言，人是快變量；而歷史文化是慢變量，語言是慢變量。一個小孩哪怕長大了以後是語言學家、語言大師，也不可能造一種語言，說中國人以後就說我發明的語言。他還得用自己在搖籃裡學會的民族傳下來的語言講話，進行創造。他可以寫下千古名句，可以留下很好的作品，可以造一些新字。說到新字，“她”字，這就是語言大師劉半農造出來的。他可以造一個字，但是他沒辦法改變整個中文。所以說語言是慢變量。
認識到什麼是慢變量，對於人生考慮很多問題非常重要。因為慢變量是人所改變不了的，父母把你生在現在這個時代，你才可以到這樣的學校裡學習，有這個環境。我和你們同樣年齡的時候，是另外一種命運。這對大家考慮我們的社會現象也很重要。我知道年輕人對周圍的很多事情是不滿意的，都滿意就怪了，我們應當看到不足，人類才有進步，你才能帶點新東西來。但是這個時候你就得分析，什麼東西是歷史文化長時間留下來的，你在短時間內改變不了。但是你也得明白，你的貢獻多了以後，加起來是有限數，有限數是可以起作用的，所以也不能消極。還有，我們常說時間過得快，過得慢，大家估計不一樣。我們搞物理的人測量什麼東西都有個單位，那麼主觀地測量時間快慢，用的單位是什麼？我考慮了一下，很可能是我們的年齡。比方說你是個小孩，五六歲，那時候你看著中學生，一個個挺大的，心裡想什麼時候才能熬到中學；到了大學以後，你就覺得大學這四年過得很快；到了我這個歲數，時間過得快得不得了，即使活100，我已經過了 3/4，剩下不到 1/4 了，所以我就有一種緊迫感。而你們，也許只過了 1/5 ，還有 4/5 的前途，所以你現在可以玩，可以浪費點時間。這個緊迫感就不一樣。大家可以想一想這件事兒，你真正想明白了，大概就會把時間抓得緊一點，因為你是快變量，你不抓緊乾的話，你的事就做得少了。
2 15歲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我是個積極分子，幹什麼都積極。所以我就從這說起。1949年我14歲，北平解放，現在叫北京。1月31號在西直門換崗 1)，解放軍入城，我們積極歡迎解放軍。5月4號，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通過了新團章。劉少奇在天安門檢閱北京青年，那時的廣場比現在小多了，很窄的一道。那天下著小雨，我們在廣場上唱起“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一邊下著雨，一邊唱明朗的天，很高興。團章登在報上，我看了一下，覺得很好，我得去入團。我知道我們中學後面有一排平房，有個地方掛著《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河北省立中學團總支部》的牌子，我就鑽到團總支裡去。值班的是一位比我高三年的、高二的同學，叫崔自鐸，現在是中央黨校退休的哲學教授，我跟崔學長一輩子保持著聯繫。那時候他問我，你想要入團，誰是介紹人呢？我說入團還要介紹人？連這個都沒讀明白，我就去了。顯然，團組織注意到了我這個積極分子。在1949年的暑假，北京解放以後的第一個暑假，團組織給年輕人組織了很多活動。初中學生叫做“暑期青年學園”，就是把靠近的幾個中學的學生組織起來，找一個適中的中學校園，大家在那兒搞各種暑期活動。他們叫我辦壁報，因為我在學校裡辦過。我辦壁報是自發的，因為北京市是和平解放的，國民黨、三青團都還來得及做一些工作。剛解放的時候，共產黨也沒有公開，大家知道，北京的共產黨組織真正公開是1949年7月1日。這之前我們知道有一些人是共產黨，但也有很多人沒有把身份亮出來，所以學校裡的情況也比較亂，和平解放就有這個後果。很多壁報社是共產黨做後臺的，但有的是三青團做後臺。後來我知道，黨組織還調查過我們壁報社。我們社叫“學爬”，報頭上畫了個小孩在學爬，那是我的一位會畫畫的同學畫的。意思是說解放了，很多東西我們要學，要像小孩一樣，從學爬開始。後來黨組織調查，發現我們沒什麼背景，就把我弄去辦壁報。我很積極，我是在東四區委入團的，不是在學校。清華大學進城做工作的一位地下黨員，還有北京女二中的一位學生幹部，介紹我入團了。
