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要先從明朝的“南北榜案”說起
南北榜案又被叫做“劉三吾舞弊案”，與之前的四大案不同，這是一樁千古奇冤。明洪武三十年，藍玉案尚未結案，大明王朝在血雨腥風中迎來三年一次的科舉。由於，藍玉案牽涉太廣，無數朝官下臺，所以，這次的科舉無疑是朝廷補充新鮮血液的絕佳良機。
由於，本次科舉的意義比較特殊，朱元璋經深思熟慮，決定任用年近八十的老翰林劉三吾為主考官。
劉三吾在當時可謂大儒，此人是元朝舊臣，元末時就曾擔任過廣西提學，明朝建立後更是多有建樹。明王朝的科舉制度條例就是由他制訂，明初的刑法《大誥》也是由他作序，此外他還主編過《寰宇通志》，這是當下中國人瞭解當時中國周邊國家的百科全書。他與汪睿、朱善三人並稱為“三老”，可謂是人品才學俱佳的士林領袖。
但是，讓劉三吾未曾想到的是，這次科舉竟成了讓他斷送性命的不歸路，最終被凌遲。
然而，這一切都源於一個莫名其妙的巧合。
二月開科之初，五十一名貢士經過一個月的爭相角逐，最終，陳安邸在殿試中脫穎而出，高中狀元，而榜眼和探花則分別為尹昌隆和劉鄂。當三人沉浸在金榜題名的喜悅中時，禮部的大門卻被考生們團團圍住，大量名落孫山的讀書人擊鼓鳴冤，南京街頭上甚至有學子沿途攔轎告狀。一時間，“科舉舞弊”成了南京老百姓們茶餘飯後的談資。
考生們喊冤的原因十分簡單，也非常奇妙。
這一年，會試中成功上榜的五十一名貢士，竟沒有一個北方人，全都是南方學子。這種巧合使北方學子們大感不平。於是，他們來到街頭巷尾散播流言，有人說：主考官們收了賄賂。也有人說：主考官搞差別對待。每種說法都被傳得有鼻子有眼，讓主考官們百口莫辯。
當消息傳到朝堂後，滿朝文武皆驚，前後有十多個監察御史上奏，請求皇帝徹查此案。朱元璋火冒三丈，草根出身的他，最恨的就是貪贓枉法徇私舞弊的傢伙。三月初十，朱元璋下旨命令十二個官員組隊調查此案，這十二人無不是德才兼備且敢諫敢言的老臣。
然而，經過一個多月的審查後，調查小組得到的結果讓朱元璋大感困惑：劉三吾等考官們公平公正，上榜的五十一名考生都有真才實學，沒有任何差錯。
結果一經公佈，全國各界為之譁然，來自北方的學子們自然心存不滿，朝中的北方官員們更是替自己家鄉的考生鳴不平，要求，另選官員重新審理此案，並對所有涉案官員嚴肅處理。讓人瞠目結舌的是，此時的朱元璋竟做出一個極端的決定。
同年五月，朱元璋下旨將劉三吾、紀善、白信三人定為“藍玉餘黨”。更是將劉三吾早年替胡惟庸伸冤的舊事重提，給劉三吾扣上了謀反的帽子將其凌遲處死。六月份，朱元璋親自批覆試卷，重新擬定榜單，在這份天子親自擬定的大榜中，上榜的五十一人竟全是北方人。
這起案件過後，明朝的科舉制度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革，自此，朝廷不再從全國範圍統一錄取考生，而是南北“分而治之”。
所謂的“分而治之”，就是指：南方一張榜單，北方一張榜單，互不干涉。南方與北方的學子，根據南北雙方的不同進行分別排榜，當榜單擬定後統一進京參加殿試。
這一制度不但貫穿整個明朝科舉，時至今日，高考中出現的“分區劃線”，也有“南北榜”的影子。
雖說，最終朱元璋用南北平衡的方式宣佈“南北榜”案告終，但是，這起案件背後潛藏的因素，仍值得後人深究。
第一個潛藏的因素就是：為什麼在經過複查後，所有中榜的仍是南方學子呢？這究竟是一種奇妙的巧合，還是真有官員徇私舞弊呢？
想要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說起“明朝文化中心的南移”。
其實，這一現象的發生並非始於明朝，早在安史之亂時期就已有了文化中心南遷的苗頭，到南宋時期逐漸成為一種趨勢。北宋覆滅後，大量北方文士隨著朝廷遷往南方，使南方的文學界得到長足的發展。元朝統治時期，曾一度廢除了科舉制，雖說，後期重開科考，但是，漢人並不受重視，所以，憑藉真才實學入仕的學子在朝廷地位不高。
