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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赫魯曉夫被迫下臺，勃列日涅夫接手了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
勃列日涅夫上臺後面對的是一個亂象叢生的蘇聯社會。
由於此前赫魯曉夫過分強調外太空活動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作用，國家資金被毫無限制地用來發展外太空項目，蘇聯的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破壞。
更加嚴重的是，蘇聯外太空管理體制十分混亂，各個研究所之間的惡性競爭與資源浪費的現象普遍存在。
因此，對於勃列日涅夫而言，當務之急是儘快調整蘇聯的外太空國防政策。
在政治地位得到穩固後，勃列日涅夫制定了“三步走”政策：
一、合理制定外空計劃，減少外空項目的投入，尤其是非軍事項目的投入資金。
二、結束設計局之間分散的管理模式，削弱個別設計局特權，建立集中統一管理模式。
三、加強中央領導權力，分散軍工管理體系負責人對國防工業和外空活動的控制權。
仔細一分析，這三項舉措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將外太空事業進行權力回收。
早在50年代末期，蘇聯的導彈與外太空活動的管理權就歸屬於軍事工業委員會下的國防工業技術委員會。
這是一個綜合性很強的委員會，旗下設立多個分局，負責研究包括坦克、火炮、小型武器、軍火等項目，其中的第7管理局是蘇聯導彈和外空活動的主管機構。
被廢棄的蘇聯研究所
如此分散的研發模式雖然有利於整合項目資源，但是它最大的弊端則在於很難做到協調統一，沒有主心骨的領導，各個研究所之間很容易造成資源浪費。
最典型的權力膨脹就是科羅廖夫。
他和他的第一實驗設計局在完成了“東方號”的研究任務後，一下子成為了蘇聯國防部的寵兒，所有相關的資源都開始朝他傾斜。
於是，科羅廖夫決定自行研究外太空計劃，甚至經常越級彙報工作，給蘇聯外太空項目的整體研究造成了不小的混亂。
這其實是蘇聯外太空模式的一種“意外嘗試”——科羅廖夫可能也沒想到，他的做法其實是有可能將蘇聯的外太空事業帶到新的高度的！
如果當時蘇聯能將外太空事業和國防部門分割開來，讓科羅廖夫獨立進行外太空事業的研究，那麼蘇聯很有可能成為第一個登上月球的國家。
但遺憾的是，當時蘇聯的外太空事業一直是和國防緊密相連的，所有項目資金都必須依靠國防部門的投入。
在赫魯曉夫時代，蘇聯的外太空事業發展受到領導人個人意願的制約，而到了勃列日涅夫時代，這種情況依然沒有發生改變······
勃列日涅夫重啟“登月計劃”
在赫魯曉夫下臺的前兩個月，蘇共中央委員會和蘇聯部長會議曾通過了“探索月球及外層空間”的工作決議。
赫魯曉夫明確指示：
為了慶祝蘇聯十月革命50週年，切洛梅必須要在1967年10月前實現繞月飛行，而科羅廖夫則必須安排宇航員在1968年底完成登月飛行。
赫魯曉夫之所以這麼信心滿滿其實是有原因的：
切洛梅在1963年研發出了一種新式的洲際導彈“УР-500”，這種導彈不僅功率強大，而且在其四次軌道發射中，只有一次失敗的記錄，這對於一枚新型的火箭來說是極其令人振奮的！
切洛梅有因此取代了科羅廖夫的位置，成為赫魯曉夫末期最器重的設計師。
切洛梅
蘇聯媒體大肆宣傳“УР-500”的功效，並把該導彈命名為“質子”號火箭。
1964年8月，蘇聯出臺的載人環月計劃讓切羅梅獲取了探索月球的通行證，蘇共高層對切洛梅和他的“質子號”火箭充滿了信心。
切洛梅是個很擅長把握機會的人，他抓住機會向赫魯曉夫推銷了他的方案——以“東方號”為基礎，將繞月和登月兩個目標同時分開進行。
毫無疑問，赫魯曉夫同意了這個方案。
但有一個人站出來反對——科羅廖夫。
早在東方號飛行時期，科羅廖夫就意識到以東方號為基礎的繞月飛船的侷限性，因此，提出建造比東方號更大的飛船。
此外，他還建議蘇聯國防部，“繞月飛行”和“登月”其實可以作為一個項目的不同階段來研究，這樣既提高了效率又節約了資金。