開學之前我從區委將關係轉回學校，成為學校的一名團員。回到學校的第一件事是建立少先隊，發展少先隊員。少先隊是在青年團之後才建立的。2009年10月慶祝過少先隊建立60週年。記得我們發展到最早的四個隊員開聯歡會，拉他們唱歌，大家一起很熱鬧。後來我還做過學生會工作。那時候學生會工作可不是老師指定的，現在很多學生會幹部由老師安排，那時候要競選，要演說，通過競選到學生會去。當然我們背後有黨組織。我在河北高中做學生會主席的時候，背後有學生會黨組，因為學生會工作也重要，現在連大學的學生會都沒有黨組了。當時學生會做很多現在是大人做的事，結果就“因公曠課”，這種曠課是很合理的，老師不敢管。我創的一個記錄是，一星期曠課40個小時，忙得沒時間上課。我的很多夥伴也是這樣，功課學得很糟糕，結果出了問題。初中化學考了59分，那時是百分制。試卷發下來，每道題都有分數，那些分數加在一塊，總分只有59，可是卷子上寫著75。我還是誠實的，就跟老師說。老師叫張銘德，是留日的學生。那時候留日學生也在高中教書。我說：“張老師你算錯了，加在一塊只有59分。”他把卷子接過去，在教室前那麼一抖，說：“郝柏林挺積極的，給他75分行不行？”，大夥一起鬨，說“行”。我就這麼拿了個75分。這件事對我的人生道路教訓很大。我明白了，老師們對我們這些積極的學生幹部不大敢管，但是我們也並不太自覺。後來覺得當學生，反正得把功課學好，得努力。這之後我就注意缺了功課要補上，不能隨意曠課，習題都要做了。到哪兒做習題？我們住校，晚上10點到處熄燈，沒地方可以看書。但我是學生會幹部，學生會的伙食由我們自己辦，夥委會歸我們管，而夥委會辦公室可以晝夜開燈，因為要算賬。我就這樣躲在那兒把功課補上，儘量學好。
伙食工作原來也是大人管著的。進入高中時，有一個反貪汙反浪費的“三反五反”運動，把我們總務主任給抓了，說是“抓出個貪汙大老虎”。學生會調了位高二同學來兼總務主任，課都不上了。當然乾得很不錯，之後他去過蘇聯，後來在北京師範大學做教授。夥委會原來也是大人在管，後來由學生自己組織伙食團，伙食一下就好了。可見年輕人有很多本領，很大的能量，要讓他們去做事。老師、輔導員要學會當後臺，出主意，許多事情讓學生自己去組織，自己去做，發揮他們的作用。現在我們的教育可是有大問題，這個問題我說不清在哪兒。現在家長、學生、老師，三頭受罪，這裡面似乎存在某種死循環，我不知道如何開解，這是高考等等因素造成的。大概要靠發展去解決，等到我們國家發展到上大學變成比較普通的事，或許這個問題才能最終解決。國家總要發展，如果不發展，很多問題解決不了。
3 18歲加入中國共產黨
努力學習，在當時並沒有很明確的目的，並沒有想為了上大學。我初中畢業考高中，功課還是不錯的。當時北京最好的中學是男四中 (現為市立四中，男女合校)、師大男附中 (現也合校了，仍然是最好的學校)，還有一所河北高中，簡稱“冀高”。當時各個學校自己招生，前兩所我入學考試都考了第一名。在冀高我考了第四名，很明顯，我前面有三位能人。我最後選擇了河北高中，因為這個學校好，就是說去的地方有比你強的，對你有好處。上高中時，我們有些同學在一塊兒“摽著勁”比了3年。不過說起來，這個“比”是不大對稱的，我是兼做著很多社會工作，有的人什麼社會工作也不做。
解放初期冀高的四位學生幹部。右起：王錫羊、劉鵬志、郝柏林、王紹符(1992年攝於北京豐盛衚衕老舍故居)