由於，北方經歷了金、元幾百年的異族統治，不論文化還是經濟都已遠遠落後。可以說，在明朝之前，中國南、北方文化存在極大的差距，並且，明朝建國後，推行的教育和科舉制度進一步擴大了這一差距。從教育體制上來看，明朝各地學府的設置與朱元璋打天下的路線息息相關，朱元璋早期的佔領地中教育普及較早，不論從師資力量還是文化水平上都遠勝於北方。
當然，明朝初期，北方不乏人才，但是，北方的人才均對朱元璋的政權持觀望態度。
由於朱元璋上位之初屢興文字獄，使大量北方文士遇害，所以，許多北方文士採取避世的態度，隱居深山老林，這樣的情況致使明朝初期南方的教育遠勝於北方。
甚至，為了封閉天下人的思想，朱元璋掀起了“八股取士”之風。這種考試的利弊我們姑且不提，僅從八股文的源頭來說。
八股始於王安石，原本，並無文體要求，可是，隨著時間推移，這種考試的形式逐漸成了定式，風格特點也日漸定型。而制定明朝八股文考試製度的，正是南方名士劉基和宋濂。由南方名士制定的考試範圍、文體規範、考試要求，自然對南方學子有利。
所以，每當開科取士，南方學子自然佔得先機。
而表現南、北方學子水平差異最直觀的數字，就是洪武三年，首次科舉中兩地考生的成績。在這場考試中，北方學子只有二百五十人被錄取，而錄取的南方學子比北方學子多一百人。駭人聽聞的“南北榜”案，案發前明朝曾進行了六次科舉，在這六場科舉中，高中狀元的全都是南方學子，而貢士的錄取人數南方也遠遠大於北方。
這裡，更可怕的是，南方學子的錄取率越來越高，到了第六次科舉時被錄取的北方學子已寥寥無幾。
那麼，既然事實如此，為什麼在面對“清一色南方學子”時，朱元璋會做出這樣強烈的反應呢？
原因就是：這場科舉牽涉到一個極為敏感的政治問題——“藍玉案”。
這場轟動全國的謀反案持續了多年，十萬人或多或少地遭到牽連，其中，又以各級官吏為主。藍玉被殺前常年駐守在北方，案發後受到牽連的大多為北方官員。由於，北方官場被大規模肅清，這種局勢在學子圈中營造了一種恐怖的氛圍，許多北方學子對仕途產生恐懼，選擇避而不出。根據當年的統計數據來看，參加科舉的北方考生僅為往年的一半。
作為一個身居廟堂之上的政治家，朱元璋深諳御人之道。在長時間的大洗牌後，全國都已感受到天子的盛怒，該是時候向天下人施恩了。倘若，任由事態發展，北方學子將在常年的打壓中一蹶不振，形成“北方無士子”的慘劇。為了緩和與北方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朱元璋在這場科舉中有意大量提拔北方學子。
但是，可惜的是這場科舉的主考官是心無雜念的劉三吾。
南北考生之間文化水平的天差地別，加上，劉三吾的剛正不阿，最終，造就了北方無人被錄取的巧合事件。當錄取結果公諸於眾後，引發了北方學子圈的輿論抨擊，朱元璋當然不能承認北方學子已落後於人的現狀，這樣只會讓事態更加惡化罷了。最終，為了平復北方學子的怒火，劉三吾成了替罪羔羊。之後，隨著南北榜的出臺，南北學子的錄取問題得到妥善解決。
當然，“南北榜”也並非百利而無一害，後期引發明朝官場拉幫結夥的黨政，實際上，正是這種“分而考之”政策的弊端。
自“南北榜”劃分之後，明朝官場上的官員關係，除了師生關係外，老鄉關係也呈越演越烈之勢，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間的親疏尤其明顯。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間拉幫結派，也漸成常態。明朝萬曆時期大臣邱瞬就曾總結道：“而今朋黨有三途，同榜而出為其一，座主門生為其二，同年而出為其三。”“鄉黨”關係，反而凌駕於師生關係之上。
萬曆末期至天啟初期令後人詬病的“黨爭”，朝中分為“齊黨”、“楚黨”、“浙黨”相互攻擊，“分榜”制度，確是為其溫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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