唯一的缺點是科羅廖夫的方案存在技術難關，需要時間來突破技術瓶頸，為此科羅廖夫提前了4年進行準備。
但因為“YP-500”火箭具有短時間的效益，赫魯曉夫依然將指揮權交到了切洛梅的手裡——就這樣，科羅廖夫四年的心血付之東流了。
從這一刻開始，科羅廖夫和切洛梅就變成了敵對關係，兩人在研究過程中的相互掣肘使得蘇聯的航空計劃變得寸步難行。
在矛盾不斷擴大的情況下，科羅廖夫寫信給勃列日涅夫，表達了自己對蘇聯月球計劃的看法，在信中科羅廖夫將蘇聯的月球計劃與美國阿波羅計劃做了對比：
蘇美的探月計劃都是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發射載人繞月飛船接近月球，獲取月球表面初步的研究資料，第二步發射載人登月飛船登陸月球。
但是美國是一個項目實現兩個目標，我們卻用兩個項目實現兩個目標，這將造成國家力量和資源的分散與浪費。
這是科羅廖夫做的最後的努力，但無奈，儘管勃列日涅夫對他的意見表示支持，但此時勃列日涅夫的全部精力都在謀求蘇共中央總書記上面，根本無暇顧及科羅廖夫的“航空計劃”。
就在科羅廖夫心灰意冷到極點時，一個意外的進程打破了僵局！
蘇聯國防部要求切洛梅在一個月之內拿出“YP-500”火箭的發射計劃，但由於“YP-500”運載火箭的D級助推器屢遭失敗，影響了整個“質子號”火箭的生產進度，切洛梅最終沒能完成上級交代的任務。
而科羅廖夫設計的聯體火箭趨向成熟，得到了大部分專家的認可，最終指揮權又回到了科羅廖夫的手中。
科羅廖夫怎麼也不會想到，多年的研究成果還比不上一個意外的事故來得重要！
命運的玩笑
上天似乎有意要將蘇聯航空事業的玩笑開到底！
1966年1月，剛剛接手總設計師職務的科羅廖夫因病入院，不久之後，因為心臟病帶來的併發症突然去世。
這對於蘇聯的外太空事業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科羅廖夫多年的經驗讓他能很快地處理好政治和科研之間的關係，他的去世標誌著蘇聯在外空領域長達20年的輝煌成為了過去。
接替科羅廖夫的是米申，他的首要任務是領導蘇聯月球計劃重新啟動——為了配合蘇聯的政治要求，米申決定在古巴設立一個特別地面通訊站用來監測美國的月球項目進展情況。
科羅廖夫去世後，蘇聯運載火箭和登月飛船的研製工作由於資金與技術等問題再次陷入困境。
運載火箭技術是是飛船、空間站等外空活動的基石，這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火箭的動力系統，也就是火箭發動機技術。
蘇聯和美國的運載火箭都是從洲際導彈發展而來——因為要在大氣層外飛行，把航天器送入外空，除了火箭的淨推力之外，火箭的比衝也尤為重要，比衝越大，火箭的推力就越持久。
但就在這個關鍵的節骨眼上，蘇聯和美國的做法卻大相徑庭！
蘇聯政府依然以政治為主要因素，對設計團隊的方案橫加干預，並且提供的資金並不充足；而美國則在火箭推進技術領域撥款12億美元！
由馮·布勞恩研製的“土星V”號火箭可以稱得上是人類歷史上使用過的最重、推力最強大的火箭，可將127噸的有效載荷送入地球軌道，這個數字遠遠超過了蘇聯的最大載荷。
“土星V”號火箭的成功標誌著美國在運載火箭發動機技術上至少領先了蘇聯6到7年時間！
到了這一步，蘇聯在外太空和美國競爭已經不再具備任何優勢了，但蘇聯領導人依然沉浸在政治權力鬥爭的漩渦中無法自拔。
在聽完米申的彙報後，蘇聯的政治部門和科研部門爆發了激烈的爭吵。
國防部長安德烈格瑞琴科不客氣地說：
“我不提供人，也不提供錢，我不想和政府一樣把錢花在無用地方，總之我反對登月計劃！”
眼看時間將近，米申只能選擇妥協，他給勃列日涅夫遞交了一份建議書：
米申認為，蘇聯的繞月計劃既不需要在軌道上進行交會與對接，也不需要進行月球軟著陸，雖然在技術上比載人登月簡單得多，但是政治上的轟動效應卻不亞於登上月球，因此搶在美國之前完成繞月飛行，製造轟動效應成為蘇聯的首要任務。
勃列日涅夫同意了這個方案。
在內行人看來，這種本末倒置的方法毫無發展性可言，但對於當時以政治優先的蘇聯來說，首先滿足政治需求的才是最好的。
也正是這種“殺雞取卵”的心理，使得蘇聯在外太空事業的進程逐漸落後於美國，最終造成了內外交困的局面！