當時考進高中後，考大學沒問題。當時好大學主要就是北大、清華、北航、北醫這四所學校。高中入學考試時有一道初中物理題，說一個人照平面鏡，要看到自己的全身，這個鏡子最短得有多大的長度？大家知道標準答案是你的身高的一半。但是再假定你的眼睛長到腦門最上頭，畫一下就知道，也是一半。在答這道題的時候，標準答案當然我是答出來了。後來想了想，學物理的人就得多想各種事。如果這面鏡子不平行著放，把它斜過來，人就可以短一點。於是我在這道題後頭就發揮了，我說平行的話是一半，如果允許把鏡子斜過來，可以比一半還短。老師閱卷後批上：“此生有替考可能，口試時注意。”我怎麼知道這件事呢？本來我們是看不到試卷的，後來差不多到高三了，勞動時到倉庫裡領廢紙，恰巧是我們那一年入學考試的卷子。大家都忙著找各自的試卷，我把自己的作為檔案保存起來，一直到“文革”時期。上高中後，同學們就分化了，努力唸書的連團都不入，當時有個說法叫“冀高不入團，入團上師專”。什麼是師專？那時河北省的教育比南方落後許多，大家看看這些老院士、老學部委員盡是江浙一代的，沒幾個北方的。而且在北方做縣官的，都是南方來的，還帶著紹興師爺。南方有些縣裡有大學，蘇州就有東吳大學。現在的臺灣台北還有東吳大學，就是蘇州大學。蘇州大學現在校園裡還留著一個老校門，紀念東吳大學。但北方不是。解放的時候，河北省130個縣，大概只有三十幾個縣有中學。要發展教育，培養教師，就找這些基礎好、歸河北省管的高中，在學校裡建立師範班，這就是師專。那時同學中也有不少人，跟現在差不多，不大願意上師範。因此黨員、團員整班地調到師範班。有個學生黨員說他不去，第二天就貼出佈告來，開除黨籍。所以我們這些在學校裡做學生幹部的 (那時我已經入團) ，要爭取入黨，根本沒想將來要考大學。我們的出路是什麼呢？要麼留在學校工作，或者就調出去當幹部。我的學長王蒙，就是後來當過文化部長的著名作家，他比我高兩級，我們同校，我高一，他高三。他高三沒上完，東四區委組織部一個電話就把他調走了，把鋪蓋一卷，就上組織部當幹部去了。當時這個現象非常普遍，因為那個時候高中生黨員已經是高級知識分子了。我們都有這類準備，說不定哪天一個電話，就把我們調走了。
郝柏林(中)同其兩位入黨介紹人2016年6月在北京合影。左為鋼鐵專家劉正才，右為德語教授許震民
4 1953：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一年
1953年我高中畢業，這一年非常特別，我永遠忘不了。1953年是首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1952年底上級發了一個通知，說：“近查亂調學生黨員的情況過於嚴重，今後沒有組織部門批准，不許亂調學生黨員。”一下子把我們畢業班四個班的 18位黨員全部送進高考考場。這個時候差別就顯現出來了。我的那些沒有努力唸書的同學也都考上大學了，因為當時考大學容易，大學的招生總人數超過高中的畢業生總人數。那時候剛解放，急著要把大學辦起來，所以把解放軍的一些戰士，上過小學，初中還沒有讀過的，調出來上工農速成中學。用一年兩年教給他一些知識，然後調出來考大學。年輕的幹部，動員他們考大學，所以考大學並不太難。但 是，考得好壞對於學校的選擇會不同。考得不行雖說上不了好大學，反正有一個大學上。我從小就想學物理，而且想學理論物理，自己也說不明白理論物理是什麼？填志願是北大物理系、北大數學系、北大哲學系。這個哲學叫自然哲學，心裡想跟物理還有點關係。發榜的時候，沒有我。不過我們已經安心了，因為接到通知，要到北京俄語專修學校二部報到。對當時的年輕人，這是最好的出路。就是準備到蘇聯去留學，這是留蘇預備部。
那個時候出國可不是自己能夠安排的，你光有本事也不行，一定得組織挑選到你，並且你功課得可以。顯然我們考得還是不錯的，把我們錄取到俄專去了。我就轉關係上了俄專。這個關係是通過中共中央組織部轉去的，因為要從中學轉到東四區委，再轉到北京市委。俄專當時是中共中央機關的一部分，歸中共中央馬列主義編譯局管。編譯局局長師哲，就是周恩來總理參加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談判時，在那裡協助周恩來，會好幾國語言的師哲，他是一位老黨員，也是俄專校長。大家可能知道杜勒斯在一次日內瓦談判時，拒絕跟周恩來握手。就是在這個事情發生的那次，莫洛托夫馬上把師哲請來，莫洛托夫做主席，讓師哲協助他主持會議。轉關係要通過組織部，我到中共中央組織部去過一次，就是這回轉關係。有許多東西到了俄專才第一回聽說。忽然廣播說“17級以上幹部在那開會”，我們過去當中學生的根本不知道“什麼級幹部”，但是我們中間有很多是調幹生，他們有些是14級的、17級的幹部，有時候他們要專門開會。9個月時間學俄語，我原來學英語的，就要從俄文字母學起，然後就直接到蘇聯聽課去了。
那時還有3個月的“忠誠老實運動”，就是出國審查。運動中要個人交代跟組織調查相結合。回到家去問父母，家裡有什麼人是“殺、 關、管、逃”的。“殺”就是被鎮壓了；“關”就是關在監獄裡；“管”是在街道上，在村子裡，被管制勞動；“逃”就是逃到海外去了，其中包括港澳臺。家裡要有的話，就得老實向組織交代。我們那個時候出國審查是很嚴格的，有些人沒有通過審查。沒有通過審查的人，現在回想起來，沒有受歧視。他們耽誤了一年，學了俄語，沒有出國，但是他想上哪個大學自己挑，基本上都到國內的好大學去了。後來在我們國家發生一些事，由於出身、背 景，由於父母等等因素，個人受到歧視，這些都是1957年以後的事。在解放初期，像我們到俄專是1953、1954年，還沒有這個問題。
5 出國專業分配：亂點鴛鴦譜
在分配出國後所學專業時，這之前我們是填了表的，我的志願當然還是物理。出國專業分配，我說是“亂點鴛鴦譜”。給我分配了一個從來沒見過的專業，“煤礦工業的經濟和組織”。那時剛解放，負責分配專業的那些教育部的幹部，大概上過大學的不多，他們拿著蘇聯的這些專業表心裡想，國家開始建設了，這個工業、那個工業當然都需要，就點了我們這些年輕人去。只有一些專業他們知道不能亂點：跳舞的，唱歌的，彈鋼琴的。原來幹這個的，出國還是幹這個。劉詩昆，著名鋼琴家，是跟我們一塊兒出國的。他之前就是彈鋼琴的，到蘇聯還彈鋼琴，所以這一輩子彈得很好。我們這些人就是“大路貨”，隨便分配。這個亂點鴛鴦譜，還是真點出一些鴛鴦來。有一個小姑娘想學化學，結果分配給她的專業叫“有色冶金工業的經濟和組織”，這是蘇聯的術語，黑色是鋼鐵，所有其他的金屬是有色。“有色”裡藏著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放射性元素鈾。所以中蘇在50年代曾經在新疆搞過聯合有色金屬開發公司。那是什麼東西？就是蘇聯人來搶採我們的鈾礦。中國跟對方“聯合”搞公司，我們有多少技術？開發的東西到了哪裡？可想而知。後來毛主席把旅順、大連收回來了，也停辦了跟他們合辦的這家有色金屬公司。這些事兒很多人不知道，這是中蘇關係真正公開破裂之前的事，他們當時已經很不高興了。這個小姑娘當然就跟我到了一個學校，以後我們就一輩子在一塊了！
左：郝柏林和夫人張淑譽在烏克蘭的玉米地裡(1957年夏)。右：郝柏林夫婦在集體農莊的櫻桃樹下(1958年夏)
1954年8月，經過11個晝夜的火車顛簸，我們1500名留蘇學生到達莫斯科，由蘇聯教育部和中國大使館工作人員分派到各地的學校上學。我是學生頭，因為原來是學生黨員、學生幹部。他們把我叫去，給了我一份名單，有14個人，還有介紹信、火車票。讓我帶這些人到哈爾科夫。哈爾科夫是烏克蘭的一座大型工業城市，“二戰”前的烏克蘭首都，現在的首都是基輔。基輔在歷史上是它的首都。但是俄國的西部邊界由於政治形勢，一會這麼挪，一會那麼挪。大國之間的軍事爭鬥，有一些夾在中間的小國就非常倒黴，波蘭就是其一。哪邊強了，它就得躲遠一點。波蘭的領土一直在德國跟俄國之間擺來擺去， “二戰”把波蘭東邊擠了一塊給蘇聯，現在還是蘇聯的，戰後把德國奧得河以西地區劃給波蘭，許多德國人被趕了出去，這些都是在現代史上發生的。戰後烏克蘭的邊界往西移了，基輔又到了比較內地的位置，恢復了它的首都地位。我們去的是它原來的首都叫哈爾科夫。到了工程經濟學院，蘇聯學生也不喜歡這個學院，有一個俄文詞叫тряпка，是中文“抹布”的意思，俄國人把這個學校叫“抹布學校”，所設專業叫做“抹布專業”。我們就去學這個“抹布專業”去了，沒有一箇中國同學喜歡它。但是當時在分配專業之前聽了大報告，表了態要服從組織分配，國家需要什麼就學什麼，都已經說過了。誰也不能去鬧這個事兒，所以心裡很不舒服。
1954年的深秋已經到了學校之後，我自己在學校外頭樹底下的長椅子上坐下來，召開了一次一個人的“政治局會議”。你們不知道這個典故，想知道它要去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書中的保爾·柯察金，在蘇俄內戰時跟白匪打仗的時候受了重傷，戰友們都以為他犧牲了，結果他回到了老家，在母親的關照下恢復了健康，他又回去重新當工人。這時，他的夥伴裡有一些已經在烏克蘭共青團中央做領導職務了。有一天保爾在海邊的長椅子上坐下來，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決定了自己將來的人生應當怎麼辦。我們那時候都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所以我學樣也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我自己做了個重要決議，就是物理學不成了。但是我還有對數學的興趣，所以就決定自學數學。為了不受批評，還不能表現出來不喜歡學經濟，還要把經濟方面的課都學好，就是在兩條戰線上奮鬥，革命加拼命。但這種拼命要有個前提，身體得比較好。要沒這點基本本錢的話，拼命是拼不起的。於是，我就在那裡自學數學，完全沒有未來的更多的目的，只是作為一種愛好，覺得自我安慰，或者像業餘愛好一樣學著數學，唸了不少東西。
6 意外機遇：1956年夏天轉學
1956年夏天突然來了一個機會，可以轉學了。那個時候的留學生，不管是黨員還是非黨員，一定是按照黨組織編起來的，一個城市有個總支，每個學校有個支部。我在總支做總支委員，我們的書記比我年紀要大，東北工學院去的。東北工學院現在是東北大學的一部分。這位書記我一輩子都感謝他，前幾年我們取得了聯繫。他了解我的內心痛苦。所以1956年暑假他到莫斯科去開總支書記會議之前跟我說，你給使館寫個報告，我給你帶去。這條他就跟很多書記不一樣，大多是要給你做工作，勸你別鬧專業思想，根本不會說給你帶轉學報告去。結果他顯然帶去了，而且說了好話，回來的時候傳達了使館的指示，要我就地轉學。意思就是批准了你轉學，但不到別的城市去，就在這個城市裡轉學。哈爾科夫有所國立大學，當時物理方面在蘇聯排到老三或者老四，老大是莫斯科，老二是列寧格勒。老三和老四應當是第比利斯大學，它低溫物理很強，還有哈爾科夫大學。工程經濟學院的老師一聽說我可以到哈爾科夫大學去，他們都挺高興。我們的數學老師是一位不比我們大幾歲的年輕女性，叫卡佳·薩福琴科。她後來嫁給我們班一位叫塔拉索夫的同學，所以改了姓，叫塔拉索娃。俄國的女性出嫁後跟西方一樣隨夫姓，“娃”是女性名字的結尾。順便告訴大家，這個師生戀現象當時並不奇怪。“二戰”以後的蘇聯，男人少女人多，這位男同學是參加過“二戰”的，是進入我國東北打垮日寇的蘇聯紅軍中的士兵。後來他才來上大學，所以在班上也是年紀比較大的，他是蘇共黨員。他就把我們的小數學老師娶去當太太了。結婚時我們都參加了。過了很多很多年，到了90年代我到蘇聯去的時候，他已經得心臟病去世了，但是老太太還在，我們見了面。那時就是卡佳帶我到哈爾科夫大學去找物理數學系主任辦理轉學的。
共青團哈爾科夫市委為剛到達的中國留學生在森林公園舉行聚會，左三為郝柏林(1954年9月中旬)
7 Ilya M. Lifshitz教授的面試
系主任一聽經濟學院來了個人，要學物理，還要學理論物理，做不了決定。打電話把理論物理教研室主任叫來了，這位教研室主任I. M. Lifshitz (1960 年被選為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1970選為院士) ，他是E. M. Lifshitz (1976當選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1981當選院士) 的弟弟。搞物理的人都知道有《理論物理學教程》，十大卷，朗道和慄夫席茲著。同一個慄夫席茲的姓，但不是同一個人。那個慄夫席茲前面是E. M.，他們兩個人名字首寫字母的第二個字母一樣，說明他們是同一個父親。因為俄國人名字，名字的第二部分是父名，把父親的名字搬來作為第二個名字。所以這是哥倆。那位哥哥跟朗道工作了一輩子，一起寫了《理論物理學教程》，當然他也有貢獻。弟弟離朗道比較遠，他也算是一個學派的，但是獨立了，沒有在朗道身邊。這個也很重要，在非常強的人身邊，有的時候一個人的成長反倒慢。所以這位弟弟是1960年當選蘇聯科學院的通訊院士，到了1970年當選院士，而哥哥當通訊院士，當院士，比弟弟晚了好多年。
慄夫席茲先跟我談話，那時候我的俄文足夠好了，我就跟他說了一番，他聽完後說：“你的問題的理論方面完全清楚，現在要看一看實際方面”，拿了一張白紙，就給我畫了這個積分：
這個積分是個定積分，是沒有原函數的。你不可能寫出原函數，把上限、下限代進去，一減，那不行。原函數沒有，所以你得有技巧，把它算出來，技巧弄對了很簡單，不對的話你就根本沒轍。我把它做出來了，表明我自學數學是學了點東西。慄夫席茲寫了第二道題，求解線性常微分方程組
但是我在工程經濟學院的時候，參加《政治經濟學》和《理論力學》兩個課外研究小組，這也是要在兩條線上戰鬥的。《政治經濟學》小組，我寫了一篇論文，獲得了哈爾科夫共青團市委的獎勵，獎給我76盧布。76盧布是什麼概念？那個時候我們留學的本科生一個月的助學金是50盧布，研究生是70盧布，所以拿到的獎金比研究生一個月助學金還多一點，我買了6本物理、數學的書。有些書一直跟我到現在。
《理論力學》小組裡老師教過我們拉普拉斯變換。解這樣的方程，第一步就是做拉普拉斯變換。做完後，它就變成代數方程，不再是微分方程，不過也就到此為止了。如果那些係數具體一點，你可以把它因式分解，變成好多括號連乘，然後繼續往前走幾步，再做反拉普拉斯變換，把方程組解了。但是慄夫席茲給我的是一般形式，做完變換就前進不了了。慄夫席茲一看我做完拉普拉斯變換，就說夠了。然後再畫個題，一共畫了四、五個題，我都給他做出來了。他把我帶到系主任辦公室，說“這個學生知道的數學，比物理系三年級多一點，可以把他收下來”。什麼是機遇，什麼是奮鬥？轉學的事情當然是機遇。但是如果平常沒有自學數學，沒有通過慄夫席茲這幾道題的話，他說這個學生不行，我們不能收，那我還得回到經濟學院去，即使有了機遇，也抓不住。
後來才知道，批准我轉學這件事也是一次特別的機遇。因為我們的教育部和政府也理解到，像撒胡椒麵那樣給學生分專業不大好，於是決定要調整已在蘇聯的學生的專業，通知已經到了使館。由於這件事太複雜，要到1957年才能正式開始實行，不過前一年使館已經接到了通知。所以使館的幹部絕不會平白無故地批准一個本科生的轉學報告，正是因為有中央通知的這個精神，他們作為個例，批了兩名學生轉學。那年除了我之外，還有陳春先轉學物理。《物理》雜誌2009年第11期有我寫的《懷念陳春先》一文，他70歲剛過就過世了。關於這個人，有一件事大家現在仍然提到，那就是1980年10月，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陳春先首先下海，創辦了第一家民營企業。我們兩個人當時不認識，但是同時被使館批准轉學物理，他轉到莫斯科大學，我轉到哈爾科夫大學，我們的合作是以後的事兒。
8 1957—1958在蘇聯挨中國同學整
轉學很好，但也不那麼順利。我給大家講講捱整的故事。我1956年轉學後，很快就到了1957年，國內反右的那一年，中央有明確指示，在留蘇學生中不搞反右運動，進行正面教育，實在有思想問題的送回國。上頭有這麼個精神。但是我遇見了一位整人的支部書記。他也是個留學生，而且比我低兩班。我轉學過去後，本來想轉到三年級，但學校不同意，因為要補考所有沒有學過的物理、數學課程，還要在物理系補做初級和中級物理實驗，我就必須去上二年級。使館同意我退一年，上二年級。這時國內在1956年派了一批同學到哈爾科夫大學，於淥就是那批的。當時都按支部組織起來，我們的支部書記也是那一屆同學的支部書記。這個書記是個整人能手，他在我們的學生中整了不少人，其中有一位就真被他送回國去了。挨批的原因是因為他是“不專不紅”的典型。那時候提倡“又紅又專”，插紅旗，拔白旗。“大躍進”時，這些口號我們這位書記跟得很快。那個給送回國的同學，兩三年以前我們一起在上海吃飯，他是同濟大學退休教授，是一位很優秀的人，回來奮鬥了一番，最後當了教授，當然現在也都退了，像我這個年齡的人了，這是被送回來的。在連續批他的最後一次會上，支部書記宣佈：“下一次我們批一個只專不紅的對象，郝柏林”。在他看來，功課學得好，叫 “只專不紅”。我覺得自己還蠻紅的，蠻注意政治的。不過我們的這位書記，他學習很糟糕，就是會整人。這件事情過了以後，倒著想，一個人捱過整，是一種有益的經歷，至少再遇到困難的時候會使人更堅強，而不是一捱打就趴下。這類事情我們經過“文革”的人，有很清楚的認識。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有些人在運動中被猛烈衝擊想不通自殺時，我就跟老伴張淑譽說過，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個想學化學的小姑娘，我說我們無論如何出現什麼情況都不能自殺，如果什麼人告訴你郝柏林死了，自殺了，你絕對不要相信。我們之間有這樣的默契。當然我們也沒捱整到這個程度，挺過來了。有個別朋友沒有挺過來，現在想起來很惋惜。這種經歷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種經驗，捱過整，人就比較堅強。另外還有一個好處，你不可能下狠手去整別人。遇見輪著你可以整人的時候，你就會思考一番了。我曾經輪上這種事兒，那就是“文革”初期，一下子反過來，對造反的這些人要整他們了，劉少奇派工作組這件事，就是那個時候。我在研究室裡要執行這個精神，就是說要我們“整人”，在實驗室裡找那些貼大字報的，其實也就是整一些比我晚畢業幾年的大學畢業生。但這事沒有一個月的功夫就又翻過來了。後來我們就挨批了。批判我的時候，那些捱過整的人曾對我有一段評價，他們說，郝柏林整人是比較“標準的”，上頭讓他幹什麼他就幹什麼，他自己沒有“發明創造”。上頭怎麼佈置我就怎麼處理，並沒有惡意添加些什麼，這樣群眾還是能夠理解的，這與自己捱過整有關係。所以捱整不完全是壞事，所有的事情都有兩面性。
左：郝柏林(左四)為老學部委員張鈺哲(右四)做俄語翻譯時攝於哈爾科夫大學天文臺(1958年)。右：張鈺哲先生為郝柏林攝於哈爾科夫市中心(1958年)
由於搞批判讓人際關係比較緊張，1958年暑假使館要求各個學校舉行“交心”活動，緩和緩和關係，不能貼大字報。跟蘇聯方面借了一間大教室，貼了滿牆的小字報。我們有二十幾個中國同學，然後就提躍進計劃。1958年正好是大躍進的第一年，1957年“反右”之 後，連續三年大躍進。由於捱整，心裡實在不舒服，所以我跟女朋友商量，說我提一個躍進計劃，我仍然按照原來應當1959年畢業回國的計劃，把剩下的兩年的課並在一年裡上完後1959年回國，而不是照使館批准的1960年回國，同時請求解除我的支部委員職務。對於這件事，我們的書記很高興，欣然把我的支部委員免了，於是我集中力量來對付考試。這就得提到蘇聯方面的教育制度，當時 (現在我不知道，大概還是老樣子) 就是學生如果覺得老師這門課我都懂了，你可以不聽。可以在開學的時候給老師打個電話，說：“這門課講的東西我都知道了，您給我直接考試吧”。他們的考試都是口試。老師跟你約個時間，通常到他的辦公室。去了以後，他問你一堆問題，如果你真答上來的話，他就給你打分數，這門課就結束了，你可以不去聽課。所以我拼命地準備。這些準備是在我的女朋友全力以赴的後勤支持之下進行的。開學之後，我連著考完13門課，是因為我要把三個學期的課集中在一個學期裡結束，跟別的同學一樣留出一個學期做畢業論文。
（未完待續）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物理學會期刊網”。本文選自《物理》2020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